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祥于青藏高原东部的党项族，从割据夏州“王其土”到“正式建国”的一个半世纪里，经历了由弱变强的艰苦过程。公元1038年，李元昊“黄衣称朕”，建国号大夏，史称西夏。

纵观历史，在10—13世纪，西夏王朝一直都是中国版图上一支不容小觑的政治力量。截至1227年被蒙古所灭，西夏国祚合计190年。倘若从“虽未称国，而王其土”的夏州割据政权开始算起，有着长达347年的历史。

西夏疆域（辽、北宋）

纵观近二百年的“国家史”可以发现，为了政权延续，西夏的统治者们一直运用着灵活多变的外交政策。用发展的眼光看，这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本国与周边国家、民族之间的文化交流，进而缔造了带有“多元特质”的西夏文明。

那么问题来了，西夏的外交政策都有着哪些亮点？“多元”的西夏文化又存在哪些特质？我查了一些资料，接下来跟大家简单聊聊。

为了能在大国夹缝中求生存，党项人除了致力于提升经济与军事实力外，在与周边“大国”的交往进程中，始终保持着一种“低姿态”。

1）五代时期的党项政权

公元907年六月，改名“朱晃”的军阀首领朱温，在接受唐哀帝“禅让”后代唐称帝，国号“大梁”，史称后梁。至此，唐朝宣告灭亡。在经过一系列的权衡利弊后，党项政权选择向后梁“表示臣服”。

对此，清朝史学家吴广成在《西夏书事》中，无不鄙夷地表示：“（时任党项首领）思谏嗣职，庸庸自保。视椒兰之弑而不知援，见汴梁之篡而不之讨。略公义，重私恩，以视思恭殆有愧焉！”

一开始的党项割据政权，只是小小的一块

后唐灭亡后梁后，时任党项首领李仁福立刻任命宥州刺史李仁裕为使节，赴洛阳 “奉表入贺”，以示友好。与此同时，他们与居于北方契丹势力有了初步接触。

后晋灭亡后唐后，一直对党项政权施以怀柔政策。因此，党项政权不仅主动与后晋发展关系，还一度想与之合力攻打契丹。后汉灭亡后晋后，双方的关系也依然较为融洽（拓展阅读：）。

李存勖、石敬瑭、刘知远，都是身为“西突厥别部”的沙陀人

有趣的是，在后周取代后汉后，一路“猥琐发育”的党项政权，对中原王的态度发生了微妙变化。比如在后周敕封党项首领李彝殷为“陇西郡王”后，李彝殷不仅“未尝表贺”，甚至主动遣使访问与后周势如水火的北汉政权“以示友好”。

但不管怎么说，五代时期，党项政权对中原王朝的态度，总体而言还是比较“恭顺”的。用发展的眼光看，这种“身段柔软”的选择，为自己赢得了足够长的“发育时间”。

后晋时期，党项政权的地盘就已经有了显著扩大

2）西夏与辽金两朝的外交关系

公元986年，多次被宋军击败的李继迁（963—1004）成为了党项首领。他积极采取“亲辽抗宋”政策，旨在与北宋抗衡。

对此，《辽史》如是写道：“圣宗统和四年（986），继迁叛宋，始来附辽，授特进检校太师、都督夏州诸军事，遂复姓李。十月，遣使来贡。六年，入贡。七年，来贡，以王子帐耶律襄之女封义成公主，下嫁继迁。”一言概之，党项政权不仅主动向辽朝“入贡”，双方还结为了姻亲。

公元990年，李继迁被辽朝敕封为“夏国王，一年后“晋升”为“西平王”。因此，他尽管迫于压力，一度在名义上向北宋称臣，但自始至终都视辽朝为“上国”。

举个例子，每当他取得对北宋的军事胜利后，都会第一时间向辽朝“告捷”。比如在1002年，党项军队在攻陷北宋重镇灵州，即宁夏吴忠之后，李继迁第一时间就特派使节，向辽朝“汇报”了详细战况。

李继迁（963—1004），出身党项族平夏部，宋朝曾赐名赵保吉

李德明（981—1032）担任党项首领后，先后被辽朝敕封为“西平王”和“夏国王”。辽兴宗即位后，不仅令宗室女兴平公主下嫁给了李德明之子李元昊，还加封其为“驸马都尉”。

李德明死后，李元昊（1003—1048）成为了新的党项首领。经过短短的六年时间，他完成了建国的各项准备工作。简言之，一个“东尽黄河，西界玉门，南接萧关，北控大漠，地方万余里”的党项政权，已具规模。

1038年，李元昊登基称帝，建国号大夏，并第一时间主动上表于北宋。微妙的是，在各方文献记录中，均未见其“上表于辽”的记载。在《辽史·兴宗本纪》中，根本没有记录“属国（党项）”的立国之事；在《辽史·夏国传》中，也只有区区“来贡”二字，未提“立国”一事。

