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的大知识分子为什么集体性地规避“泗州大圣”称号泗州大圣花钱断代北宋篇2泗州大圣驱五瘟之六老赵闲聊花钱中的抗疫大神系列6
老赵花钱艺术图像笔记三十
作者 老赵之前我们分别阐述了，泗州大圣主题花钱上存在五瘟使者，参见：泗州大圣驱五瘟上篇：老赵闲聊花钱中的抗疫大神系列1，也阐述了泗州大圣花钱属于正神——瘟神——供养人三者关系结构序列，参见：正神慑控下的五瘟使者图像：老赵闲聊泗州大圣驱五瘟中篇。上次我们也系统梳理了泗州大圣在驱瘟上的文本依据：参见：驱瘟语境下的劝善大师泗州大圣：老赵闲聊泗州大圣驱五瘟下篇。
上次我们梳理了唐五代时期僧伽称号的文本信息，参见：
从僧伽名号演变看泗州大圣花钱断代之唐五代篇：老赵闲聊泗州大圣驱五瘟之四
之后我们又梳理了北宋时期僧伽称号的文本信息，参见：
只有两个士人喜欢称呼泗州大圣：老赵闲聊泗州大圣花钱断代之北宋篇
并得出推论，北宋时期无论在政府封号上，还是在书面文本上，对僧伽的主要称呼，还是大师与大士，泗州大圣的称号已经出现，但是总体比较孤立，一则是宋徽宗在自己的御笔中，对泗州大圣改封巨济大士的敕令，另外，在书面文本中，也就是蒋之奇与张舜民，在张口称呼僧伽为泗州大圣。经过上次分析，我们知道，蒋之奇是泗州大圣神迹的整理弘扬者，他与张舜民，都是对佛教有深厚造诣，带有自身的文化立场，又共同亲眼目睹了泗州大圣的显灵，所以蒋之奇与张舜民，是同一个朋友圈，乃至是同一个文化立场，他们对于泗州大圣的追捧与偏爱，也是可以理解的。所以，北宋年间的两次重要的“泗州大圣”的文本记录，其实是同一圈子的文化信息的反馈。
事实是，与蒋之奇张舜民两人偏爱使用泗州大圣称号相反，北宋的以大知识分子为代表的士林群体，似乎都在刻意回避使用“泗州大圣”四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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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苏轼1、苏轼著《东坡志林》卷一曾有“《泗州大圣僧伽传》云：和尚，何国人也”等文字。但是大家要看清楚，其中他提到的泗州大圣，只是对《泗州大圣僧伽传》该书名的引用，并不等于自己在阐述这个称号。这里所说的《泗州大圣僧伽传》，应该就是蒋之奇所撰《泗州大圣明觉普照国师传》。僧伽何国人《泗州大圣僧伽传》云：「和尚何国人也。又世云莫知其所从来，云：『不知何国人也。』」近读《隋史．西域传》，乃有何国。余在惠州，忽被命责儋耳。太守方子容自携告身来，且吊余曰：「此固前定，可无恨。吾妻沈素事僧伽谨甚，一夕梦和尚告别，沈问所往，答云：『当与苏子瞻同行。后七十二日，当有命。』今适七十二日矣，岂非前定乎！」余以谓事之前定者，不待梦而知。然余何人也，而和尚辱与同行，得非夙世有少缘契乎？2、苏轼在元佑七年(1092)三月知扬州军州事充淮南东路兵马钤辖时，曾写《僧伽塔祈雨祝文》，文章标题只提及僧伽两字，文中只涉及大圣普照王；
