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电视剧《功勋》播出后获热烈反响，众多观众被剧中先辈为祖国奉献、服务人民的崇高精神所感动。
周迅在剧中饰演首位诺贝尔奖华人女科学家屠呦呦，该角色展现了科学家的独特魅力，同时也加深了观众对中医领域的理解与认知。
长期以来，虽多数人支持并信任中医，但仍有不少人持续质疑中医价值，宣扬其无用，这种声音造成了不良的社会影响。
建国初期，关于废止中医的争论兴起，毛主席为此撤职两名卫生部副部长，明确态度，坚决反对让西医管理者主导中医事务。
【伟人的中医观念】
中医基于阴阳五行理论，诊疗时采用望闻问切四法，手段多样，不局限于局部治疗，强调气、形、神的和谐统一，与西医的局部治疗理念不同。
中医理论春秋战国时基本成型，经数千年医疗实践，发展成独立体系，对日韩及越南等国的医学发展产生深远影响。
清末后，思想解放与反封建革命蓬勃开展，部分激进人士将中医视为封建残余，与其他传统一并批判，中医因此遭受重创。
毛主席青年时，适逢革命思潮涌动、文化运动兴盛。他反对一味排斥中华传统，坚持理性态度。
1913年，他在《讲堂录》中评论：医道中西各擅其长，中医重气脉，微妙难识，易趋虚；西医重实验，专求质而离气，易失本，两者均有所偏。
显然，他认为中西医理论各异，并无优劣之分，故不应因个人情感贬低一方、抬高另一方。
毛主席作为大局观强的远见领导人，其发展中医思想几经变化，均基于当时实际。尽管思路调整，但平等看待中西医的原则始终未变。
战争时期，毛主席侧重发展西医，这非忽视或打压中医，而是依据实际情况作出的理性决策。
在激战中，我军伤员主要在战地医院集中救治，医院结合中西医，但仍以西医为主。
战争中伤员众多且伤势严重，抢救时时间至关重要。尤其是枪伤患者，中医难以及时救治，西医手术与治疗因其高效性而更具优势。
此外，中医当时缺乏完整科学体系及专门培养学校，导致人才匮乏，部队不得不于各地招募土医生以补充中医队伍。
这些乡村医生多凭长期行医经验，擅长处理日常常见病，但在救治伤员方面，则显得经验不足，难以应对。
在此客观情形下，毛主席及党和部队的其他领导均对西医展现出更为强烈的关注。
他同时强调，需重视草医草药，敌人无法封锁我们。
长征后，各地革命根据地相继建立，为我军提供了稳定阵地。同时，毛主席对中医的认识也愈发深刻。
他因长期居窑洞受寒，关节常痛，重时卧床难起。经西医治疗两月余，症状未见好转。
陕北名医李鼎铭闻讯后，主动为毛主席治疗，采用四剂中药结合按摩调理。主席症状明显好转，此举也让其看到了中医发展的潜力。
1939年，毛主席题词倡导“打破宗派主义”，旨在消除中西医轻视。同年白求恩逝世周年纪念大会上，他重申发展并团结中医的重要性。
在后续多次卫生事业讨论中，主席一再重申，必须坚持中西医并重，共同发展的原则。
【废止中医风波】
新中国成立初期卫生会议上，毛主席着重论述团结中西医问题，并依据当时国家卫生状况，进行了详尽阐述。
当时中国亟待发展，医疗资源匮乏，医学技术滞后，而人口众多，卫生保健任务艰巨，仅凭有限的西医资源，难以有效应对。
此情境下，中医作用不可或缺，亟需团结中西医，并着力提升中医技术水平。
尽管毛主席等领导曾认可中医，但卫生界内长期存在的轻视与否定中医的思想仍难消除，这种观念逐渐酝酿成一场风波。
革命胜利后，我党接管了旧中国医疗机构及卫生人员，但人员构成中，西医占绝大多数，他们对中医持贬低态度。
民国时期，医学界有废除中医的主张，但因战乱频繁，家国处于危亡之际，人们无暇顾及，该思潮未能广泛传播并形成影响。
