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帕特里克·怀曼

虽然英法通过百年战争各自提升了王权，但随即陷入长期动荡，西班牙因而成为欧洲第一个王权稳固、制度成熟的国家。社会与国家博弈之后，代议制开始为国家凝聚力量，西班牙因而有能力推动地理大发现并统治美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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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诸王国的兴起

伊莎贝拉是一个关键时代所有最重要的政治趋势的集中表现。

欧洲各地的统治者，在一群受过高等教育、能干的助手的支持下都想让自己拥有更大的权力。随着王室法庭在越来越大的范围内解释法律，统治者介入了过去几乎从未接触过的领域。

这些人想要发动战争，就像过去在中世纪所做的那样，但他们现在打仗可用的资源更丰富。军队规模更大，也更专业了，可以配备昂贵的大炮，并在公开市场出高价雇到能征善战的雇佣兵为其效力。

打仗花的钱越多，国家就越需要在筹钱的办法上创新。于是为支持某处的围城或主要战役，这帮受过高等教育和能干的官员为国家财政找到的新赋税来源和信贷安排就日趋复杂。

这就是“兴国大业”的古老故事，发展到极致便成为一段被人称道的佳话：君主有远见，他们身边的文官将庞大低效的封建政府架构改革为高效的、具备现代化雏形的官僚机器。

是这些新兴国家开启了近代早期专制君主制以及今日民族国家的先河。

缓慢而稳健的前进步伐始于斯，从有远见的统治者开始，循序渐进，到现代化的萌芽。这听起来像一段理性的、线性的和有意为之的过程，其实事实远非如此。

这段时期的统治者一开始并未想要建立现代化政府的雏形；他们心里所想的目标完全不同，没有那么长远。

到15世纪晚期有些事——很多事——都发生了根本改变。像伊莎贝拉这样的统治者无意按照某一种蓝图最终实现现代国家，但不容置疑的是这段时间里王权的确扩张了。

统治者刻意寻找办法增加资源、加强控制力，而他们基本上也做到了。这与他们本身的聪明才智和当时一系列有利条件有关。

那么，此时究竟是什么力量在扩大呢？15世纪末的西欧诸王朝并非18世纪的行政化的财政——军事国家，也不是19世纪及其后的官僚民族国家，而是统治王朝经过几个世纪的不断积累，恰好拥有某些领土。

更确切地说，这是一群统治者对某些特定领土拥有一系列权利的主张。

法国国王并不拥有其王国，只是他对该王国的统治权有主张。其他人则有更大或更小的、为许多人或极少数的人所承认的主张。

除此之外，主张税收权、司法权、垄断盐税或关税权利的程度，或因领土而异。比如说，法国国王声称他对勃艮第公国有统治权，但这与他在阿基坦公国或阿图瓦省的权利无关。

这些主张由统治者个人取得，也体现在他身上，他可以视情况收回或赠予他人。

通常被称为“等级代表”（estate）的地方贵族和代议机构可以对统治者的这些主张提出异议或表示抗拒，想尽办法为自己争取一些特权和例外。

一个强而有力的统治者能将自己的主张价值最大化，弱势统治者甚至连收取最基本的赋税和施加最基本的权威都得经过一番斗争。

13—14世纪欧洲成熟的政治版图是一张权利主张纵横交错、细密编织的三维挂毯。

因为贵族、修道院、主教辖区、特许城镇和国王都为自己争权，这套系统总是纷争冲突不断。他们的主张范围重叠，彼此冲撞，形成对抗。

一个高价值的庄园的税收究竟是归某一贵族家族还是国王所有？谁有权收取盐税，是地方领主还是主教？法院归领主还是归王室管辖？这便是中世纪政界斗争的主题。

按照历史学家约翰·沃茨的说法，在这许许多多的中世纪晚期政治争端中的大赢家是“王权政体”，他的选词精确但又有些勉强。

王权政体的典型是王国，但又不一定是王国，它的统治者通常是国王，但又不一定是国王。政府的机构是以一个能成功行使司法权、税收权和基本上有武力使用专属权的人为中心设立的。

