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4日，十四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举行新闻发布会，两则重大消息预示着中国外交更为自信，在进入21世纪第三个十年后，中国开始进入“发力期”，一是对外关系法将会很快出台，中国维护核心国家利益有了更强的法律利器，二是中国军费在多年来维持低水平增幅后，2023年将会迎来“适度的”、“合理的”增幅，将会为中国维护稳定的周边环境和发展的世界大局注入“正能量”。
目前，在中国的对外关系中，最为紧张的当数是中美关系。众所周知，拜登政府在美国上台后，中美冲突的频率在加快，美国伙同其所谓“盟友和伙伴”，对中国的全面打压超过了不少人的预期，具体表现为在贸易上大搞保护主义，通过贸易战推动中美经济“脱钩”，在高科技领域遏制中国科技进步，比如组建“四方芯片联盟”，对中国实体的制裁的甚至也是不惜“自损八百”；军事上，美国在中国周边搞小集团，在中国与周边国家之间“打楔子”，制造分裂，除了美英澳“三国军事联盟”外，正在极力拉拢印度，试图拼凑美日印澳“四方军事集团”，最近又千方百计诱惑菲律宾，要在南海搞“美日菲澳四国”的海上巡逻；在台湾问题上，中美已越来越接近“摊牌”，在台海和南海地区，美国多次对中国沿海、舰只进行抵近侦察，甚至导致多次出现“擦枪走火”的险情。
美西方的主要力量构成
中美关系在国际力量中的权重是最大的
面对美国及其“打手”的疯狂围攻，中国一味退让和忍让，单方面希望不与美西方“脱钩”，单方面不愿意和美国打“新冷战”，单方面希望美国不要干涉中国内政，都是非常困难的，事实上也是如此。比如，美国对台售武和与台湾当局进行官方往来，他们是非要撞到南墙还才可能回头的。所以，中国需要反制和反击，需要对等制裁，需要那些敢于挑衅中国核心利益的国家还以颜色，也只有如此，才有可能让中美不脱钩，中美不会走向新冷战，美国才不会干涉中国内政。
不过，中国要在经济、军事和外交领域做到有法可依，这更有利于我们“有理有利有节”的与敌进行周旋和斗争。比如，目前针对美西方的“霸凌霸权霸道”行径，中国能够使用的法律有《对外贸易法》、《不可靠实体清单规定》、《国家安全法》，也包括2021年修订的《海上交通安全法》等等，但这些法律和规定都缺乏一个上位法，也就是说，中国在涉外问题上使用这些法律规定时，只能是单法单用，或者援引其中个别相关条款，而在现实情况下，涉外事务非常需要在法律相互统一，而且需要加强协调性。
中美在台湾问题上正在走向“摊牌”
“台独”分裂势力在美国势力干涉下越发猖獗
因此，出台对外关系法就显得非常有必要，用新任这次人大会新任发言人王超的话说，这部法律是“涉外领域的基础性法律”，将对反制和限制措施作出“原则性规定”，其基本内容是让中国的核心利益“不受损害”，主权和领土完整“不容侵犯”，针对有损于转购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的行为，侵犯中国公民合法权益的行为，这部法律明确规定，采取坚决反制是“正当和必要的”。比如，美国将对俄罗斯的制裁与对华关系“绑定”，这是对中国主权的严重蔑视，而美国却大搞双重标准，不停而且高质量地向中国台湾地区出售武器。很显然，这样的对外关系法将会使中国对外部干涉势力的反制更为有力，而且更加及时。
中美俄三国关系需要重视力量平衡
值得注意的是，在当前国际形势下，与中美关系相关的是俄罗斯扮演的角色和作用，美国和西方利用俄乌冲突，在地缘政治上全面打入俄罗斯后院，让莫斯科面对多方面的军事压力，北方舰队面对美国和北约国家的全面压制，波罗的海的出海口基本上被封死，乌克兰危机如果持续下去，也将让黑海舰队的生存岌岌可危，唯一能与美国军队进行“较力”的只有太平洋舰队了，而且需要中国方面的全面配合。
美日印澳“四方安全对话”国家和“五眼联盟”国家
事实上，在欧亚大陆的东端，中国面临来自美国、日本等第一岛链的战略压制是最大的，因此，在俄乌冲突处于关键时期，在俄罗斯出现危局必将严重恶化中国地缘局势的背景下，中国及时在外交和军事上出手都显得非常有必要。值得一提的是，在中美战略矛盾越来越突出、台海形势越来越紧迫的背景下，中国也正在“后新冠时代”最有能力维护国际正义的、最令人期待的国家。
最后，需要总结几句话：对于当今时代的中国来说，如此波澜壮阔的对外关系可以说是“史诗般的”，要知道，即使是在19世纪中西方文明出现最血腥的碰撞而带来“百年耻辱”，或者是新中国建立后在美苏冷战环境中全力周旋，或者是改革开放后的40年，中国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有能力塑造新的自我，有能力维护世界和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