伟炟集团资助了70名贫困地区的孩子完成高等学业，一部分不管是为了感恩还是求职的便利，选择进入了伟炟集团上班，因为董事长杨伟达是社会名人，出了名的爱做慈善，但在慈善外衣的包裹之下，却是赤裸裸的以“救世主”之名而行使的便利之权。

郭玉就是其中一员。她是伟炟集团资助的学生之一，也是杨伟达的秘书之一。

郭玉和杨伟达之间发生的“联系”，说到底，是穷家孩子的单纯和未经世事的穷人思维种下的“根”。

穷人家孩子，或者说是底层出生的孩子，都会有一个标准的性格和思维模式：自卑、胆小、被微利吸引、没有依靠而生出的毫无安全感、没有见识而轻信陌生人、没有兜底所有只能隐忍。

说穿了，就是面对一切不公和侵犯，只能选择妥协和逃避，因为“穷”所以没有见过世面，没有见识，所以深陷短视和无知的怪圈，这就是一个恶性循环，解不开的死结。

郭玉受杨伟达公司资助顺利毕业以后，因为在大城市的工作不好找，又不愿意回老家，所以她选择写信给“恩人”杨伟达，因为从心底里感激他，视他为乐于助人的慈善家，再则是郭玉本身也想走“捷径”。

穷家孩子的单纯，让郭玉只看到了人伪善的一面，而忽视了人性的真相。事实上，杨伟达也回应了郭玉的请求，给了她一份“体面”的工作，一毕业出来就可以来到董事长身这做董秘。

职场人都知道，董秘这份工作并非一般人可以胜任的，也不是未经考核和没有阅历的人可以应聘成功的，尤其是像伟炟集团这样的社会名企，一个未经世事的刚毕业出来的农家孩子，凭什么能做董秘？

郭玉当然是不清楚这一点的，但公司里稍微懂的职场人都会明白这一点。

一名合格的董秘，不仅要帮董事长处理很多工作上的大事，分担所有的日常安排，还要涉及董事长的私人事务和应酬，可谓是董事长身边最为贴心最亲近的人了。

郭玉接受了杨伟达抛出来的好处，为她提供工作，而且还是这样一份职位体面的工作，薪资也是比较可观的，让郭玉在城里扎下脚跟，郭玉不会想到，自己凭什么能获得？凭什么能胜任？又拿什么去回报？难道真的以为杨伟达博爱，是个大善人吗？

杨伟达首先是个生意人，他以利益最大化而首要，其次他为了包装公司才拥有的社会身份，戴一副慈善家的面具，这也是为公司形象服务的，树立公司形象说到底，不也是为利润和社会地位服务吗？

郭玉的原生背景和白纸一张的阅历，让她看不到这些，只是一味地单纯相信杨伟达的善是人性使然，所以才会掉进这个巨大的陷阱里面。

郭玉被杨伟达骚扰以后，认清了杨伟达的真面目，再经过职场上的历练和出社会以后城市生活的人情世故，郭玉才知道了与自己以往完全不一样的生活。

郭玉并不是一开始就自信和有胆量挑战杨伟达这样的身份的人的，她隐忍妥协了很长一段时间，直到知道自己快躲不过去了，自己快将陷入“绝境”的时候，郭玉才想到以法律的办法来让自己解脱。

郭玉第一次来律所咨询的时候，其实也只是想让自己脱身，以为在法律的保护之下有一个万全之策，但很遗憾的是，郭玉并没有找到那个“解”，法律对于女性的保护实在是微不足道，女性在职场永远是弱势群体，除了自保，没有他法。

无论是罗英子、邱华，还是后来陶正并自给郭玉分析的利害关系，郭玉在知晓一切利弊以后，还是选择了这条难走的路，是以自己的前程和名誉受损为代价的“出头鸟”，她不是只要让杨伟达名誉破产那么简单。

先看看现实的利害关系是怎样的吧，陶正的话已经将这个现实说得非常清楚了：

“因为杨伟达是社会名人，你没有任何证据，他还会反咬一口，他会只防守不反攻，一直被动挨打吗？我敢肯定，一旦你的诉讼结果不利，你马上会收到传票，杨伟达一定会诉你侵犯名誉权。

他就是为了自己的地位、家庭、基金、集团，他也会这么做，他可是有证据的，而且他的证据是公开的，因为你毫无根据地指挥他性骚扰，造成了社会评价的降低，到时候你一定会败诉的，他不仅让你名誉破产，还会让你付出经济上的代价，甚至刑事处罚，你承受得起吗？”