王权政体——如英格兰、法兰西、卡斯蒂利亚、阿拉贡等——并非欧洲政界唯一的参与者，它们也并不一定会成为政治组织的默认形式。

它们的竞争对手不外乎两大类。在好几个地区，城邦的势力很大，领土面积也不小。威尼斯就是一例，它有自己的海外帝国，反之，莱茵兰的斯特拉斯堡只对其周边地区有控制权。

即使是威尼斯这样

掌握了大量海外领地的城邦

扩大速度也远不如王国

其实，由具备商业实力的商人精英管辖的城邦，最有可能使用最先进的治理和税收办法，要比得看乡绅脸色行事的王国的可能性大得多。

威尼斯虽然核心领地不大，人口也不能与法国甚至阿拉贡的相提并论，可是对付起奥斯曼帝国及其他大国时却威力不凡。

有的地区的城镇同盟势力较大。汉萨同盟（Hanseatic League）控制了波罗的海利润丰厚的贸易，像吕贝克、汉堡、格但斯克和里加等城市中心都是它的加盟城市。

以伯尔尼、苏黎世和施维茨为中心的瑞士邦联也开始崭露头角，因为它挫败了勃艮第公爵“大胆查理”的野心，扩张了领地并摧毁了一些当时最先进的军队。

事实上，所有中世纪晚期的政府形式，不只是王国，都经历了共同的演变，具有共同特性。它们的金融交易都更密集、更复杂，其军政人员的数目增加，能力都有所增强。

这段时间里，还看不出城邦和城市同盟有朝一日会被作为其竞争对手的王室所取代的迹象。

最终王权政体还是胜出了，而这段时间正好是根本转折点。驱动整个过程的是内部的合并与外部的合并。

对内，统治者在其领土边界内，以牺牲其他主张权利者为代价巩固王权。统治者的权力扩大了，资源也多了，尽管他们对权力和资源的使用不如城邦那么有效率。

对外，王国统治者之间相互合并。大国将小国吃掉，偶尔也用流血征服的方式，但更多的是通过联姻。

王权政体都由王室成员统治。它们基本上是王朝国家：国家的整体就是统治者对权利主张的总和，而统治者又将这些主张代代相传。

获得更多权利主张最容易的办法就是联姻。中世纪以来人们一直都是这么做的，但到15世纪末，过程大大加快了，越来越多的领土逐渐落入越来越少的人手中。

这些王朝国家不只是内部在合并，而且过程也变得更加高效、更加复杂；它们也的确变大了，而且变化速度非常快，因为统治者将其子女的婚姻都做了战略安排，增加了对领土统治的新主张。

城邦和城镇同盟合并与扩张的规模速度很难与其比拟。

伊莎贝拉为什么选了斐迪南

这段时间对王朝合并最为积极的直接参与人就是伊莎贝拉。

希龙欲娶她为妻未果后，恩里克四世仍心有不甘，还打算再试。不过伊莎贝拉心意已决，决定牢牢掌握自己的命运。

婚姻是她最大的问题，但也可能是她所面临难题的解决之道，这就是她1468年的处境。

难题出现在三年前离马德里不远的阿维拉城，此地防御工事森严、高耸的城墙沿着四周的山脉蜿蜒穿行，城垛密布其间。

就是在这里，有几位卡斯蒂利亚的贵族和僧侣头面人物发声了，严厉抨击恩里克四世，说他施政不当。

他们说国王太喜欢穆斯林了。他们还说国王个性软弱，像个阴柔的同性恋，缺乏统治能力；甚至说他不是他三岁女儿胡安娜的父亲，所以此女不能成为卡斯蒂利亚王位的继承人。

这些贵族造反派支持伊莎贝拉的弟弟阿方索，不同于小胡安娜的是，这位精力充沛、有仇必报的男孩血统纯正。

这些策划阴谋的人还将恩里克四世的木头人像扔到地上，宣布阿方索为王，给这次人称“阿维拉闹剧”事件更增添了戏剧色彩。

但随着三年后阿方索的去世，伊莎贝拉就变成了事实上可供选择的权力中心，而这是她原先看来不可能扮演的角色。

恩里克四世在她孩提时代就把她和她的母亲赶到阿雷瓦洛（Arévalo）去住，而且还拒绝给她身为先王的女儿应有的收入。

伊莎贝拉喜欢说起她那段艰辛的童年，并声称就是这段经历练就了她的政治领导力。

阿雷瓦洛虽然略为偏远，但也不能说住在那里就等于遭到政治流放，不过伊莎贝拉的说辞确实可以透露出她大概的自我形象认知，我们从中能看出她知道如何让民众接纳一个领导人。

17岁的她已深谙政治游戏规则。此外，她到底是前任国王的合法女儿，如果年幼的胡安娜公主血统有问题——这事已经有人明确质疑并加以政治炒作了——那么，伊莎贝拉就应该是恩里克的法定继承人。

