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1年，潘汉年加入浪漫又批判现实的文学团体，创造社。专门写小说，风格独特。1925年他入党参加革命。异曲同工之处在于，两者都需要强烈的激情。

他努力的方向极其正确，从聪明才智上说，潘汉年令人刮目相看。他写的小说，别人只要看一遍，都很难忘记。

参加革命不久，就崭露头角。成为《革命军日报》的总编辑。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他回上海，从九月到十月中旬，一口气写了5个短篇小说。

潘汉年在写小说和革命这两件事上显得非常有趣，只要革命处于高潮阶段，小说就不写了，革命低潮，他的灵感却源源不断，一发不可收拾。

与众不同的是，潘汉年善交际，在上海滩风流潇洒，被称作“小开”。上海话中，专指小老板和白相人。

1955年，潘汉年被逮捕审判成为最大的冤案。含冤蒙难的过程，耐人寻味，最后没有做任何交待。

在许多重要节点，都有潘汉年的影子。驻十九路军党代表，国共合作谈判代表，西安事变联络人。

在恐怖的四次反围剿中，他是苏区宣传部最高负责人。起到的作用三言两语说不完。

更传奇的是，长征走到遵义的时候，因为领导人变更，潘汉年带着中央密件，先冒充港商，混入被红军抓获的商贩中，一路辗转，到了上海。再换成日本人的身份，绕道莫斯科，向第三国际汇报具体情况。

潘汉年和许多重要人物都打过交道。他是左联的领导人，和鲁迅，宋庆龄，宋美龄，张学良有着不同寻常的交往。

左联成立时，潘汉年非常尊重鲁迅，一定要鲁迅加入。如果左翼联盟这几个字不喜欢，“左翼”二个字可以不用。后来，鲁迅愉快地接受邀请。

1936年，西安事变爆发，蒋介石被软禁。此时，宋美龄尚在南京。何应钦试图调集部队包围西安。宋美龄情急之下，通过潘汉年，和陕北接上头。最后，在多方斡旋之下，和平解决了危机。

潘汉年逐渐成为多重身份人。抗战爆发后，他胆子更大，不仅常住在汉奸李世群的家里面，而且，还和日本华中派遣军谋略科长都甲大佐会谈过。最严重的一次，是私自跑到南京，见汪精卫。

他与各派系都有接触，也许都是为了华中局地下情报工作需要。但他没有想到，聪明反被聪明误，私下面晤汪精卫，几次隐瞒，给他带来致命的把柄。

1961年，伟人说，“有个潘汉年，当过上海市副市长，曾经秘密投降。”大概是对潘汉年的总体评价。

开展情报工作要求机警，聪明，善于周旋，有多重身份掩护。这一点，他的拍档董慧非常清楚。

30年代，潘汉年离开香港，到上海组建情报网时认识董慧。在工作中逐步走到一起。历经风雨，始终不离不弃。

从1955年被批捕，到1977年去世，潘汉年身边的人早已远离，只有董慧坚持留在他身边。

二人被单独关押在农场时，董慧幽默地对管教人员说，“潘汉年是为了我来劳动改造的。”

的确，从被批捕到离世，只有董慧了解他。尽管有多方照顾，并没有真正当犯人对待，但这遭遇令潘汉年无法渲泄。

一首《给董慧》，道尽了他心中想说的话。“相爱成遗憾，奈何了此生，怜君尤少艾，为我困愁城，昨日同生死，今朝半残生，但求息怨恨，勉力觉新人，道路分明在，火星铸忠魂，抗敌隐地下，十载尔同行，北上延安路，朝夕共苦辛，南旋千万里，悄然居海滨，六年留上海，解放更相亲，倘有千般罪，当有风先闻，堪叹莫须有，一脉贯古今，沉冤二十载，欣闻四害平。翘首望云天，何日见清明。”

今天来看一个作家，再折腾，无非就是下海，靠编剧挣几个钱，或是混迹仕途，作一个帮闲的文化官员。除了这二条路，没有什么真正的机会。

潘汉年原本在创造社属于打杂那种，跑印刷厂，给书籍打包。而他投身革命后，没用几年，就成为公认的“小开。来往的都是头面人物。干的都是在历史上必然留下痕迹的事。

上海解放后，潘汉年是副市长 兼人民政府中共党组书记，主持日常市政工作。

可惜了，变故在55年突然到来。这些陈旧之事，陈旧之人，本不应该影响他继续创造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