这个代价是一般人绝对承受不起的，网络的出现流传开一个词叫“社死”，就是将人和事曝光在社会上，人的名誉“社会性死亡”，变成了人尽皆知的事，大众是不知内情也不明就理的，只是从众性、吃瓜性和自我以为性，但却足以让真正弱势群体和无资源的人受到最大的伤害。

陶正出于现实的冷酷，劝郭玉放弃告杨传达而转拆劳动仲裁，让她获得实际的经济赔偿，更有利于郭玉以后的职业发展和做人。陶正的话是“真心”的。

郭玉在犹豫之间，到律所以“没有证据很难认定”劝郭玉放弃，再到她自己坚定地要告杨伟达，哪怕惨胜，哪怕两败俱伤，也要豁出命去告杨伟达，郭玉的心路历程，不仅仅是一个长时间的思想斗争的过程，还有她的“觉醒”。

郭玉毕竟是受了高等教育了，她不是不理解陶正的规劝，在经过了这么多人为她分析现实大势以后，还有自己的经历，郭玉为什么最终还是选择了“一意孤行”要不惜一切代价，哪怕两败俱伤也要告杨伟达呢？

罗英子和邱华找了四个愿意作证的当事人，却都反悔了，没有人愿意站出来发声，因为这是一件让自己陷入绯闻的漩涡当中的事，案件陷入了僵局，要打只能是输，大家还是劝郭玉放弃，但郭玉却坚定了要告。

原因有以下四点：

1、为自己讨回公道，给自己内心一个交待；

2、让杨伟达名誉破产，以后便不能再行使权力祸害别的女孩儿；

3、郭玉父母对她的辱骂：“忘恩负义，不知天高地厚，胳膊拧不过大腿，又不是什么谷子米，挖一瓢少一瓢，就是摸几下忍忍就完了。”

郭玉的父母一辈子生活在农村，有人有意告诉了他们郭玉在城里发生的事，他们害怕极了，一辈子没有出过农村、舍不得花钱的他们买了票专门过来阻止郭玉，因为他们一辈子“遇到权势就低头，遇到事情就躲着走”就是这么活过来的。

面对父母的胆小隐忍妥协，郭玉既伤心他们不但不保护自己，反而还要让她也跟着委屈求全，一辈子活在恐慌和屈辱中。

郭玉不甘心，也十分反感父母这样的意识。父母的劝说和辱骂刺激了郭玉的“反骨”，她就是要用行动去反抗父母的懦弱和无知。

4、至关重要的一点让郭玉一定要告的是她的“觉醒”，如果说郭玉一辈子和父母一样生活在农村，没有见识，没有文化，遇事可能会是一样的处理态度，一辈子闭着眼，就像井底之蛙一样，没有见识过外面的世界。

但是，郭玉走出了大山，就像青蛙跳出了那口井，看到了无边无际的天空，原来不只井口那般大小，外面还有花草和山河，就像闭着眼的人突然醒过来，睁开眼看见了光明的世界，一切都那么清晰美好。

郭玉激动地哭着对罗英子和邱华说：“如果我还像以前那样活，我为什么要出来读书呀？我吃了上顿等下顿，到了一定年龄，找个人嫁了养一堆娃，不也是过一辈子吗？睁开眼了！我知道人不应该那样活，我好不容易读出来了，也睁开眼了，我不能再闭着眼倒回去啊！所以我要打这个官司呀！”

这四个原因就是郭玉坚持要告杨伟达的出发点，她说：“输不输，赢不赢，那都是别人的事，告不告那是她的事，她就是要给自己一个交待！”

郭玉的“觉醒”让我们看到了见识与文化的“可怕”，有了文化，有了见识，人就有了另外一种活法，相比于之前的被人踩在脚底下也不敢吭声的怯懦，在文化与见识中觉醒后的人，懂得了为自己而活，为自己争取权益的力量，这股力量是，哪怕自我渺小，也要为正义和公平而战的底气与能量。

最终，杨伟达名誉破产，郭玉虽然告嬴了，却几乎成了“社死”之人，但是，觉醒后的郭玉，不再惧怕这些虚无又荒谬的莫虚有评价。

人在经历了一次绝境里重生之后，就会有像梅大梁说的那样的觉悟：“大光明是在大绝望黑暗里生出来的！”

只有走过了完全地黑暗，掉到了谷底，才会有向上反弹的能量和走向光明的契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