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前135年，窦太后去世，汉武帝刘彻才终于有机会施展自己的政治抱负。就在第二年，董仲舒便上书献出震动后世的“天人三策”。这一策论，以儒家思想为核心，在汉代确立了儒学的至尊地位，带来了诸多深远的影响。
在这个过程中，汉武帝的先祖刘邦建立了汉朝，依靠的是黄老之治。黄老学派强调无为而治，实质是国家在稳定发展初期所需要的稳定政策。然而到了汉武帝时期，这种自保的治国理念已不再适应国家的需求。为了面对复杂的社会矛盾与外敌威胁，汉武帝决定采取更为积极的治国方略。而董仲舒的“天人三策”无疑为汉武帝评审重大的改变提供了理论基础。
董仲舒的“天人三策”重点在于四个方面：首先是天人感应与君权神授。这是为了给君权提供神秘的合法性，强化皇权的权威性。同时，它还推广了孔子思想，限制其他学派，以儒家思想作为治国的文化基础。其次，春秋大一统与尊王攘夷的思想，被作为中央集权和对外扩张的理论依据。最后是建立太学、改革人才选拔制度，反对任子制，通过教育加强对人才的选拔和培养。
细化这些方面，特别是“天人感应”和“君权神授”，是在一系列变革中首要实施的。董仲舒认为，人类事务和天意相互关联，天意通过自然现象显现出来。若顺从天意，国家则平稳发展，反之则灾难频发。因此，皇权乃天授，具有至高无上的神圣不可侵犯性。凡是威胁皇权的，都被视为违背天意。这种思想在汉武帝时期得到了充分展现，成功为汉武帝集权提供了正当性。
儒家思想的强推，使得百家争鸣的局面发生了质变。孔子的“克己守礼”被提上了极高的位置，教化民众要遵从纲常伦理，形成稳定的社会秩序。王朝以儒家准则为核心，不再提倡法家的严刑峻法、墨家的兼爱非攻、道家的无为而治，以便于在思想统一上达到效果。这一改变使得社会秩序更趋稳定，但也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思想的多元性。
为了确保这种思想的贯彻和落实，董仲舒建议建立太学，从制度上培养和拔擢人才。通过太学来培养经历系统儒学教育的官员，避免了传统世袭制的弊端。同时，任子制度的改革，避免刚愎自用的世袭造成的不公平，确保拔擢出的都是真正有能力者。这一制度不仅强化了儒家的地位，也有效提升了政府的效率和官员的品质。
在确立风格和策略后，汉武帝通过了长期有效的“春秋大一统”策略，形成了强有力的中央集权，同时又对外实行“尊王攘夷”政策，对匈奴用兵，大大扩展了汉朝的疆域。汉武帝接纳董仲舒的建议，一方面是对内治理的需要，另一方面则是顺应了历史的需求，让汉朝在经济、文化、军事上得以繁荣和壮大。
抽丝剥茧看董仲舒的“天人三策”，背后不仅有与时俱进的先进性，还有在多年演化过程中掺杂进来的复杂性。一方面是儒家治国思想的打磨和诠释，使得国家获得了悠久的稳定发展；另一方面也因其绝对化的推展，使得后来的几朝出现了政治上对言论的压制。
实际上，正是这种思想和制度在汉代的有效运作，让我们看到了国家治理中建立系统性和科学化的重要性。董仲舒的体系设计，更像是一场深思熟虑后的系统工程，既考量了实际操作的需求，又植根于当时的历史背景，实现了针对性的改革。
在历代王朝治理中，任何一种思想的极端化操作，都可能带来负面效果。在那样一个战乱纷飞、政权更迭频繁的时代，董仲舒的“天人三策”稳住了汉朝的中流砥柱，成就了一段辉煌历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