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人皆知欧盟27个成员国，历来在重大决策上都难以达成一致。可谁能想到，2024年7月的那场对华投资审查计划投票中，竟出现了26:1的罕见局面。更令人意外的是，那个唯一支持票的背后，竟是一个曾经连＂代办级＂外交关系都难以维系的国家。这个国家为何要如此坚决地与中国为敌？欧盟各国为何会如此明确地表达反对？

2024年7月29日，布鲁塞尔的欧盟总部大楼内，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正式提出了一份长达127页的对华投资审查计划。这份被称为＂对外投资筛查机制＂的文件，其核心内容包括三大方面：首先，针对中国企业在欧盟境内的投资行为进行全方位审查，重点关注高科技、能源、基础设施等敏感领域；其次，要求欧盟成员国企业赴华投资时必须进行事前申报和风险评估；最后，建立一个统一的欧盟层面投资审查机构，统筹协调各成员国的对外投资政策。

这份计划的出台并非突发奇想。早在2023年6月，冯德莱恩就在一次闭门会议上向欧盟高层透露了这一想法。当时，她的团队已经开始着手研究美国的＂外国投资风险审查委员会＂（CFIUS）模式。该模式允许美国政府以国家安全为由，否决或限制外国投资者的并购交易。冯德莱恩试图在欧盟打造一个类似的机制。

然而，这份计划在起草过程中就遭遇了重重阻力。欧洲工商业联合会率先发声，指出该计划可能导致投资环境恶化。数据显示，2023年中国对欧盟的直接投资达到320亿欧元，创下近五年新高。其中，德国汽车产业、法国奢侈品行业、意大利制造业都与中国资本有着密切合作。

更具戏剧性的是，在7月29日的表决中，除立陶宛外的26个成员国都投出了反对票。这种高度一致的反对声音在欧盟历史上实属罕见。就连一向与冯德莱恩关系密切的法国和德国，也都选择了站在反对阵营。

背后的原因颇为复杂。首先，欧盟内部普遍认为，在当前经济形势下收紧对华投资政策是一种冒险行为。其次，各成员国对这种超国家层面的投资审查机制心存顾虑，担心布鲁塞尔过度干预各国经济主权。第三，一些成员国认为这份计划过于仓促，缺乏充分的可行性研究和影响评估。

值得注意的是，在计划公布前夕，美国商务部长雷蒙多曾秘密访问布鲁塞尔，与冯德莱恩进行了长达三小时的会谈。这一细节引发了外界对美国在背后施压的猜测。事实上，美国早在2022年就开始推动盟友对中国投资采取更严格的审查措施，试图构建一个跨大西洋的投资审查联盟。

冯德莱恩的对华投资审查计划之所以遭遇如此强烈的反对声浪，很大程度上源于欧洲当前面临的经济困境。2024年第一季度的数据显示，欧元区GDP增长率仅为0.3%，较2023年同期下降0.2个百分点。其中，经济引擎德国更是出现-0.1%的负增长，这也是德国连续第三个季度出现经济萎缩。

2023年年底，欧洲央行行长拉加德在一份内部报告中指出，欧洲经济正面临＂三重压力＂。首先是通胀问题仍未得到有效控制，欧元区整体通胀率维持在4.2%的水平；其次是能源价格波动带来的不确定性，尤其是中东局势紧张导致的油价上涨；最后是制造业持续低迷，订单量连续18个月下滑。

在这种背景下，中国市场对欧洲经济的重要性愈发凸显。2023年，中欧贸易总额达到8472亿欧元，中国连续第三年成为欧盟最大贸易伙伴。特别是在汽车、化工、机械设备等领域，双方已形成深度的产业链互补。以德国大众汽车为例，其在华销量占全球总销量的40%以上，中国市场为其贡献了超过50%的利润。

俄乌冲突的持续也让欧洲经济雪上加霜。自2022年2月冲突爆发以来，欧盟对俄实施了多轮制裁，但这些措施产生了明显的＂反噬＂效应。根据欧盟统计局的数据，2023年欧盟成员国平均能源支出较2021年上涨了76%，一些高度依赖俄罗斯能源的国家，如匈牙利和斯洛伐克，能源成本甚至翻了一番。

为了寻求经济突破，欧洲各国开始积极寻求与中国的合作。2024年3月，意大利总理梅洛尼访华，双方签署了总额达150亿欧元的经贸合作协议。4月，匈牙利总理欧尔班率团访问北京，重点推进布达佩斯-贝尔格莱德铁路项目。就连一向对华持谨慎态度的法国，也在5月派出了由150家企业组成的经贸代表团访华。

值得关注的是，欧盟内部对经济政策的分歧日益加大。以荷兰为代表的＂节俭四国＂主张维持财政纪律，反对扩大赤字；而以法国和意大利为首的南欧国家则呼吁采取更积极的财政政策。这种分歧也反映在对华经济关系上：北欧国家倾向于加强产业竞争力，而南欧国家更看重投资和贸易机会。

在这种复杂局势下，冯德莱恩提出的对华投资审查计划无疑触及了欧盟各国的经济神经。德国工业联合会主席鲁斯沃姆公开表示：＂在当前经济形势下，任何可能影响对外经济关系的措施都需要极其谨慎。我们不能因为政治考量而损害企业利益。＂这种观点在欧洲工商界得到广泛认同，也直接影响了各国政府的投票态度。

在欧盟27个成员国中，立陶宛投出的唯一支持票格外引人注目。这个波罗的海小国为何会在对华投资审查问题上采取如此坚决的立场？这要从2023年底发生的一场特殊疫情说起。