祈雨僧伽塔祝文维元七年，岁次壬申，三月甲申朔，十二日乙未，龙图阁学士、左朝奉郎、新知扬州军州事充淮南东路兵马钤辖苏轼，谨以香烛茶果之供，敢昭告于大圣普照王之塔。淮东西连岁不稔，农末皆病，公私并竭。重以浙右大荒，无所仰食。望此夏田，以日为岁。大麦已秀，小麦已孕。时雨不至，垂将焦枯。凶丰之决，近在旬日。轼移守广陵，所部十郡。民穷为盗，职守当忧。才短德薄，救之无由。伏愿大圣普照王，以解脱力，行平等慈。噫欠风雷，咳唾雨泽。救焚拯溺，不待崇朝。敬沥肝胆，尚鉴听之。尚飨。
3、北宋绍圣元年(1094)苏轼写泗州大圣像赞时，只称“泗州大士“；“泗州大士谁不见，而有熟视不见者。彼岂无眼业障故，以知见者皆希有。若能便作希有见，从此成佛如翻掌。”4、在《东坡志林》卷一中，对于僧伽，也是直呼僧伽与和尚；（见条1）5、苏轼在吟诵僧伽的《泗州僧伽塔》一诗中，也有对僧伽称呼只字不提的：
泗州僧伽塔我昔南行舟击汴，逆风三日沙吹面。舟人共劝祷灵塔，香火未收旗脚转。回头顷刻失长桥，却到龟山未朝饭。至人无心何厚薄，我自怀私欣所便。耕田欲雨刈欲晴，去得顺风来者怨。若使人人祷辄遂，告物应须日千变。我今身世两悠悠，去无所逐来无恋。得行固愿留不恶，每到有求神亦倦。退之旧云三百尺，澄观所营今已换。不嫌俗士污丹梯，一看云山绕淮甸。
6、更为有趣的是，立志弘扬泗州大圣神迹的蒋之奇与苏轼是嘉祐二年（1057）同年进士。蒋之奇长苏轼五岁，在为新科进士们准备的琼林宴上，蒋之奇与苏轼还是同桌，座主就是欧阳修，所以日后，蒋之奇弹劾欧阳修，门生弹劾座主，被视为小人。此是后话。当时，蒋之奇向苏轼介绍了家乡宜兴的茶事，苏轼从此和蒋之奇成为了好友，“琼林坐相接，遂约卜居阳羡”。焦竑在《焦氏澹园续集》言：“东坡自嘉祐登第，即与同年蒋之奇有终老阳羡之约。”即谓此也。苏轼、蒋之奇，加上钱勰和王钦臣，还被陆游称作“元祐四友”。可见蒋之奇与苏轼关系之密切。苏轼和蒋之奇更是诗文唱和往来不绝。现存苏轼唱和蒋之奇的诗词有数十首。在《晋陵蒋氏宗谱》里，就留有苏轼所留下的许多有关蒋之奇的笔墨。苏轼在《送蒋颖叔荣归》一诗中，赞誉道“裔出钟山远，源流渴水赊。江南无二蒋，尽是九侯家”。在苏轼的《再送蒋颖叔帅熙河二首其一》中表达了两人的厚谊：
再送蒋颖叔帅熙河二首其一使君九万击鹏鲲，肯为阳关一断魂。不用宽心九千里，安西都护国西门。余刃西屠横海鲲，应予诗谶是游魂。归来趁别陶弘景，看挂衣冠神武门。
熙宁年间，苏轼通判杭州，意欲买田筑室卜居宜兴。蒋之奇为此致信宜兴县令，为苏轼觅得善卷洞附近黄墅村一处田地，并嘱亲属蒋公裕为苏轼经营此地。虽然略偏，但每年可产八百担米，可保全家衣食无忧，苏轼十分满意，写诗道“阳羡姑苏已买田，相逢谁信是前缘。”元丰年间因“乌台诗案”失意的苏轼想找终老之地。时任江、淮、荆、浙发运使的蒋之奇多次在金陵、润州与苏轼见面，商议卜居阳羡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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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张舜民作著《郴行录》中，不止一次记录了他与苏东坡交往的经过：
