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前任嘉靖皇帝（1507—1567）与继任者万历皇帝（1563—1620）相比，隆庆皇帝（1537—1572）的存在感似乎没有那么强。

但不可否认的是，在徐阶（1503—1583）、高拱（1513—1578）、张居正（1525—1582）等阁臣的主持下，仅仅存续了六年的隆庆朝，一度出现了全面中兴的迹象。

因此，《明史》的编撰者们，给予了他很高的评价：

“穆宗在位六载，端拱寡营，躬行俭约，尚食岁省巨万。许俺答封贡，减赋息民，边陲宁谧。继体守文，可称令主矣。第柄臣相轧，门户渐开，而帝未能振肃乾纲，矫除积习，盖亦宽恕有余，而刚明不足者欤！”

隆庆帝朱载坖（1537-1572），1566-1572年间在位

提到隆庆帝，一定绕不开“俺答封贡”。

伴随着隆庆和议的达成与贡市贸易的有序恢复，明蒙之间长达二百年的敌对战争状态基本宣告结束，在之后的六十多年里，双方也再未爆发过大规模的战争。

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俺答汗要三番五次向明朝“求通贡”？“通贡”的底层逻辑又是什么？我查了一些资料，接下来跟大家简单聊聊。

自从元顺帝退居漠北后（拓展阅读：），原本居于中原的蒙古人，又回到了过往相对单一的游牧经济生活之中。与此同时，明蒙双方均陷入进了持续性战争状态的旋涡。

1）什么是“朝贸易贡”？

在古代中国，海外贸易的“重点”，一直都是官方主导经营的“朝贡贸易”。

简单地说，海外国家以及边疆地区，都会定期派遣使团，觐见中原王朝的皇帝并“进贡”方物。

身为“天朝上国”的中原王朝，不仅予以使团较高规格的接待，还会基于“怀柔荒远”、“薄来厚往”的原则，赠予对方总价值大于“进贡”物品总价值的数倍甚至数十倍的“赏赐”（拓展阅读：）。

基于改善生活的需要，北方游牧部落的首领们，也会定期派遣使团，向中原王朝“进方物”并表达名义上的政治臣服，旨在换取对方的“高额赏赐”。

由此可见，“朝贡贸易”带有明显的政治属性，与传统的“做生意”有着本质区别。

唐阎立本《职贡图》

2）明蒙关系恶化的底层逻辑

明朝在建国之初，不仅招纳了大批蒙古人入朝为官，还对主动前来朝贡的蒙古各部，给予了赏赐官爵、物品等优厚待遇，旨在换取边疆的安宁。

遗憾的是，伴随着国家政治与经济危机的加深，“华夷之辩”中保守封闭的一面，逐渐在社会中占据了上风。在这样的大背景下，明蒙关系变得日趋紧张了起来。

众所周知，游牧经济有着先天性的缺陷。具体而言，游牧人众必须通过与中原内地人众的互市贸易，方能维持生活的基本稳定。

一般来说，他们通过马匹以及畜牧产品的销售，换取生活和生产过程中必需的农产品和手工产品。因此，在明蒙双方的贸易过程中，明朝一直牢牢占据着主导权。

参与贸易的蒙古商队

为了维稳，明朝不仅将大笔资金用于北疆防务，还在经济上采取利诱、威胁等手段，迫使蒙古各部“不敢造次”。

比如在互市贸易中，明朝一方不仅“禁兵器、铜铁”，甚至一度将铁锅、茶盐等生活必需品，也列入进了禁例之中。

随着时间的推移，心态彻底失衡的蒙古人，干脆采取“直接粗暴”的战争手段，大肆南下掠夺。

但需要指出的是，尽管蒙古人占据着军事上的主动，但战争对于双方生产、生活的破坏以及人口上的损失，都是非常沉重的。因此，无论是瓦剌还是“大汗本部”，都希望能够与明朝恢复稳定正常的贸易关系。