她就是这么想的：阿方索死后几星期，她在一封信里就自称是“蒙上帝恩典的卡斯蒂利亚及莱昂王国的公主兼合法继承人”。

这段话既说明了自己的出身，表明了自己的意图，同时也清楚反映了伊莎贝拉的行事风格：直接、自信，并深信这一切都是上帝的旨意。为了维护并利用她的这一新的显贵身份，她需要盟友。结婚，上策是赶快结婚。

追求伊莎贝拉者不乏其人。作为恩里克亡故后统治卡斯蒂利亚的最佳人选、卡斯蒂利亚王位的第一继承人，她可是所有热衷权势的贵族或王室的觊觎对象，因为她的丈夫或许可以分享甚至主导一个西欧大国的统治权。

由于条件优渥，欧洲大陆这一隅的每一座城堡、每一个领地和每一处宫殿，都涌现出不少有意与她一结良缘的人选。卡斯蒂利亚权贵中也有人跃跃欲试，但伊莎贝拉都没看上。

伊莎贝拉在婚恋市场上非常紧俏

恩里克四世和伊莎贝拉周围的某些臣子支持葡萄牙国王阿方索，可惜公主不感兴趣。

英格兰国王爱德华四世的弟弟、17岁的格洛斯特公爵理查呼声很高：他日后成为理查三世，谋害了自己的侄子，并成为莎士比亚笔下的恶人，而在那之前他就已证明自己艺高胆大，能征善战。

但当时英格兰政局不稳，正在进行玫瑰战争，令他失色不少，再说，英格兰也太远了。理查最终篡夺王位，却死于疆场，声名狼藉，并没有走上通往西班牙王位的阶梯。

另外一个选择是法兰西国王路易十一的弟弟，王国当时的继承人，吉耶讷和贝里的公爵查理。

与格洛斯特的理查不同，查理这个人乏善可陈。他此前的主要成就只是在一场血腥内战“公益同盟战争”（La guerre du Bien public，后面会对这场战争做进一步解说）中在他哥哥的敌人那里充当人质。

虽然他拥有大片土地，可以作为独立的权力基地，但查理不具备对它们善加利用并且让伊莎贝拉看得上的能力。虽然他的血统和亲属都不可谓不尊贵，但这位法国公爵也没戏。

伊莎贝拉已经做出了选择。她心仪的对象是西西里国王兼阿拉贡王座的继承人，年方十七的斐迪南。

阿拉贡与葡萄牙和卡斯蒂利亚一样，都是伊比利亚半岛上的大王国，它是地中海沿岸不可小觑的力量。其中心城市是萨拉戈萨和巴伦西亚，巴塞罗那则是王国内一个强大的半独立势力。

阿拉贡的国王长期掌握着在撒丁岛、西西里岛的海外权益，偶尔还在那不勒斯王国等地有海外利益。一旦与斐迪南成婚，伊莎贝拉就能将西班牙两个最大、最重要的王朝合而为一，随之而来的还有对几个更遥远的领地的权利主张。

这就是王朝合并的精髓。卡斯蒂利亚本身就是两个更老的王国卡斯蒂利亚与莱昂合并的结果。斐迪南是阿拉贡王室的继承人，而阿拉贡也是好几块领土合并而成的，除了阿拉贡本身，还有巴塞罗那伯爵领地、巴伦西亚城及其在地中海的延伸部分。