2023年11月，立陶宛首都维尔纽斯突然爆发一场不明原因的呼吸道疾病。短短两周内，该市就有超过2000人出现类似症状。立陶宛卫生部最初认为这只是季节性流感，但患者人数的快速增长和症状的特殊性引起了世界卫生组织的关注。

12月初，立陶宛政府宣布在维尔纽斯发现了一种新型病毒株。这种病毒与2020年的新冠病毒有着惊人的相似度，但传播速度更快，症状更为复杂。立陶宛立即向欧盟申请紧急医疗援助，同时开始追查病毒来源。

调查显示，最早的感染者是维尔纽斯一家中资企业的员工。该企业主要从事医疗设备生产，在当地有约200名员工。更令人担忧的是，这家企业的母公司曾在武汉设有研发中心，而且在疫情爆发前一个月，恰好有一批技术人员从武汉来到维尔纽斯进行技术交流。

尽管中国驻立陶宛代办处多次强调这纯属巧合，并提供了相关人员的核酸检测记录，但立陶宛政府仍决定关闭这家企业并驱逐所有中方人员。这一决定立即引发了中方的强烈抗议。中国商务部随即宣布暂停与立陶宛的所有经贸往来，并要求中国企业重新评估对立投资风险。

2024年1月，立陶宛议会通过了《境外投资安全审查法》，该法案直接针对＂来自非民主国家的投资＂。法案规定，任何来自＂具有潜在国家安全风险国家＂的投资都需要经过特别审查，且相关部门有权以国家安全为由否决任何投资项目。

这场疫情危机给立陶宛带来的不仅是公共卫生压力，更是经济上的重创。据统计，2024年第一季度，立陶宛GDP下降2.1%，失业率上升到8.7%。特别是在中国采取经济反制措施后，立陶宛的出口企业遭受重创，多家依赖中国市场的企业面临破产风险。

面对这种困境，立陶宛政府开始寻求新的经济合作伙伴。2024年3月，立陶宛与台湾签署了半导体产业合作协议，计划在维尔纽斯建立微芯片研发中心。这一举动进一步加剧了立中关系的紧张。到4月份，双方的外交关系已降至建交以来的最低点。

在这种背景下，冯德莱恩提出的对华投资审查计划，恰好符合立陶宛的政策取向。立陶宛外长兰茨贝吉斯在投票前的讲话中表示：＂这不仅是经济问题，更是关乎欧洲未来的安全问题。＂然而，这种强硬立场并未得到其他欧盟成员国的响应。相反，多个成员国对立陶宛的做法表示担忧，认为这可能影响欧盟的整体对华关系。

面对欧盟的投资审查计划和立陶宛的强硬态度，中国的反应可谓迅速而全面。2024年8月2日，中国商务部召开紧急新闻发布会，宣布了一系列针对性措施。这些措施不仅包括对立陶宛的单边制裁，还涉及对整个欧盟的战略调整。

首先，中国完全中止了与立陶宛的经贸往来。这包括暂停所有进出口贸易、冻结双边投资项目、终止技术合作协议等。这些措施的力度之大，在中国对外经济关系史上实属罕见。特别是在供应链方面，中国要求所有在华企业必须在90天内切断与立陶宛企业的业务联系，否则将面临处罚。

其次，中国对欧盟采取了＂分而治之＂的策略。商务部专门成立了＂中欧经贸合作特别工作组＂，与各成员国分别展开双边谈判。这种做法绕开了布鲁塞尔，直接与各国建立独立的经贸渠道。例如，8月15日，中国与匈牙利签署了500亿元人民币规模的基础设施投资协议；8月28日，又与希腊达成了比雷埃夫斯港扩建项目的续约协议。

在技术领域，中国的反制更为巧妙。9月1日，中国发布新版《出口管制法实施条例》，将多项欧盟急需的高科技产品纳入管制清单。这些产品包括新能源汽车电池、光伏组件、稀土加工材料等。这一举措直接影响了欧盟的绿色转型计划。据估算，仅电动汽车电池一项，欧盟对中国的依赖度就高达63%。

在金融领域，中国也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中国人民银行减少了欧元在外汇储备中的占比，同时增加了人民币跨境结算的比重。这种货币政策调整虽然看似技术性变动，但实际上削弱了欧元的国际地位。数据显示，2024年第三季度，欧元在全球支付结算中的份额下降了1.2个百分点。

更具战略意义的是，中国加快了与＂金砖国家＂的经济合作。9月20日在约翰内斯堡举行的金砖峰会上，中国提出建立＂金砖国家投资促进机制＂，这被视为对欧盟投资审查计划的直接回应。该机制旨在为成员国提供更便利的投资环境，并计划在未来五年内实现成员国间1万亿美元的投资规模。

中国的这些反制措施收到了明显效果。到2024年10月，已有多个欧盟成员国表示希望与中国＂重启对话＂。德国经济部长哈贝克甚至公开承认：＂我们需要重新评估对华经济关系的战略。＂欧盟内部也开始出现不同声音，一些成员国质疑投资审查计划的必要性，认为这可能导致更严重的经济损失。

与此同时，中国对立陶宛的制裁持续加码。10月15日，中国海关总署发布公告，全面暂停立陶宛农产品进口。这一决定给立陶宛的农业部门造成重创，导致当地农民举行大规模抗议。立陶宛政府虽然表面上保持强硬，但已开始通过第三国寻求与中国和解的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