比如在嘉靖十一年（1532）春，达延汗之孙博迪汗（1504—1547）要求与明朝重新恢复“通贡”。

但需要指出的是，双方的朝贡贸易已经中断了近30年。因此，明廷以“小王子（达延汗）进贡虽有成化、弘治年间之事例，但其情多诈，难以轻信”为由，予以拒绝（拓展阅读：）。

孛儿只斤·博迪(1504—1547)，达延汗长孙，在位（1519—1547）二十八年

3）俺答汗的“通贡”尝试

尽管蒙古人碰了一鼻子灰，但同为达延汗之孙，甚至连正统大汗都感到畏惧的土默特部（拓展阅读：）首领俺答汗（1508—1582），一直寻求与明朝达成和解，进而重启“通贡贸易”。

藏于蒙古国历史博物馆的俺答汗画像

嘉靖二十年（1541）秋，他派遣使者石天爵与明朝进行“贸易谈判”。在《明实录》中，记录了他的“谈判倡议书”：

“北虏俺答阿不孩遣夷使石天爵、肯切款大同阳和塞求贡，言：其父阿郎在先朝常入贡，蒙赏赉，且许市易，汉达两利。近以贡道不通，每岁入掠。因人畜多灾疾，卜之神官，谓入贡吉。天爵原中国人，掠居虏中者，肯切系真夷，遣之同来。果许贡，当趣令一人归报，伊即约束其下，令边民垦田塞中，夷众牧马塞外，永不相犯，当饮血为盟誓。否，即徙帐北鄙，而纵精骑南掠去。”

在这封“倡议书”中，俺答汗既描述了朝贡贸易对明蒙双方的好处，又详细解释了自己近来“每岁入掠”的原有，并在结尾处描绘了双方达成和议后“边民垦田塞中，夷众牧马塞外，永不相犯”的和平景象。

当然，他也在信中警告明廷，倘若“言否”，自己一定会“纵精骑南掠”，绝不会手下留情。

对于俺答汗的贸易请求，嘉靖帝统统予以拒绝

客观地说，倘若双方在此时达成和解并逐步恢复互市与通贡贸易，无疑是双赢的结果。

遗憾的是，早已被蒙古犯边“气昏了头”的嘉靖皇帝，丝毫没有和解的打算。在接到俺答汗的书信后，他愤慨地表示，“虏情叵测。务选将练兵，出边追剿，数其侵犯大罪，绝彼通贡”。

可即便如此，俺答汗依然没有选择放弃。资料显示，嘉靖二十一年（1542）闰五月，他再次派遣石天爵前往大同“请求通贡”，结果石天爵不仅被新任大同巡抚龙大有““磔杀”，尸首还被“传至九边示众”。

嘉靖二十五年（1546）五月，俺答汗第三次向明廷提出了通贡请求，使臣再次被杀；嘉靖二十六年（1547）二月，俺答汗第四次“申通贡之请”，又双叒叕遭到了明廷的冷遇（拓展阅读：）。

修筑工事的明朝军民

4）俺答汗的愤怒

实际上，截至嘉靖二十八年( 1549），俺答汗一直都没有放弃通贡的要求。不过，到了这一时期，他已不再派遣使者，而是派遣大军进行“武装威胁”。

据《明实录》记载，蒙古士兵“束书矢端，射入军营中”，并放言“以求贡不得，故屡抢。许贡，当约束部落不犯边。否则秋且复入，过关抢京辅。”