丙寅，招苏子瞻游武昌樊山。……食罢，移舟离真州，泊对岸樊溪口，苏子瞻
以舟涉江，同渴武昌县。
丁卯，会食李令斋，射于县圃。苏子瞻言近获一鱼，似贴而四足，能履地而行，
不敢杀，复纵之江中，或日此鱿鱼也。
当张舜民从郴州返京，苏轼已不在黄州，但东坡雪堂还在，张舜民作《再过黄州苏子瞻雪堂，因书即事，题于武昌王雯斋扉》诗，充满深情厚意：
欹帆侧柂岭边归，重过东坡叩竹扉。
床坐凝尘风自扫，江山无主燕空飞。
门前桃李添新径，井畔梧桐长旧围。
好在江南王钓叟，为君时复晒渔衣。
因“ 乌台诗案” 被贬黄州的苏轼，也非常同情“ 因诗涉谤”被贬郴州的张舜民，“张舜民事件”之后，张舜民被贬通判貌州，苏轼作《次韵张舜民自御史出悴貌州留别》一诗相赠慰籍好友：
玉堂给札气如云，初起湘累复佩银。
樊口凄凉已陈迹，班心突兀见长身。
江湖前日真成梦，鄂杜他年恐 卜邻。
此去若容陪坐啸，故应客主尽诗人。
诗中，苏轼设想了将来二人同居鄂杜，以诗唱和的生活情景，足见两人关系之亲密，情义之深。但是，同居鄂杜的愿望没有能够实现。因为苏轼在常州去世了。张舜民闻讯大恸，作《苏子瞻哀辞》诗缅怀好友：
石与人俱贬，人亡石尚存。
却怜坚重质，不减浪花痕。
满酌中山酒，重添丈八盆。
公兮不归北，万里一招魂。
据 《墨庄漫录》载，苏东坡在中山时，曾得奇石黑石白脉，名其室为“雪浪斋”，后来张舜民守中山，葺治雪浪斋，重安盆石，期待老友苏轼到来。却闻好友噩耗。恸何如哉。
苏、张二人有一些共同的友人，他们的诗歌中，有不少是分别为同一个人所作的的诗歌，如潘彦明、王雯、张碗、章质夫等等。可见苏轼与张舜民属相近的交友圈子。
张舜民多才多艺，颇精于书画，与当时不少名画家都有交往，而且由邓椿《画继》所述可知其书法仿苏轼而笔力遒美，今存其《五味子渴帖》真迹，藏北京阅古楼。张舜民不仅书法效仿苏轼，诗词亦与苏轼同风一气，到了能混入东坡文集的地步，《四库全书总目》卷一五四《画墁集》提要云：“其题庚楼诗有‘万里秋风吹矍发，百年人事倚栏干’之句，世或载之东坡集中，盖由其笔意豪健，与苏轼相近，故后人不能辨别，往往误入轼集也。”张舜民《紫骝马》一诗中的“左牵黄犬右擎苍”也正是化用苏轼的“左牵黄，右擎苍”之句。可见，张舜民不仅与苏轼交好，而且也是苏轼文化艺术的同道乃至粉丝。
7、苏轼的宜兴之缘与僧伽文化地理
苏轼在阳羡（宜兴）往来多次，且买田卜居。北宋熙宁年间（1068-1077），苏轼通判杭州任内曾多次往来于宜兴与杭州之间；熙宁六年（1073），苏东坡来到宜兴与友同游；熙宁七年（1074 ）在黄土村置有田地；元丰七年（1084）八月，苏轼往金陵，与好友蒋之奇、滕元发商议乞居常州（宜兴所属）事，九月间先期到宜兴住了2 个多月，后向朝廷连上二表乞居宜兴，元丰八年（1085 ）获准；元丰八年（1085），苏东坡有宜兴之行，胞弟苏辙也来相聚，苏东坡写诗记题“初归阳羡，子由从歙溪来，与邵梁父子、单锡兄弟同游张公洞，惜别子由”；