李元昊（1003—1048），银州米脂寨（今陕西米脂县）人，西夏王朝开国皇帝

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西夏没有“上表于辽”？其实原因并不复杂。首先，李元昊与兴平公主的关系一直都不甚和睦，以至于在公主去世后，辽朝一度向西夏发起了严厉问责。其次，西夏不断侵扰辽朝边境与一再诱降辽境党项人的行为，进一步激化了两国矛盾。

伴随着两国矛盾的日益激化，1044年，辽兴宗（1016—1055）决定亲率10万大军讨伐西夏，并在贺兰山下展开了决战。舟车劳顿的辽军遭遇惨败，兴宗本人一度狼狈到“单骑”逃出战场。

1048年，李元昊为次子宁令哥所弑，幼子李谅祚即位。见西夏政局动荡，志在“找回场子”的兴宗再度举兵攻打西夏，并取得了不小战果。最终，西夏只能主动向辽朝“进降表”以示臣服。从这以后，双方一直维持着较为稳定的朝贡与联姻关系（拓展阅读：）。

辽上京遗址

1105年，辽天祚帝（1075—1128）将宗室女成安公主，下嫁给了崇宗李乾顺。1122年，慑于女真铁骑的天祚帝被一路逃至临近西夏边境的阴山一带。金朝得知后，主动向西夏提出条件——倘若西夏主动将天祚帝送还金朝，金朝会将辽朝的部分土地送给西夏，以示酬赏。在权衡利弊之后，李乾顺答应了这一条件。

1125年，天祚帝被金军俘虏，辽朝灭亡。与此同时，西夏主动向金朝表示了“臣服”，进而再一次扩充了自己的辖地。从这以后，西夏一直与金朝（拓展阅读：）保持着臣属关系。

金与南宋时期全图（1142）

1206年，西夏襄宗李安全（1170—1211）即位，两国关系迅速恶化，进而开启了长达十余年的拉锯战。在今天看来，这场持久战不仅给两国人民造成了不可挽回的损失，更严重削弱了双方的综合实力，为蒙古军队的“乘虚而入”创造了绝佳条件。

面对虎视眈眈的蒙古大军，疲惫不堪的两国在1225年达成和议。和议约定，两国国君互称“皇帝”并约为“兄弟之国”，旨在共同抗蒙。遗憾的是，即便是两国合力，也根本无力抵挡蒙古人的金戈铁马。1227年，西夏灭亡；1234年，金朝灭亡（拓展阅读：）。

西夏王陵

3）西夏与两宋的外交关系

前面提到，五代时期，党项政权一直在名义上接受着中原王朝的统辖。不过，在李继迁成为首领后，党项政权开始奉行“联辽抗宋”政策。直到1005年，宋辽两国签订“澶渊之盟”后，西夏与北宋的关系才趋于缓和（拓展阅读：）。

李德明即位后，北宋不仅每年“赐”给党项大量银、绢、茶等物品，还在位于今陕西志丹县的保安军等地开设榷场，发展互市贸易，旨在换取边境安宁。

熙熙攘攘的西夏市场

1038年，元昊“黄衣称朕”，建国号大夏。对于元昊擅自称帝的行为，北宋方面表达了强烈不满，两国关系正式破裂。不久，双方接连在位于今陕西延安西北的三川口、宁夏隆德县北的好水川以及宁夏固原西北的定川寨展开了三次大规模会战，结果均以北宋惨败告终（拓展阅读：）。

战事结束后，疲惫不堪的两国于1044年订立了“庆历和议”。和议约定：元昊答应“取消帝号”，北宋册封其为“夏国主”；北宋每年“赐”予西夏绢十五万匹、银七万两、茶三万斤；重开保安军等沿边榷场贸易。

可即便如此，北宋君臣依然对西夏“放心不下”。在他们看来，西夏“虽尝受封册于宋，宋亦称有岁币之赐、誓诏之答，要皆出于一时之言，其心未尝有臣顺之实也”。

党项骑兵

宋神宗时期，北宋再度对西夏展了积极攻势。不过，在绥州啰兀城之战、灵州之战和永乐城之战中，宋军再度遭遇到了全面溃败。西夏军队一度挟永乐城大胜的余威围攻兰州，但并未取得预期成果。至此，双方陷入到了僵持局面。

尽管碰了一鼻子灰，但北宋依然对西夏“念念不忘”。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改变了进攻策略，即“在边境一侧不断进筑堡寨，旨在蚕食西夏”。公元1098年，双方围绕平夏城展开决战，北宋取得了平夏城保卫战的胜利。1099年秋，西夏遣使“谢罪”，同年年底，双方确立了新的疆界，终归和平。