每一处领土都有自己的历史，通常也有自己的制度、风俗、代议机构和法律，只有对其主张权利的统治者才能把它们联合起来。

不仅如此，它们可能有着完全不同的继承法，对统治者在内部有权做什么也有全然不同的规定。

卡斯蒂利亚和阿拉贡在这方面的情况并非独一无二，这个时候欧洲每一个大王国都是一个综合体，只是大（神圣罗马帝国）小（英格兰）不同。

这是区域内每位统治者经常要面对的问题，也是不断出现紧张、内部冲突乃至内战的根源。

斐迪南确实是白马王子

伊莎贝拉当然晓得与斐迪南联姻成功意味什么：西班牙两个最大的王国将结成一个联合体。这将是一个史无前例的联合体。

斐迪南的父亲——阿拉贡老谋深算的国王胡安二世——铁了心要让自己的儿子陪伴在伊莎贝拉身旁，一起统治整个伊比利亚半岛。

而恩里克四世也同样铁了心不想让它成为现实。他极力支持与葡萄牙联姻，甚至教唆一群葡萄牙使者在伊莎贝拉试图与这个阿拉贡人成婚时，用武力约束她。

一旦伊莎贝拉与斐迪南的事成了，恩里克四世的统治必将结束，他的女儿胡安娜也就继承无望了。

恩里克四世不幸的地方在于，伊莎贝拉了解民情。这位公主在给她哥哥的信中写道：“我，被剥夺了公平和正义的自由，被剥夺了在婚姻谈判中根据上帝的恩典必须行使自由意志的原则，我私下征求了大公、高级教士、骑士、你的子民们的意见。”

如果卡斯蒂利亚权贵们——他们都没少拿阿拉贡国王的慷慨馈赠——的态度还不够明确，且听听路边嬉戏的儿童口中呼喊的“阿拉贡大旗”，就连他们都认为应该选择与阿拉贡而不是葡萄牙联姻。

18岁的伊莎贝拉就这样耐心机智地将恩里克四世逼到了棋盘的一角。

不过，她的处境依然危险。眼看自己的新娘被潜在的敌人重重围困，斐迪南也不再继续等待了。他与几位伙伴乔装打扮成商人，在危机四伏的地区行走了数百英里抵达巴利亚多利德。

恩里克四世的手下四处寻找他的下落，斐迪南随时有被俘虏或暗杀的危险。但不入虎穴，焉得虎子，如果是为了阿拉贡与卡斯蒂利亚的联合，那么斐迪南也甘冒风险。

他借夜色的掩护骑行至巴利亚多利德与伊莎贝拉见面，两人立即坠入爱河。

斐迪南抵达巴利亚多利德初次与未来新娘见面时，出现在伊莎贝拉面前的，是位17岁的体魄健壮、中等身材的小伙儿，他一头棕发，还有一张经常带笑的圆脸。

那张充满领袖魅力与吸引力的面庞，容易令男人与他结谊，让女人为他着迷，日后伊莎贝拉为此自然也没少生气。

斐迪南确实很帅

从孩提时代起，斐迪南就开始接受对未来领导人的培养，被刻意灌输当时政界精英最重视的骑士精神和王者风范。

他热衷并擅长马背上的长矛比武，十几岁即混迹疆场：他第一次上战场时只有12岁。

随着时间的推移，他逐渐成了政坛上特别无情甚至无原则的圆熟政客，同样精明的伊莎贝拉与他颇有惺惺相惜之感。

就在他们见面的前一年，斐迪南主持了自己母亲的葬礼，在巴伦西亚市政当局面前说了一番感人肺腑的话，城市内部的派系斗争竟因此画上了句号。

即便在青年时代，斐迪南也特别擅长营造戏剧性的时刻，这使他深得新娘子的喜爱。

虽然王子单骑穿越西班牙乡下表达他娶伊莎贝拉的决心，绝非单纯的浪漫之举，但这确实是两人一辈子长相厮守的基础。

中世纪晚期的统治艺术不只讲究冷酷无情的现实政治和但求目的不择手段的兴国大业。国王和未来的国王都是贵族社会团体的成员，他们有自己明确的行为规则和规范。

这一套复杂的行为规范除了要求对妇女献殷勤外，还要求他们博采众议、慷慨大度，个人胆识更是尤为重要，这是一个具备理想中骑士精神的国王必不可少的素质。

不畏艰险前往巴利亚多利德去见自己的新娘是睿智的公关之举，也恰恰说明斐迪南具备未来干练领导人的要件。

对伊莎贝拉而言，选择夫婿的过程真可谓陷阱重重，稍有不慎就可能招来横祸，或被监禁，或为恩里克四世所害，或选错了人，或误了时机。

可是她终究走过了钢索，不但找到了理想夫婿，而且时间也把握得非常好。

1469年10月12日，她给当国王的哥哥去信说：“通过我写的信和派去的使者，我谨通知国王陛下，关于我的婚姻一事，我意已定。”她并未奏请国王批准。伊莎贝拉已经决定了，两天后她便会与斐迪南完婚。