明朝边防将领闻讯后，赶紧向嘉靖皇帝予以通报。不过，嘉靖皇帝依然“头铁”地表示：“求贡诡言，屡诏阻隔。万达等务慎防守，毋致疏虞”。

恼羞成怒的俺答汗，开始集结重兵，决定向明朝发起了全面进攻。

明朝骑兵

嘉靖二十九年（1550）六月，俺答汗的大军进犯大同。明军遭遇到了惨痛失利，总兵官张达与副总兵官林椿相继战死，几乎全军覆没。

同年八月，俺答汗集中10余万骑兵，打算在攻克大同防线后，南下劫掠。大同总兵官仇鸾闻讯后，居然以重金贿赂俺答汗，希望他“勿犯大同”。

“拿人钱财”的俺答汗果然“说话算话”，真的调整了行军路线。八月十四日，他亲率大军越过古北口后乘势南下，围顺义、逼通州，并在密云、三河、昌平等地狠狠地劫掠了一番。

古北口长城

面对突然出现在北京城郊的俺答汗大军，明朝君臣们顿时慌了神。

首先，京城禁军加起来不足五万人，人数上占据着绝对劣势；其次，全军普遍缺乏战具甲仗；第三，老弱兵丁还占据着一定的比例。一言概之，京城守军根本不具备出城迎敌的即战力。

因此，尽管嘉靖皇帝一再催促禁军出城破敌，但“心里有数”的严嵩等大臣，最终以“敌饱将自去，唯坚壁为上”为由，给搪塞了过去。

5）什么是“庚戌之变”？

八月十八日，大同、保定等七镇援兵先后抵达北京郊外。

不过，面对来势汹汹的俺答汗大军，明军不仅“恇怯不敢战”，甚至在总领诸军的“平虏大将军”仇鸾的率领下，不惜乔装打扮成蒙古官兵的模样，劫掠北京周边的百姓。

十九日，俺答汗的大军抵达东直门。二十一日，出于震慑明廷的目的，他们先后摧毁了德胜门、安定门北的几乎所有民居。二十二日，俺答由巩华城（今昌平）攻打明朝诸帝陵寝，并转掠西山、良乡以西的广大地区，“保定皆震”。

与此同时，俺答汗命令在通州被俘的宦官杨增“手持其书信返回明廷”，扬言“予我币，通我贡，即解围，不者岁一虔尔郭！”直到九月初一，“收获颇丰”的蒙古军队才全部撤出明朝境内——这便是历史上的“庚戌之变”。

“庚戌之变”主题绘作

实际上，俺答汗发动“庚戌之变”的理由很简单，就是为了胁迫明朝允许通贡。

嘉靖三十年（1551），明廷于大同镇羌堡、宣府新开口和延宁开设马市，但规定只准用马匹换取布帛。

马市的重新开辟，让俺答汗颇为高兴。他不仅主动明廷献“九白之贡”， 还一再告诫属下首领“毋耽酒失事，马必身腰长大，毛齿相应，然后入”。

不久，俺答汗进一步提出，“富者能以马易缎，贫者唯有牛羊，请易款粟”。坦诚说，这一要求并无不妥之处。

不过，一直对“庚戌之变”耿耿于怀的明廷，认为俺答汗“乞请无厌”，旋即于次年“斩俺答求贡使者”，“并罢各边马市”。感觉受到明廷捉弄的俺答汗，连年派遣重兵南下掳掠，长城沿线的百姓深受其害。

因为庚戌之变，明朝君臣以及知识阶层，对蒙古人可谓深恶痛绝。

史载嘉靖皇帝“苦虏之扰，最厌见‘夷狄’字面。每写‘夷狄’字必极小，凡诏旨及章疏皆然，盖欲尊中国卑外夷也”。士人李诩也在《戒庵老人漫笔》中指出：“余家先世分关中，写吴原年、洪武原年，俱不用‘元’字。想国初恶胜国之号而避之，故民间相习如此。”

欧洲人眼中的“中国局势”

隆庆皇帝继位后，明蒙关系出现了大幅缓和的迹象。究其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原因：

首先，他对嘉靖皇帝推行的强硬政策，进行了比较深刻的反思。

隆庆皇帝即位后，明军在不断加强边防守备的同时，对于通贡和互市“大开绿灯”。当有人反对其决策时，他能以行政手段将其从朝廷中排除出去。一言概之，隆庆皇帝的务实态度，是“俺答封贡”得以实现的首要条件。

