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所周知，北方的游牧民族，一直都是让中原王朝颇为头疼的老大难问题。

坦诚说，古代中国“南北对峙”局势的形成，原因是极其复杂的（拓展阅读：）。

但不可否认的是，传统的“华夷观”中封闭、片面和狭隘的负面因素，起到了不可忽视的推动作用（拓展阅读：）。

崇祯自尽，明朝灭亡

所谓“华夷观”，主要指率先由儒家提出的“民族观”，也是历代中原王朝处理民族问题的基本原则。

具体而言，“华”象征着文明、高贵和正统；“夷”象征着野蛮、落后和附庸。孟子所说的“吾闻用夏变夷者，未闻变于夷者”一句，就是对这种理念的“生动诠释”。

进入明朝后期，伴随着国家政治、经济危机的加深与民族矛盾的加剧，“华夷观”中保守、封闭的一面，逐渐在社会占据了上风。

比如“庚戌之变（1550）”结束后，对俺答汗深恶痛绝嘉靖皇帝“最厌见‘夷狄’字面”，晚年时期“每写‘夷狄’字必极小，凡诏旨及章疏皆然，盖欲尊中国卑外夷也”，甚至将忽必烈“开除”出了历代帝王庙的“大名单（拓展阅读：）。

“土木之变”与“庚戌之变”主题画作

遗憾的是，这种“华夷观”不仅没有“激励”明朝走向“复兴”，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加速”了自己的灭亡进程。

那么问题来了，这种“华夷观”是如何将明朝推向万劫不复的深渊的？我查了一些资料，接下来跟大家简单聊聊。

明廷与东北女真诸部的关系，可谓“剪不断理还乱”。鉴于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女真诸部的文明程度始终落后于中原地区，因此在处理民族问题时，明廷的施政方针中始终蕴含着“华夷观”中保守、封闭的一面。

奴儿干都司

1） 政治：持蔑视与仇视的态度

在今天看来，将蒙古和东北女真冠以“虏”和“夷”的称呼，极大程度上彰显了明廷上下“唯我独尊”的心态。

站在发展的眼光看，官僚阶层对北方民族的歧视之风，助长了边疆地区不和谐因素的滋生。

对于“属夷”东北女真各部提出的请求加赏的请求，身为“秉政”的首辅张居正（1525—158）在《陈六事疏》中指出，“此数一增，后来遂为岁例，帑藏之入有限，犬羊之欲无穷，岁复增加，曷有纪极？”。

抛开“加赏”举措对错与否暂且不提，张居正对“东夷”各部的歧视心态，可谓溢于言表。

张居正。明朝政治家、改革家、内阁首辅，辅佐明万历皇帝朱翊钧进行“万历新政”

进入17世纪，努尔哈赤相继统一了松花江流域和长白山以北的女真诸部，并展现出了“欲与中央分庭抗礼”的架势。

在这样的大背景下，明朝文献对努尔哈赤的记载，经历了一个从蔑视到仇视的过程。

针对这位“恭顺”的建州女真首领的叙述，明朝文献一开始呈现着一种极尽蔑视的态度。比如在进士张鼐修撰的《辽夷略》中，作者如是写道：

“不知奴（努尔哈赤）于众夷中不过弹丸之一种耳，操纵而颠倒之线索，原在我中国之手。晁家令云：‘以蛮夷攻蛮夷，中国之长技也。’请就《辽夷略》中考论之。夫从来夷无定主，犬羊相噬，投骨于地，狺然而争。”

努尔哈赤

伴随着努尔哈赤势力的日益强大与频繁“犯上”的举动（拓展阅读：），这种蔑视心态很快就“演变”为了仇恨。

因此，明朝大臣们对努尔哈赤的评价，也变得更为尖酸刻薄：“奴酋（努尔哈赤）之性狡狯无常，俄而人，俄而犬羊，俄而豺狼，俄而蜂虿。”

萨尔浒之战（1619）结束后，努尔哈赤的军队相继攻克了沈阳、辽阳以及辽河以东的七十余城；山海关外仅余锦州、宁远、杏山、塔山等少部分地区，尚处于明朝的统辖之下。与此同时，明朝再也无力组织起大规模的武装力量，向建州女真发起反击了。