金朝灭亡北宋后，赵构南渡即位，史称宋高宗（拓展阅读：）。1131年，高宗“诏以夏本敌国”，“断绝”了名义上的“从属”关系。

赵构楷书《徽宗文集序》（局部）

客观地说，西夏文化“多元特质”的形成与发展，与其统治阶层长期推行的文化开放政策，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对于外来文明，西夏各阶层不仅能始终报以积极的态度予以接纳，还博采众长为己用，最终实现“本土化”。

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西夏的统治者们会推行“文化开放”政策？其实原因并不复杂，西夏政权本身就是个“多元政权”。

1）西夏的“民族多元”特质

在当时的西夏境内，除了“主体民族”党项人外，生活着中原汉人、吐蕃人、回鹘人、契丹人、吐谷浑人等众多民族。

不同民族之间，必然存在着截然不同的风俗习惯、宗教信仰与文化传统。因此，“因俗而治”无疑是最符合各族人民根本利益的治国之道（拓展阅读：）。得益于这一政策，西夏文化才具备了更为丰富的“多元内涵”。

西夏妇女

值得一提的是，在与周边国家、民族的交往进程中，一些新的“外来移民”也涌入到了西夏境内。比如不少来自中亚、西亚的商人，经常赶赴至西夏境内，从事贸易活动。另外，不少女真人和蒙古人也会因为这样那样的原因，选择在西夏定居。

尽管他们的人数不具优势，但对于当地文化风俗的影响是不容小觑的。换言之，这些“外人”的加入，进一步丰富了西夏的“多元特质”。

另外，即便是身为“主体民族”的党项族，也因为所处地域不同，在文化习俗等方面存在较为明显的差异。资料显示，党项族内既有羌藏民族的成分，还有阿尔泰民族的成分，并兼具其他“外来元素”。一言概之，党项民族本身就自带“多元属性”。因此，与其他大部分民族相比，党项人对于外来文化更为包容。

内蒙古额济纳旗黑水城遗址（图via：星球研究所）

2）西夏的“经济多元”特质

除了“民族多元”的特质外，西夏文化多元特质的形成，也与其独特的经济结构有着较大关系。简言之，西夏王朝，既不存在固定的农业区与牧业区，也不存在绝对意义上的农耕民族与游牧民族。由此可见，维持国家稳定的经济基本盘，是农牧并举的混合式经济。

这种“半农半牧”式的经济结构，使得西夏既不是传统意义上的游牧政权，也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农耕国家，而是兼具党项、中原王朝、吐蕃和回鹘等多元特质的“混合型政权”。

随着时间的推移，西夏上下日趋“汉化

3）西夏的“多元文化”特质

首先，中原文化一直都是西夏文化的重要源头之一，影响力根深蒂固。因此，西夏不仅重用中原人才，还仿照中原王朝的制度，开设科举，选拔官员，甚至掳掠中原农民为其从事耕作，发展农业生产。因此，在西夏的各个领域，都能看到中原文化的印记。

其次，在西夏境内，吐蕃与回鹘文化同样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不少学者考证后认为，吐蕃（拓展阅读：）与党项均源出于古羌族，具备共同的族源，因此在文化上也具有诸多共通性。

原始的党项人同羌藏民族有密切的联系

西凉吐蕃、高昌回鹘（拓展阅读：）在陆续被西夏击败或征服后，当地的吐蕃人和回鹘人不仅成为了西夏属民，吐蕃与回鹘文化也被很好地继承了下来。正因如此，西夏的统治阶级才会始终贯彻“联合而治”的政治制度。

从发展的眼光看，这一举措不但能够充分汲取不同国家和民族的治国经验，更有利于内部各族之间的协作与团结。

回鹘王族像

在这样的大背景下，西夏文化的多元特质，在很多领域均有所体现。

1）政治制度

在政治制度上，西夏在有效保留本民族以及吐蕃、回鹘等传统的基础上，积极向中原王朝学习，“其设官之制，多与宋同。朝贺之仪，杂用唐宋，乐之器与曲则唐也”。

比如西夏的兵制，就是在综合吸收了不同地方政权的亮点的基础之上，搭建完成的。具体而言最高军机构“枢密院”，就是主动向北宋学习的结果；地方实行的监军司制度，与吐蕃“在东北和西部边境建立的军镇组织”十分相似；军事组织中的“正军”和“负赡”，同样源自吐蕃的“组”和“仆役”。

西夏石雕力士文支座

2）艺术领域

独具特色的西夏音乐，因为蕴含了中原与吐蕃、回鹘等音乐的诸多特质，得到了各周边国家与民族的一致好评。据史料记载，仅在1083年一年，宋神宗先后召见的米脂寨党项乐人，合计多达42人。