其次，隆庆皇帝对内阁重臣给予了极大信任。

当时在内阁主持政务的，分别是实力人物高拱和张居正。隆庆元年（1567），吏部左侍郎兼东阁大学士张居正入内阁；隆庆三年（1569），原本去职的高拱被明廷召回，并委以大学士兼掌吏部。

隆庆帝认为“（高）拱练习政体，负经济才，所建白皆可行”，因此给予了他十足的信任。在这样的大背景下，颇受高拱赏识的张居正，也得到了明廷的重用。比如在高拱担任首辅后，“居正肩随之”。

高拱（1513—1578），明朝中期内阁首辅；张居正（1525—1582），明朝政治家、改革家、内阁首辅

第三，明朝边官普遍具有较强的能力。

宣大、山西总督王崇古，以“勋著边陲”著称。从隆庆初年就受任总督陕西、延、宁、甘肃军务，加右都御史衔；隆庆四年正月，他调任宣大、山西总督，“勋著边陲”。他的搭档，时任大同巡抚方逢时，为人“才略明练，处边事，皆协机宜”，也是个能力卓著的官员。

第四，明廷对北边防务展开了切实的整顿。

隆庆元年（1567），蒙古军队依然不断犯边，山西、陕西屡有警报。同年九月，札萨克图汗对蓟镇的袭扰，让隆庆皇帝颇为震惊。

十一月，明廷便议定好了“防虏之策”，即“责实效、定责任、明战守、申军令、重将帅、练军兵、缮城堡、团民兵、处久任、广招纳、储人才、理盐法、择边吏”。

另外，隆庆皇帝对蓟镇的总督人选也进行了调整，谭纶、戚继光等名将相继得到了提拔，蓟镇守军的战斗力有了显著提升。

此时明朝军队的战斗力，也有了一定的提升

鉴于隆庆四年（1570）九月发生的“把汉那吉降明”事件处理得当，双边关系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直接促成了“俺答封贡”。

1）什么是“把汉那吉降明”事件？

把汉那吉是俺答汗的孙子，他的父亲铁背台吉是俺答汗的第三子。关于他降明之事，《明实录》记载道：

“（把汉那吉）幼孤，育于俺答汗妻所。既长，娶妇比吉。久之，会我儿都司有女，那吉欲娶之，为俺答汗所夺，其女即俺答汗外孙女也。那吉怒，欲治兵相攻，俺答汗以他女畀之，终不悦，遂弃所部来归，独阿力哥等十人从。已而，降者相踵。巡抚方逢时受之，以告总督王崇古，处之镇城，所以拊循慰藉之甚至。”

简单地说，就是把汉那吉想迎娶俺答汗的外孙女，但俺答汗见其貌美，不仅亲自将她带回，还建议把汉那吉“再找一个未婚妻”。心生委屈的把汉那吉，知道自己势单力孤，直接投靠了王崇古。

当年抵御蒙古军队的大同镇长城

在处置“把汉来降”这一偶然事件的过程中，明朝君臣们一直保持着足够的清醒。

当方逢时将“把汉那吉来降”之事向王崇古做出汇报后，二人很快达成了共识，即“（此事）虽若甚微，其关系华夷之分，实当慎重，始之不谨，将贻后艰”。

实际上，在书面报告抵达京城之前，高拱和张居正二人已提前得到了这一消息。很快，高拱致书王崇古，要求他不仅要善待把汉那吉，还要授予鼓动他南投的奶公阿力哥以官衔，旨在制造俺答汗家族内部的矛盾，进而达成离间俺答汗势力的目的。