新中国的诞生赋予国家与民众安宁生活，同时带来各行业改革契机。在此背景下，废除中医的言论在部分人的推动下，再次逐渐浮现。
新中国首次全国卫生行政会议，毛主席题词：团结新老中西医药人员，构建统一战线，奋力开展伟大的人民卫生事业。
此次会议特邀著名医生余云岫，他曾任国民政府卫生部中央卫生委员会委员，此举招致中医界医生的严重抗议。
余云岫民国时极力主张废除中医，持反对立场至敌视，称中医非医学，即便在正式会议中，他仍坚持废除中医的观点。
除余云岫外，多人发表文章批判中医为封建医学，断言其无效，致使中医一度陷入极度困境。
卫生部次年公布《中医师暂行条例》，作为我国首部中医师管理条例，该条例明确了中医师资格的获取方式及其责任与义务的认定标准。
该条例声称旨在保障中医师执业、促进团结及提升中医技术，实则视中医为封建残余，设定严苛条件，其发布无异于对中医的一次围剿。
当时国内，符合《中医师暂行条例》执业资格条件的中医稀少，且在职中医亦需重考资格，以获取执业许可。
考试含笔试与口试，内容超传统中医学范畴。当时国内中医教学未成体系，故很少有人能在考试中取得合格成绩。
管理条例实施两年后，全国近九成中医师丧失执业资格，这对中医发展构成了巨大冲击，堪称毁灭性影响。
围追堵截式的限制与歧视，令半生行医的老中医们痛苦不堪。门庭日渐冷落，学徒愈发稀少，使他们深感未来无望。
中医师们积压诸多不满，认为西医主导的卫生部门意在消灭中医，此举加剧了中西医间的矛盾。
1954年，中医受排挤歧视的情况加剧，引起中央关注。中央文化工作委员会党组向中央提交书面报告，详细陈述了当时对中医存在的不合理政策。
【怒撤副部长】
毛主席审阅文化工委报告后，对卫生部公然违反“团结中西医”方针的行为深感愤慨。
毛主席深爱中国优秀传统文化，自幼受其滋养，热衷研究，并致力于将文化精华与马克思主义融合。
他多次强调，中医不仅是医学，更是中国珍贵的历史文化遗产，需全力保护。
1953年，为扭转轻视中医的风气，毛主席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决定，撤销卫生部副部长贺诚与王斌的职务，以表改革决心。
这两位代表均主张削弱乃至废除中医，屡次阻碍中医进步，并对中医行业提出严厉批评。
撤销两人职务，彰显了毛主席对中医的立场。他将西医领导限制中医的行为比作“神父管和尚”，形象揭示了其不合理性。
尽管有俗语称“外来的和尚好念经”，但若强令外来“神父”管理本地“和尚”，恐将导致本地“和尚”日渐减少。
中医在中华文明史中曾大放异彩，取得众多优秀成果与辉煌成就，对人类生存繁衍作出不可磨灭贡献。
中医在医学领域外亦闪耀着显著光芒，若仅局限于医学范畴争论中西医优劣，将极大限制对中医文化的全面认识。
毛主席支持并推动中医发展，同时强调从历史文化遗产视角审视中医，明确其定位，理清中西医互补关系，避免无谓争执。
1954年，毛主席会晤医学界代表周泽昭等，讨论中医发展。谈话间，他屡次强调中医蕴含的文化特性，旨在明确其重要地位。
他倡导建立研究机构，推崇并深入研究中医，以期重拾民众对中医的信任，并培育重视中医的观念。
中医继承发扬非全盘接受，需以辩证眼光看待，一分为二，汲取精华，剔除糟粕，与其他传统文化继承原则一致。
中西医学并非对立，本质相同但发展路径各异。两者不应水火不容，而应相互包容，实现互补。
中医在现代社会发展应结合实际，不拘泥于传统研究方法，适当借鉴近代科学，平衡继承与改革，以探寻适合自身的发展路径。
1955年，毛主席严斥歧视排斥中医的倾向，表明支持态度，称轻视中医药是资产阶级的奴才思想，体现了对中医的坚决维护。