萨尔浒之战态势

出于“泄愤”，明朝的士大夫们使用极其恶毒的语言，侮辱和诋毁努尔哈赤的家人：

“初李宁远（李成梁）诱阿台于城下，袭而杀之，并杀其祖父，而奴酋请死不暇，奴（努尔哈赤）是时一孤豚腐鼠耳”。

讽刺的是，尽管事态已经万分危急，但明朝的大臣们依然“自信”地表示，明廷“控虏制夷如狸戏鼠，如虎戏驴，玩之股掌之中”。

但历史就是这样，在萨尔浒之战结束26年后，明朝彻底走向了覆灭。

明崇祯十七年（1644）三月十九日，李自成率领的大顺军攻克北京，崇祯吊死煤山，明朝宣告灭亡。四月二十四日，吴三桂献关投降，清军顺利通过山海关。

五月二日，沿途没有遇到任何像样的抵抗的八旗铁骑，兵不血刃地占领了北京（拓展阅读：）。

电影《柳如是》中攻克南京的多铎大军

顺治二年（1645）五月二十二日，在位仅一年的弘光帝被俘，南明陷入分裂，再无统一的核心领导机构（拓展阅读：）。

康熙元年（1662）六月，南明永历帝被吴三桂绞杀，清朝完成了中国版图的“真正统一”（拓展阅读：）。

2）经济：以“闭市”为“驯服”手段

结合史料看，明朝与东北女真的贸易，主要集中在镇北关、清河关、广顺关、新安关和抚顺关等地的“马市”。

具体而言，“每月初一日至初五日，十六日至二十二日开二次。各夷止将马匹并土产货物，赴彼处委官验放入市，许赉有货物者，与彼两平交易。”

俺答封贡后的蒙汉互市

需要指出的是，双方的贸易并不是完全平等的。具体而言，生产水平更高一筹的明朝，一直掌控着贸易的主动权。因此，明廷的各级官员们，一直将开市和闭市视为控制东北局势的重要手段（拓展阅读：）。

在这样的大背景下，明朝官兵勒买人参、强征貂皮、横行马市等行为，犹如家常便饭；对方稍做反抗，明廷就会以“闭市”相威胁。在《明神宗实录》中，就有这样的一段记录：

“先是七月，夷人入市宽奠，参将徐国辅有弟国臣及苍头军刘佐减价，强将市夷榜掠之数十，几死。以故诸市夷怀忿，欲报之怨。因使千总陈加宠奉檄驰宽奠、阳、青河、抚顺之间，晓譬酋长王兀堂，令约束部落奉汉法，得贡市如初，不则当以大兵捣若巢矣自是之后，诸夷皆绝迹关市下。”

明朝时期的东北集市

随着时间的推移，明朝官兵通过马市牟取暴利的行为，激起了时任建州女真的首领，即努尔哈赤的外祖父王杲的强烈不满。明廷得知后，马上祭出了“绝贡闭市”的杀手锏，并取得了很大的“成效”——“杲所部诸酋皆以绝市赏故窘困，往孤山为佣工，庶自给”。

一言概之，到了明朝后期，本该起到互惠互利与安定团结作用的马市，逐渐沦为了辽东各级官员谋一己私利的“聚宝盆”。这样的现状，无疑为后续的动乱埋下了伏笔。

明朝骑兵

另外，在明朝后期，人参一直都是女真各部的主要财源。在意识到努尔哈赤可能有“谋逆之心”后，明朝再一次祭出了“闭市”的“杀招”。

明朝君臣们认为，“于市易中默寓裁减之意，使商贩渐稀，参斤无售，彼之财源不裕，自将摇尾乞怜”——只要明朝“减购人参”，努尔哈赤一定会“服软”。

资料显示，在停止互市后，建州女真确实蒙受到了不小的损失，两年间腐烂的人参高达十余万斤。

不过，明朝君臣们的小算盘终究落了个空。简单地说，努尔哈赤对人参的保存技术进行了革新，最终“（人参）徐徐发卖，得价倍常”。

换言之，努尔哈赤以“升级科技”的方式斩断了明朝的“经济枷锁”，并为日后的“叛明”奠定了经济条件。

努尔哈赤

3）军事：“逆者兵临”

隆庆和议之后，明朝的战略防御重点，逐渐从漠南蒙古转向了东北女真。

对于“不听话”的女真诸部，明廷毫不含糊，施以雷霆万钧的军事打击。比如王杲举兵造反后，“巡抚都御史张学颜请绝杲贡市，总兵李成梁以十月誓师捣杲巢，凡斩虏（夷）千一百四级来献捷。”

李成梁（1526—1615），字汝契，号引城，辽东铁岭（辽宁铁岭）人，明朝后期名将

坦诚地说，明军的军事报复行动，尽管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威慑作用。不过，客观存在的草菅人命、“杀夷冒功”以及不分老幼的无差别屠杀行为，进一步激化了双方的矛盾。

明万历十一年（1583），李成梁亲率大军，包围了建州女真的王城，即位于今新宾满族自治县境内的古勒寨。

在鏖战了多日之后，明军使用诱降计顺利攻克了古勒寨。然而，李成梁在进城后，纵兵大肆屠杀城中老幼，2200名无辜军民惨遭杀害。

后来，这场无差别屠杀成为了努尔哈赤反明“七大恨”中的一条理由，埋下了明亡清兴历史上的燎原火星。

古勒寨遗址

进入明朝后期，吏治腐败、经济凋敝、军备废弛的情况愈演愈烈，国力衰弱的大趋势已经无法避免。

可即便如此，在处理民族问题时，明朝君臣们不仅未能正视自己由强变弱的残酷现实，还不去主动调整国家的民族政策，一直牢牢抓着传统的华夷观“自己糊弄自己”，甚至扬言“控虏制夷如狸戏鼠，如虎戏驴，玩之股掌之中”，最终“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统治权力被“异族”全面摧毁。