明军骑兵

见把汉那吉迟迟未归，俺答汗顿时萌生了“恐中国戕其孙”的想法。于是，他纠集重兵，直奔至大同城下“要人”。

面对来势汹汹的俺答汗，王崇古提出上、中、下三条解决方案：

面对兵临城下的俺答汗，明廷马上提出了自己的谈判条件，即“用把汉那吉交换他麾下的汉人智囊赵全”。

民国时期的归化城城楼

2）为什么要“点名”赵全？

赵全是白莲教的大头目之一，在嘉靖三十三（1554）年率教民叛逃至河套丰州地区，投靠俺答汗，一度以“智囊”的身份被得以重用。

在隆庆皇帝即位之初，赵全就不断怂恿俺答汗挥师南下，进攻山西。

根据他的计谋，俺答汗遣兵六万，兵分四路，进犯明朝。在白莲教徒的“带路”下，蒙古军队可谓顺风顺水，在迅速撕破长城防线后，大肆劫掠了石州、文水、交城、平阳等地，被杀、被掠的各地汉族百姓多达数万人。

电影《黄飞鸿》中的白莲教众

俺答汗得胜后，赵全向他提出了更高的目标，即在占领部分长城关口和太原等地之后，委派自己前往太原，“帮助”他征收汉地赋税。

不过，赵全的“宏伟蓝图”，并没有让久经沙场的俺答汗心动。

原因很简单，一方面，他本人并非是正统大汗，这种“南北分治”多少有忤逆之嫌；另一方面，他入侵的动机非常“单纯”，只是“单纯”地劫掠金银财宝、物资药物和人口“而已”，根本没有“定鼎中原”的政治内涵。

赵全被送还时，隆庆皇帝亲临午门门楼参阅了“受俘礼”，并对其施以“磔刑”，即所谓的“千刀万剐”。之后，他的首级被送到九边示众。由此可见，“汉奸”之于中国，是永远得不到好下场的。

游牧的蒙古人

3）隆庆和议的最终达成

对于明廷提出的“换人”要求，俺答汗想都没想就拍板同意了。

在他看来，倘若真的单凭赵全等几个“汉人智囊”的脑袋，就能换取明朝的册封和互市贸易协定的签署，绝对是一个利大于弊的“生意”。

于是，双方立刻着手开启了和谈，并迅速达成了一致，这便是史上非常著名的“隆庆和议”。

根据协议，从隆庆四年（1570）开始，明廷陆续在宣府、大同、延绥、宁夏、甘肃等地开设了十一处马市，规定每年春天为市期，每期一月。

鉴于“频次较低”的马市很难满足广大牧民的要求，明朝又在大同以西的多个地方开设“月市（小市）”，允许蒙汉人民自由贸易。

互市恢复后，俺答汗立即与“诸酋申订盟约”，并要求属下不准犯边。

在俺答汗的倡导和维护下，蒙汉人民“交易不绝”，“东自海冶，西尽甘州，延五千里，无烽火警”。在贸易恢复后的三四年内，“边疆水陆屯田，悉垦治如内地”。

资料显示，截至万历四年（1576），固原镇地亩新增一千六百三十七顷四十五亩；截至万历十年（1582）， 宣府地亩增长了三分之一。

“俺答封贡”主题画作

在贸易往来得以全面恢复的同时，双方的政治关系也得到进一步加强。

隆庆五年（1571）三月，明朝封俺答汗为“顺义王”，并授镀金银印；其他一些蒙古贵族，也相继被授予都督、指挥、千户等职衔。

后来，他在致明廷的书信中“坦诚”地表示，“天子幸封我为王，永长北方，诸部孰敢为患。彼受朝廷厚恩，岂敢负耶？”。

万历三年（1575），明廷赐名俺答汗兴建的“大板升城”为“归化城”。实际上，今内蒙古自治区首府呼和浩特市，就是在“归化城”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丰州故城遗址

俺答汗去世后，除个别地区有过暂时中断外，双方的贸易关系又维持了四十多年。史载“四十余年无用兵之患，沿边旷土替得耕牧”，“自辛未以来，民老死不识兵革，农狎于野，穑人成功保聚”。

随着时间的推移，漠南蒙古一带出现了在过往极为罕见的蒙汉通婚、和睦相处的场景。

在今天看来，“俺答封贡”不仅深刻到了蒙古族的发展，还对中国的统一，中华民族的团结，产生了颇为积极的影响。由此可见，俺答封贡，实为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