伊莎贝拉与斐迪南的结合——广而言之就是卡斯蒂利亚与阿拉贡的统一——是结构性力量与机缘巧合爆炸性混合的最佳例证。

不管已经发生了多少次合并，这对情投意合的年轻情侣的婚姻是15世纪60年代末卡斯蒂利亚的特殊政治环境以及内战时期结盟需求的结果，更是伊莎贝拉和斐迪南两人的个人品质的结果。

这两位主角，特别是伊莎贝拉，面对选择时眼光明快锐利，把自己的政治角色发挥到了极致。

他们的才智与当时的结构性趋势完美配合，进而促使趋势向前发展，推动了国家的崛起，也给整个世界带来了巨大改变。

中世纪王权的提升方式

在中世纪晚期的王国中，像卡斯蒂利亚的伊莎贝拉这样有野心的领导人并不是在意识形态的真空当中追求客观、纯粹的国家利益。

其实，在冷酷的权力现实与重视领导人某些特质的政治环境之间是有一条反馈环的。

在一个笃信基督教的大的社会环境中，子民期待国王运用王权伸张正义，发动战争，做不到的人就不配做统治者，他们的王位也就岌岌可危。

而雄心勃勃的统治者也可以借助司法和战争这两样东西来延伸他们的权威和国家权力。

这在15世纪晚期并非新现象。数百年来，中世纪有兴国之志的统治者在这两条路上都曾获得或多或少的成功。

虽然大趋势是王权逐步上升，但不同时代，不同地方则兴衰各异。

14世纪中叶，爱德华三世统治下的英格兰在百年战争的高潮时期取得了控制其法兰西对手的绝对优势，因此这位金雀花王朝的国王的威望如日中天，达到巅峰。

而法兰西的威望则在1415年阿金库尔战役惨败后跌入谷底。后来，法兰西的领土一分为三，国王因疯癫只能被锁在深宫之中，一身污秽，无法处理朝政达数年之久，王权到底掌握在何人手中，各方亦莫衷一是。

15世纪60年代伊莎贝拉和斐迪南执政之初，卡斯蒂利亚和阿拉贡的王权处于低潮。此时整个欧洲，还不只是伊比利亚半岛，都为内战和内部纷争所苦。

英格兰在将近一代人的时间里处于政治不稳定状态，而且玫瑰战争还在继续。法兰西的权贵反抗国王路易十一，造成公开的内战，即人称的“公益同盟战争”，导致法兰西在这十年的中期极度动荡。