实际上，即便在西夏灭亡后，西夏音乐也一直颇受推崇。1270年，元世祖忽必烈定“由仪凤司掌汉人、回回、河西三色细乐，每色各三队，凡324人”，这里的“河西乐”，就是西夏音乐。

与音乐一样，西夏绘画不仅大力吸收了北宋绘画的技艺，还充分借鉴了高昌回鹘与吐蕃佛教密宗绘画的有机成分。在西夏晚期的敦煌、榆林二窟的洞窟中，就有大量密宗经变题材的壁画。一言概之，西夏绘画在构图、造型、线条等方面博采众长并融会贯通，最终形成了独具特色的绘画风格。

西夏壁画

3）宗教领域

简单地说，西夏尽管大力推崇佛教，但并不排斥其他宗教的传播。因此，无论是来自中原的道教，还是来自西方的景教和伊斯兰教（拓展阅读：），都在当地有着一定的影响力。

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西夏会出现“宗教并行”的盛况？原因很简单，西夏统治者对外来文明兼容并包的态度，为多种宗教的广泛传播奠定了认知基础。

甘肃敦煌莫高窟220窟胡旋舞的现代摹本

实际上，即便是西夏佛教，也呈现出了“多元特质”。

在西夏前期，统治阶层主要提倡中原佛教。据史料记载，他们先后在1030年、1034年、1055年、1059年、1065年向北宋求佛经，“实际次数可能远远不止6次”。在这样的大背景下，中原佛教中的华严宗、净土宗、天台宗、禅宗等宗派纷纷流传至西夏境内，对当地佛教文化的发展，起到了不容忽视的促进作用。

敦煌出土的唐朝金刚经

到了西夏后期，藏传佛教开始在全境流传开来（拓展阅读：）。资料显示，不仅吐蕃僧人能得到统治阶层的特殊礼遇，藏文佛经也在国内倍受重视。

根据藏文文献《贤者喜宴》记载，仁宗李仁孝不仅十分崇敬噶玛噶举派创始人都松钦巴，还在1159年派遣特使，入藏迎请。不久，都松钦巴派遣弟子格西藏琐布，携大批经书访问西夏。格西藏琐布抵达凉州后，不仅被敕封为“上师”，还统筹负责了佛经翻译的工作。

都松钦巴（1110—1193），意思为“知三世”

除了中原佛教与吐蕃佛教外，回鹘佛教也在当地有着较强的影响力。比如元昊之子、西夏王李谅祚与母亲没藏氏，经常聆听回鹘僧人演经。官方还会定期邀请回鹘僧人演绎经文、翻译佛经。另外，结合《辽史》与《金史》中的记载，西夏在宗教领域，与辽金两朝一直保持着较深层次的来往。

由此可见，西夏佛教在综合汲取了中原佛教、吐蕃佛教、回鹘佛教乃至辽金佛教等多种佛教文化的基础上，最终成为了极具包容性的“本土佛教”。

党项民族风情——礼佛之国

对于这种“本土化佛教”，西夏统治阶层极为崇尚。官方不仅将其设为国教，并在都城兴庆府，即今宁夏银川设僧众功德司、出家功德司、护法功德司等专门机构，管理全国的佛教事务。随着时间的推移，最终形成了以兴庆府、贺兰山、凉州、甘州、黑水城等地为中心的“西夏佛教中心”。

另外，官方不仅大力提倡刻经和译经活动，还鼓励使用西夏文译写佛经。数据显示，在已发掘的西夏文刊本和写本中，80%是佛经；出土的西夏文献，也多为佛经典籍。

由此可见，西夏文化之所以能够在中国历史的长河中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与其文化的多元性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光辉璀璨的西夏文化，一直都是中华文化版图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党项衣冠

1226年，成吉思汗以“李德旺（献宗）没有履约”为由，兵分东西两路进攻西夏。至此，“蒙古灭西夏之战”正式拉开了帷幕。蒙古军队一路势如破竹，李德旺很快便忧患而死，他的侄子南平王李睍即位，即夏末帝。

1227年夏，在中兴府被围半年后的李睍，不得不向蒙古军队投降。此时，成吉思汗已病死于六盘山。中兴府失陷后，拖雷根据成吉思汗的遗嘱，将李睍就地诛杀。至此，西夏王朝宣告灭亡。

西夏王陵遗址

据史料记载，蒙古军队进入中兴府后，不仅将西夏的宫室付之一炬，甚至连西夏王陵都遭到了极为严重的破坏。相对“庆幸的是”，在将领察罕的一系列努力下，银川避免了被屠城的命运，城内军民也基本得以保全（拓展阅读：）。

1288年，元廷改西夏故都“中兴府”为“宁夏路”。至此，西夏故地被正式纳入进了大一统中国的行政版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