元祐七年（1092），出任扬州知州的苏东坡被召回京师。回程前绕道宜兴，拜见了邑令张堂。九月二日，作记赠张堂，离开宜兴。“早发宜兴，饮酒一樽，醺然竟醉”。
绍圣元年（1094）苏东坡被贬英州。他写信告诉朋友参寥“子由分俸七千，迈将家大半就食宜兴”，除二子苏迨、三子苏过随行外，全家老少30多口由长子苏迈带领到宜兴生活，靖康之乱后苏迨去世，其妻欧阳夫人移居阳羡，“昔东坡买田阳羡，凡九百斛，三子之裔共享之”。
据统计，苏轼前后来宜兴不下十多，与宜兴关系密切，在此有友可交，有田可养，有屋可居，有亲人可会。而宜兴与江阴、无锡地理毗近，风俗相通，北宋时宜兴、无锡属常州，江阴为江阴军，现三地均属宽泛广义的无锡市。而当时这个地区存在浓厚的僧伽崇拜的风俗。
北宋宜兴法藏寺有僧伽供奉
宜兴法藏寺始建于六朝萧梁时代，是宜兴最早的寺庙之一，原名重居寺，位于谈村。北宋真宗时改名法藏寺。而弘扬僧伽神迹、频频口称泗州大圣的宜兴人蒋之奇，他就曾向朝廷乞请法藏寺别院为功德寺，朝廷赐额"显亲追孝禅院”（后来的显亲寺，方厓于1341年在显亲寺内曾筑听秋轩）。而在法藏寺地宫中，就恰恰出有僧伽铜像一尊。
铜僧伽造像
地宫中其他佛造像选赏
北宋江阴悟空寺有泗州大圣铭石函而在北宋景德三年（1006年）江阴太平兴国寺僧善聪，就与江阴军悟空院僧应云、行者沈惟素一起，募善款合众力，建造泗州大圣宝塔，在青阳悟空寺华藏塔内设石函，函盖上刻铭文内明确有“泗州大圣”字样。（见下图文物）
南宋国子祭酒李祥编著《大士灭度后灵异事迹》，计故事十八则，曾经叙述高宗建炎三年(1129)，家乡锡山遭金虏之祸，其父于乱中被击而落水几至闷绝。危急之时，其父“ 忽念一门主祀将谁脱，俄见一塔，火光星迸，有僧伽立焉，忽变观音像，手持线三寸，命吞之。始惊觉，自水中奋身而起"。
可见，李祥从小就受到家庭信奉僧伽的影响，他的父亲就是被僧伽所救，也足见，僧伽的神迹，在无锡本地的繁盛与传播力量。
无锡南禅寺
无锡南禅寺
由此可见江阴、宜兴、无锡所在北宋常州地区僧伽信仰之盛。加上偏好称呼泗州大圣的苏轼好友蒋之奇，本身就是同属当时常州的宜兴人，我们或者可以小心地推测，在北宋的常州地区，理应是泗州大圣信仰的一个具有丰饶社会信仰基础的地区。两宋的两个极力弘扬僧伽神迹，频频推广泗州大圣称号的人，北宋的蒋之奇，与南宋的李祥，竟然都是无锡人。而苏轼与有着如此丰饶泗州大圣信仰地区的关系如此密切，这个地区在此前就已经熟练地在庙宇地宫中镌刻了泗州大圣的名号，而在北宋诞生了弘扬僧伽神迹，一口一个泗州大圣的蒋之奇，南宋诞生了弘扬僧伽神迹，一口一个泗州大圣的李祥，可见泗州大圣的称号在此地的普及，而身处其中的苏轼，则毫不将此等名号反映在自己的诗文之中，依然是坚持称僧伽为僧伽、大士，就是不喊泗州大圣。综上所述，北宋时期，弘扬倡导泗州大圣，频频使用泗州大圣最积极的两个人蒋之奇、张舜民，都是苏轼的关系密切的好友无疑，那么作为他们好友的苏轼，为什么在谈及僧伽的时候，不去使用好友蒋之奇、张舜民所乐衷使用的泗州大圣称号，而刻意规避，对于僧伽，只称呼泗州大士呢。
宋代僧伽大士铜造像 赵建军藏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