他称：中国人健康主要依赖中医，非西医。西医数量有限，而中医在保障人民健康方面发挥着巨大作用。
自该年起，我国医药界发起批判歪曲中医药政策运动，逐步放宽中医师限制，废除“中药不报销”等不合理规定，致力于构建中医发展的有利环境。
1956年，正式废止《中医师暂行条例》及细则，同时设立中医司，由著名中医吕炳奎出任司长一职。
【改革发展路漫漫】
新中国成立初期，毛主席提出中医发展构想，基于医疗卫生国情及中医现状，强调中医应成为建国初期医疗卫生事业的主力军。
当时国内中医发展特征显著，行业管理不规范，缺乏系统教学培训，中医师分布零散，技艺传承主要依赖师徒间口耳相传。
中医的诸多特性，使其成为服务社会主义医疗体系的挑战，中医改革之路既漫长又充满艰辛。
毛主席裁撤卫生部两副部长，力挺中医并主张其发展，我国医疗状况显著改善，但仍面临城乡发展不平衡的难题。
截至1964年底，中国城市医疗问题大幅改善，医疗水平显著提高，中医发展逐步规范。然而，农村卫生状况依然严峻。
卫生部当时集中精力于城市卫生改善，对农村投入不足，导致农村中西医资源匮乏，严重影响百姓健康保障。
为解决此问题，毛主席指示调整卫生工作重心，平衡城乡卫生资源，着重改善医疗条件与教育，以全面提升医疗卫生水平。
医疗人才培养倡导中西医结合，选派医学生师从名医积累临床经验，教学中强化尊重中医理念，旨在培育汇通中西医的专业人才。
继承中医实践精神，并借鉴西医研究思路，构建独立完整的中医体系，同时整理相关书籍，汇编成一套系统的中医医典。
在毛主席的关怀及中医司、卫生部推动下，中医进入发展盛期，各地相继建立中医院、中医进修校，持续培育众多杰出中医药人才。
除临床医生坚守一线救治外，中医药科研人才数量显著提升，中医理论体系的建设正逐步步入正轨。
1967年5月，中医药抗疟疾研究组由屠呦呦领衔成立，旨在利用传统中药制剂，对抗当时全球肆虐的疟疾问题。
屠呦呦为我国自主培养的杰出医学人才，毕业于北京医学院药学系，毕业后致力于中药研究，持续至今。
1956年，屠呦呦的两项生药学研究成果被《中药志》收录，对血吸虫病的防治贡献显著，进而提升了中医的地位。
抗疟疾药物研究启动，屠呦呦带领团队日夜奋战，遍查中医古籍与民间药方，融合现代科技分析，力求突破。
屠呦呦与同事历经三年不懈努力，日夜探索，历经多次试验与挫败，终于在1971年发现青蒿抗疟功效，次年成功提取出青蒿素。
2015年，屠呦呦荣获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此为我国科学家首次赢得该奖项。
屠呦呦的成功源于她与团队不懈努力，亦是国家长期支持中医发展的成果，更是中医数千年智慧的累积与传承。
中医人才辈出，持续向国内外证明，中医具备独特价值。
中医话题历来在媒体与社交平台热门榜中占有一席之地，近年来其关注度持续上升。
我国医疗事业进步得益于中医发展，研究中医药与中医技术不仅惠及国民，也对全球具有积极意义。
中医源自中华大地，历经五千年滋养演变，不仅限于医疗，更蕴含深厚的文化价值，不容忽视。
尊重、保护与发展中医，推动我国医学文化进步，是每代中国人不可推卸的责任，也是国家医学文化发展的强大动力。
《新中国成立初期，毛泽东对制定党的中医政策的历史贡献》发表于2019年1月28日《毛泽东研究》，阐述了毛泽东在确立中医政策方面的关键作用。
《探寻毛泽东中医发展思想轨迹》发表于2022年4月1日《党史博览》，文章围绕毛泽东对中医发展的思考与历程进行深入剖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