每一个王国情况并不完全一样，但所有这些抗争都有一个中心不满：对国王的角色和行为以及王国政府权力的激烈不满，人们不是认为它们太软弱就是认为它们太专横。

法兰西国王对勃艮第公爵的土地有什么权利？如果英格兰国王有精神疾病不能视事，该由哪一位高级贵族代行王权，有什么合法根据吗？

此外，这类冲突经常有外国统治者介入，支持与他们有王朝婚姻关系的一方，使事情进一步复杂化。

王国之间并非界限分明，一个国家的主要政治人物完全可以与另一个国家的权贵或国王建立关系，政界精英甚至认为他们搞这种政治游戏是上帝赋予的权利。

到最后，内战都不是互不相干的内战，而是笼罩在欧洲大陆上的一张暴力的、错综复杂的政治纠缠网络，从西班牙中部的台地一直延伸到苏格兰边界。

它们都是结构性的纠缠，而非人际关系纠葛，植根于中世纪晚期政治的基因中，是中世纪历史进程中人们对王权日益增长趋势的普遍反应。

伊莎贝拉和斐迪南就是在这种内部争斗的环境里，在政治上趋于成熟的。

阿拉贡与一心想独立的加泰罗尼亚公国打了十年内战。该地农民曾多次叛乱，其代议团体，即议会（Corts），将该公国交予卡斯蒂利亚的恩里克四世管辖。

路易十一支持阿拉贡国王胡安二世，即斐迪南的父亲，对抗加泰罗尼亚；后来他又改而支持加泰罗尼亚，反对胡安二世，想乘机拿到一点阿拉贡的领土。

恩里克四世、伊莎贝拉和斐迪南暂时缓和了彼此的紧张关系，他们之间协议的基础是恩里克四世一旦驾崩，将由伊莎贝拉继承王位。

可是终于挨到1474年恩里克四世逝世时，这个解决方案立即瓦解。一边是伊莎贝拉和斐迪南；另一边则是恩里克四世的12岁女儿胡安娜，而且她有可能并非他的亲生女。

卡斯蒂利亚的贵族纷纷选边站队。此事还牵扯到另一个复杂因素，那就是胡安娜已经与葡萄牙50岁的国王阿方索五世结婚。

从理论上来讲，这是一场内战，但因牵扯到阿方索五世，所以就不那么单纯了，它成了将几个王国纠缠在一起的纷争之网的产物。

卡斯蒂利亚的继承战争持续了4年之久，1479年，战争以伊莎贝拉和斐迪南获胜而告终。

合并前夕的卡斯蒂利亚和阿拉贡

这场卡斯蒂利亚继承战给伊莎贝拉和斐迪南熟悉统治之道提供了一个混乱而又残酷的环境。前些年的冲突教会了他们在想方设法行使王权的同时，要与贵族和城镇官员——他们说到底还是起关键作用的支持者——搞好关系。

特别是伊莎贝拉祖上有强大的王室特权传统，认为王室有征税权、土地所有权和司法权，她的父亲就是这么做的，只是到了恩里克四世时有些乱套了。等到她亲政后，这些王室特权不但恢复，而且得到了加强。

这是此时欧洲各地这一代统治者的一贯作风：几百年来的王权边界之争经过一次次内战和政治动荡，终于以统治者获胜得到了解决，同时还让胜利的王室学会了如何扩大权力。

在卡斯蒂利亚境内，王权归伊莎贝拉所有，而不是斐迪南。这一点在两人签订的婚姻契约上写得很清楚，只不过在她登上王位后就更明确了。

斐迪南是以“女王陛下的合法丈夫”的身份统治的，意思就是他是“王夫”，他本人并非卡斯蒂利亚的统治者。

伊莎贝拉安慰夫婿自己一定顺从他，如同15世纪晚期其他尽职的妻子一样，不过共治的事实还是很清楚的。

只要伊莎贝拉活着，她就打算与他以伙伴关系行统治之责，而不会成为任由心机颇深的丈夫摆布的傀儡。

两人之间摩擦不断，这是任何共治的通病，矛盾更因斐迪南经常拈花惹草而加深，不过一般而言，两人在大方向上彼此十分配合，颇具成效。

经历了卡斯蒂利亚继承战后，他们很快弄清楚哪些事需要优先处理。他们召开了国会（Cortes），即卡斯蒂利亚的代议机构，加强了王室对体制的控制，目的是集中权力和加强管理。

结果之一就是他们请来与王室利益密切相关的法学家来编纂卡斯蒂利亚法律。具体的改革有几方面：更依赖王室敕令，设立了直接对统治者负责的裁判所，改组了处理法律事务的法庭。

最重要的是他们拿回了许多曾经属于王室的土地，并从卡斯蒂利亚贵族手中收回他们因世代支持王室而获得的特权——特别是拨款的权利。

所有这些都打着王室法庭的旗号，这也是中世纪晚期欧洲各地扩充王权的传统做法之一。

不过，虽然王室法庭可以用来扩充王权，但最有效的集权办法莫过于造成和另一名统治者发生武装冲突的紧急事态。

人们期待国王发动战争，这是中世纪发展出来的王权思想的根本组成部分，也是国王与他的子民——不分贵贱——之间联系的一部分。

战争需要国王与军中担任要职的贵族密切接触，国王借机可以把他们拉到王室这一边来。中世纪的战争中，每走一步都要钱，到15世纪尤其如此，因为打胜仗越来越需要昂贵的大炮和会打仗的雇佣兵。

统治者的私人资源，即王室资产，远不足以支付连年不断的战争的费用。于是国王就得想其他办法获取收益：简而言之就是课税。

征税需要王室政府与权力掮客达成共识，不管这些掮客是代议机构、城镇官员还是贵族。这使得被统治者与中央政府进一步发生联系。

王室司法也一样，它需要一群忠于王室的、有学识的官僚来管理，这样国家可以趁机进一步扩权。知名社会学家查尔斯·蒂利说过，战争造就国家，国家造就战争。

对伊莎贝拉和斐迪南而言，讨伐西班牙的最后一个穆斯林政权、格拉纳达埃米尔国的战争正向他们伸出欢迎之手。

本文节选自《欧洲之变：震撼西方并塑造现代世界的四十年1490—1530》，已获出版社授权独家首发。该书以这个时段的九个名人为线索，概括西方与东方“大分流”的关键所在，很有启发，感兴趣的朋友推荐入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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