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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当年，朱允炆被立为太子之时，曾与他那英明神武的皇祖父朱元璋有过一段意味深长的对话。朱元璋出于对大明江山的长远考虑，在全国各地大封朱姓子孙为藩王，美其名曰是让他们防御边关的胡虏，以保江山社稷安稳，正如《皇明史窃》中所记载的：“朕以御虏付诸王，可令边尘不动，贻汝以安。” 朱元璋不仅在军事布局上为后代精心谋划，还耗费数年撰写了一本堪称保姆级别的教科书 ——《皇明祖训》。这本书事无巨细，从如何做皇帝、治国理政、执行制度，到皇帝的生活教条，都安排得妥妥当当。比如说，他要求子孙晚上不能睡太死，得偶尔到院子里查看宫里的情况；晚饭不能吃太饱，要勤溜达帮助消化；和大臣聊天时得带好保镖，宫里还要备好盔甲刀剑和骏马以备不时之需。可见，朱元璋对子孙的方方面面都考虑周全，封藩自然也是他为朱允炆铺就的一条安稳之路。

然而，年纪轻轻的朱允炆却并未乐享其成。面对皇祖父的封藩方针，他提出了一个惊人的疑问：“虏不靖，诸王御之；诸王不靖，孰御之？” 意思是，若有胡虏作乱，藩王们固然可以帮忙平定，但要是藩王们自己作乱，威胁到中央政权，又该如何是好呢？这一问，可把朱元璋问住了，史书记载当时 “太祖默然”。朱元璋或许从未想过自己的儿子们会反攻他的皇太孙，所以沉默许久后，他没有直接回答，而是反问朱允炆，若真有这一天，该如何应对。朱允炆毫不犹豫地给出了自己的答案：“以德怀之，以礼制之，不可则削其地，又不可则变置其人，又其甚则举兵伐之。” 他的思路清晰而有条理，先是想用自身的德行感化藩王，让他们找不到造反的理由；其次以皇家礼制责难，借助舆论压力使其退却；若这些都行不通，就收回他们的土地，降低其身份官阶，削弱他们的势力；实在没办法，才会兵戎相见。而朱允炆后来在靖难之役中的做法，正是按照他当初所设想的策略来执行的。就连朱元璋都对他的这套方法给予了肯定：“是也，无以易此矣。” 由此可见，朱允炆并非我们想象中的那般无能，他早在未登基时，就已对可能出现的藩王之乱有所预见，并准备好了应对之策。

既然朱允炆思虑如此周全，那为何靖难之役还是以他的失败告终呢？这就不得不提到他的对手朱棣了。朱棣的能力确实不容小觑，他少年时代就在漠北战场上历练，就藩北平后又懂得隐忍蛰伏，举兵靖难时更是有着十足的野心和决心，一路上还有众多能人和贤士的襄助。相比之下，朱允炆就像学校里那个只会读书的 “五道杠少年”，而朱棣则是早早在社会上闯荡、打下一片天地的 “霸主”。

在临近登基时，朱允炆也曾询问心腹大臣黄子澄，若藩王造反该如何是好。黄子澄认为各地藩王的兵力仅够自保，不足为惧，并以西汉七国之乱为例，说当年七国之乱最终不也被周亚夫平定了嘛。可他却忽略了一个关键问题，朱允炆的对手朱棣可不是当年的吴王刘濞，而朱允炆手下也没有像周亚夫那样的军事奇才。

有人说，靖难之役失败是因为朱元璋在位时大肆诛杀功臣，导致朱允炆即位后无人可用。但这种说法并不完全正确。从洪武到建文时期，虽然像徐达、常遇春、邓愈等名将或病或死，在建文登基前纷纷凋零，但这并不意味着朱允炆手下就没有可用之才。事实上，平安、盛庸、铁铉、耿炳文、徐辉祖等都是建文时期的优秀武将，就连一直被人诟病的李景隆，也是个通读兵书、常年领兵且负责过对外贸易交流的复合型人才。

而且，朱允炆在短短四年的执政生涯中，展现出了诸多明君、仁君的素养。据《明史》记载，他 “举遗贤，赐民高年米肉絮帛，鳏寡孤独废疾者官为牧养，重农桑，兴学校，考察官吏，振罹灾贫民，旌节孝，瘗暴骨，蠲荒田租…… 侍郎暴昭、夏原吉等二十四人充采访使，分巡天下”。他求贤若渴，推行一系列惠民政策，关心百姓疾苦，重视农业教育，考核官员，还派人到各地了解民情。这样的朱允炆，与我们印象中那个仁慈懦弱、只知读圣贤书的形象截然不同。

所以，我们不能因靖难之役的失败就否定朱允炆的能力。他的失败，更多是因为对手过于强大，而非自身能力不足。靖难之役也并非是一场一边倒的战争，而是一场棋逢对手、朱棣棋高一着的精彩较量。建文四年六月十七日，朱棣以一城之地、数万兵力覆灭了建文政权，创造了属于自己的奇迹。当他加冕为帝的那一刻，不知他心中所想的是即将开启的五征漠北、六下西洋等丰功伟绩，还是在回忆与朱允炆作战时的种种过往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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