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宪主义是自由主义思想的组成部分，是随着自由主义思想在俄国的传播发展而逐渐凸显出来，并成为自由主义在俄国政治中的主要代表。

自18世纪初期以来，俄国历经彼得一世改革、叶卡捷琳娜的“开明专制”、1861年农奴制改革等政治变革，来自西欧的自由主义思想在进入俄国后，被已经欧化的俄国贵族和知识分子广为推崇和追求，构成了俄国自由主义中立宪主义运动的历史。

列宁把以争取实现俄国宪政为基本目标的，自由主义运动和革命民主主义运动，并列为近代俄国解放运动的两大主流派系。

在西欧启蒙思想的强劲冲击下，及彼得一世改革创造的外来思想进入俄国的条件下，自由主义思想，开始被统治阶级贵族所接受并追求，农奴制和专制制度开始受到启蒙思想家的批判，由此贵族阶级内部，因价值取向的不同而产生了分裂，立宪主义由此而孕育萌芽。

19世纪初期，西欧启蒙思想运动、工业革命及社会变革的影响力扩展到了俄国，因此俄国也被卷入到这场自由主义变革的浪潮中，自由主义思想不仅仅在贵族中盛行，还与逐渐发展壮大的资产阶级产生了结合，公民自由和政治自由成为自由主义运动的主要诉求，斯佩兰斯基、莫尔德维诺夫等贵族，甚至明确提出了向宪制过渡的方案和设想。

19世纪中叶，资产阶级自由主义形成，并开始登上俄国的政治舞台，他们要求公民权利、参与政治活动，主张由政府主动出面解决，妨碍社会发展的问题，进行政治改革，废除农奴制，建立代议制政体。

资产阶级自由主义对政治强烈的要求，对1861年改革起到了推动作用，迫使沙皇政府妥协建立了地方自治组织，这是立宪主义运动在俄国迈出的真正的第一步。

19世纪后半期，随着革命高潮的起落，自由主义运动与之共沉浮。19世纪俄国农奴制改革后，俄国出现深刻的社会变革，自由主义者在社会革命的浪潮中，掀起声势浩大的立宪主义运动，并向沙皇上书要求必须实行宪政。

迫于统治危机的压力，沙皇政府作出让步，放宽了对地方自治组织机关刊物的检查、撤销极力反对自由主义思想的、教育大臣托尔斯泰的职务、裁撤特务机关“第三厅”等。

但革命浪潮一消退，沙皇政府立即颁布“反改革条例”来加强对地方自治组织的控制，严格限制地方自治组织成员的活动，大力培植忠于沙皇的贵族来管理地方事务，自由主义者只能沉默地，专注于地方自治组织中的社会和经济事务。

19世纪末20世纪初，社会矛盾尖锐化，自由主义思想再度活跃并激进化，立宪主义运动在此环境下不断高涨，“聚谈”、地方自治立宪主义者联盟、解放同盟、立宪民主党等接连出现，立宪主义者要求政府改革直接实行宪政，并展开了多种形式的反政府活动，但第一次俄国革命的失败迫使自由主义向政府妥协。

20世纪初，俄国资本主义得到了快速发展，自由主义要求改革与专制主义，加强对人民的控制之间的矛盾再次激化，立宪主义运动借机重新活跃起来，展开了各种形式的活动，甚至推翻了专制统治的沙皇政权，并一度执掌了国家的政治大权，但很快就被在十月革命中，取得胜利的布尔什维克党所取代，也自此结束其历史进程。

立宪主义的起源是先于地方自治的，立宪主义的发展促进了俄国1861年，和之后的一系列改革，由此地方自治组织得以出现，因此可以说是地方自治组织的出现，是得力于立宪主义的推动。

同时，初期立宪主义者基本来自俄国贵族，是接受西方自由主义启蒙思想的先进知识分子，得益于他们的推动，而又代表他们政治诉求的地方自治组织，就成为他们活动的集聚地，他们在此工作并以此为基地，向沙皇要求自由、民主和宪政。但二者相互依存时也存在分歧与矛盾，这是一个不断融合的复杂过程。

随着资本主义的快速发展，尤其是19世纪末期，大量增长的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更多地加入到地方自治组织和自由主义的队伍中来，他们对沙皇政府的忠诚度，远远不如来自统治体系内部的贵族阶级，他们强烈要求与之在国家经济生活中相匹配的政治地位。

因此，自由主义出现了派系，有了左翼和右翼之分，在地方自治组织中的自由主义立宪派，不再沉默于政府的控制之下，开始反抗表达自己的政治诉求，要求政府改革腐朽没落的专制制度实行宪政。

但新事物的产生发展是需要一个过程的，不可能立即取代旧事物。立宪主义者是在与地方自治组织中的保守中立者，不断进行斗争中争取到了地方自治组织的领导权，并开始冲破地域的限制走向联合。

总结来说，在立宪主义尚未成熟前，立宪主义者进入地方自治组织工作，并以地方自治组织为实现其政治理想的基地，通过具体的工作和向沙皇上书建议的方式，来要求实行宪政以获得自由与民主，此时受控于政府的地方自治组织，是立宪主义者表达政治愿望的唯一阵地。

在之后的一段时间里，由于政府的方针政策，与地方自治组织中立宪主义者的政治诉求不符，造成二者之间的矛盾加剧，妥协与对抗交替进行，二者之间的距离日趋加大，寻求新的政治途径势在必行。

进入19世纪末20世纪初，随着资本主义的大力发展与社会思潮的变化，地方自治组织中的立宪主义者，开始迈出被控的地域限制寻求合作与联盟，在社会现实的压力与打击下，地方自治组织也开始转向对抗政府，并成为立宪运动的一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