修筑工事的明朝军民

1）努尔哈赤的“小心机”

需要说明的是，努尔哈赤与皇太极问鼎中原的志向，并不是“与生俱来”，而是随着自身实力的膨胀而逐步增大的（拓展阅读：）。

就拿努尔哈赤来说，他一直走的是“暗中发育”的发展之路。一方面，他主动向明朝称臣纳贡，表示忠顺；另一方面，他大力培养自己的军事力量，拓展自己的势力范围。

看着是不是似曾相识？

昏庸自大的明朝统治者们，被努尔哈赤的“恭顺”迷惑住了。

他们天真地认为，努尔哈赤和“贪汉财物，终无大志”的蒙古人一样，“非生夷，乃劫虏，非宋之女真阿骨打大志之虏”，因此妄图想通过“加以赏赉，假以名号”的笼络手段，“因其势，用其强，以夷制夷”，保证“我不劳而封疆可无虞也”。

伴随着双方往来的日益紧密，一些有识之士陆续看破了努尔哈赤的“伪装”。

山东巡按熊廷弼（1569—1625）就曾上疏指出，“今日辽左兵马极其单弱，而努尔哈赤方包藏祸心。狡焉思逞，情形已着，变态已彰”；兵部尚书李化龙（1554—1612）也认为，“奴酋狡悍，已非一日，中国无事，必不轻动，一旦有事，为祸首者，必此人也。”

遗憾的是，明朝的统治者们，将之尽数当成了耳旁风。换言之，“得益于”他们盲目和自大的心态，努尔哈赤得到了充分的“发育良机”。

“七大恨”原文

2）“统战”蒙古的“神操作”

坦诚说，漠南蒙古和东北女真诸部，一直都是明廷“华夷观”鄙视链中的“被鄙视者”。

为了维持辽东局势的稳定，明朝以大笔金钱，笼络和收买“贪汉（明朝）财物，终无大志”的蒙古诸部首领和贵族，充当自己的“打手”；另外，他们还利用“金元世仇”，离间双方关系，旨在达成“以夷制夷”。

在这样的大背景下，蒙古各部的首领们，一直在明廷和东北女真之间“来回摇摆”。他们时而联合明朝，夹击东北女真；时而联合东北女真，进犯明朝。

欧洲人眼里的明蒙“双边形势”

不过，到了努尔哈赤主政时期，满蒙关系开始发生了肉眼可见的变化。

随着与明朝交往的深入，他敏锐地意识到，“（满蒙）合则两利，分则两害”。因此，他不仅主动向林丹汗（拓展阅读：）示好，甚至一度和他攀起了亲戚。

在得到对方的冷遇后，他调整了自己的“对蒙”策略，针对本就“散装”的蒙古诸部，开启了一系列分化瓦解举措（拓展阅读：）。

1620—1630年间的东北亚，红色区域为林丹汗控制的察哈尔蒙古，灰色区域为崛起中的后金

到了皇太极统治时期，漠南蒙古诸部相继成为了他的臣属。

明崇祯七年、清天聪八年（1634），林丹汗被后金联军追击至青海大草滩，染痘疾而死，卒年43岁。次年四月，林丹汗之妻苏泰及其子额哲率部投降，并奉上了元朝的传国玉玺。

明崇祯八年、清天聪九年（1635）十月，皇太极统一族称为“满洲”。十二月，群臣“请皇太极早正大号”。

次年四月十一日，皇太极在盛京（沈阳）天坛祭天并“践天子位”，受尊号为“宽温仁圣皇帝”，改元崇德，定国号“大清”。至此，漠南蒙古正式被纳入到了清朝版图。

需要指出的是，清朝的历任统治者们，从未中断过与蒙古“联姻结盟”的政策。得益于满蒙关系的融洽，使得长城几乎丧失了防御功能，“沦落”成了一道平平无奇的墙。

待内部局势日趋稳定后，羽翼丰满的清朝，以极短的时间摧毁了颓丧、封闭、保守的明朝（拓展阅读：）。

电影《大明劫》剧照

最后想说的是，民族关系的好坏，直接影响着民族的发展与社会的进步。民族关系良好，有利于民族发展、社会进步；反之，则起延缓甚至阻碍作用。

理性讨论古代“华夷观”这一主导民族关系理念的内涵，审视明末辽东民族力量的消长乃至明亡清兴的全过程，对正确处理今天的民族关系，依然具有很多有益的历史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