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古代的史学家们普遍认为，华夏文化起源于中原地区，然后向周边四散开来（拓展阅读：）。到了明朝时期，不少学者一度提出了“西方文明来源于中国”的观点。

不过，鸦片战争的战败，不仅让昔日的“天朝上国”逐步沦为了西方列强蚕食的对象（拓展阅读：），更让以“华夷之辩”为基础的“天下观”濒临崩溃。与此同时，“我从哪里来”这一问题，也被摆到了台面。

圆明园遗址

在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关于中国（汉族）人的“人种起源”，主要有巴比伦说、非洲说、北亚说、美洲说、埃及说、印度说等观点。其中，以“巴比伦说”的影响最大。实际上，所谓“汉族西来说”的“起点”，就是古巴比伦。

那么问题来了？什么是汉族西来说”？“汉族西来说”的支持者都有哪些？为什么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一观点又逐渐销声匿迹了？我查了一些资料，接下来跟大家简单聊聊。

古巴比伦《汉谟拉比法典》

1）汉族出自古巴比伦？

“巴比伦说”的“创始人”，是曾经在伦敦的大学学院（University College）担任印度支那语教授的法国学者拉克伯里。

他在《早期中国文明的西方起源（1894）》一书中，列举了古代中国和古巴比伦在政治制度、天文历法、语言文字等领域的近百种“相似之处”，最终推断出了“中国文明源于古巴比伦”的结论。

所谓“文明西来说”的梗概大致如下：公元前2282年，两河流域的国王Nakhunte，率领巴克族（Bak tribes）从迦勒底亚出发，翻越昆仑山，最终来到了黄河上游。此后，巴克族四处征伐，传播文明，最终奠定了中国历史的基础。这里的Nakhunte就是“黄帝”，巴克族为“百姓”（Bak Sing）的转音。

由此推断，黄帝是古巴比伦人，中国（汉族）人是古巴比伦人的后裔、

黄帝：什么？我成了古巴比伦人？

2）“汉族西来说”在亚洲的传播

1900年，日本学者白河次郎和国府种德二人，首次将“汉族西来说”的理论，写入了《中国文明史》一书。在1903—1904年间，浙江文人蒋智由（观云），在《新民丛报》上连载了《中国人种考》长文，并对“汉族西来说”的观点，进行了较为详细的阐述。

不过，对于“汉族西来说”，蒋智由本人似乎持保留态度。1904年，他在为陶成章《中国民族权力消长史》撰写的序言中如是写道：“抑夫我种族之所始来，迄今尚未定论，余尝著《中国人种考》，网摭各说，然非能下确实之断案也，惟必推本于黄帝”。在他看来，中国（汉族）人的源流“迄今尚未定论”，他本人也给不出“标准答案”。

《中国人种考》封面

3）谁最拥护“汉族西来说”？

值得注意的是，很多具备“排满倾向”的知识分子们，对于“文明西来说”的观点，表达了高度认可。

章太炎在《序种姓》一文中，就“汉族西来说”的观点，做出了“极为详尽”的论证。他认为：

章太炎（1869-1936）

另一位学者刘师培（1884—1919），也对“汉族西来说”深信不疑，“汉族初兴，肇基迦克底亚，古籍称‘泰帝’、‘泰古’，即‘迦克底’之转音，厥后逾越昆仑（帕米尔高原），经过大夏（中亚），自西徂东以卜居于中土。故西人谓华夏之称起于昆仑之花国。”

坦诚说，“汉族西来说”的观点不仅漏洞百出，而且牵强附会居多，但当时的很多普通民众却颇有买账。另外，很多革命党人在撰写诗文时，不仅以“黄帝子孙”自居，还在开篇或结尾处“溯黄河、长江而登昆仑之巅”，“立志开创20世纪民族建国之大业”（拓展阅读：）。

孙中山于1905年提出的政治纲领中，前两句即“驱除鞑虏，恢复中华”

1）日本历史教科书中的“文明西来说”

值得注意的是，清末学生使用的历史教科书，大部分都是从日本“进口”的（拓展阅读：）。其中，由那珂通世、桑原骘藏、市村瓒次郎等学者编撰的中国史著作，先后被作为历史教科书使用。在众多著作中，桑原骘藏（1871—1932）主编的《东洋史要》最受好评。

总的来说，这些教科书普遍认可“汉族西来说”的观点。桑原骘藏在《东洋史要》中指出，在远古时期，汉族人的祖先从巴比伦移居至黄河两岸定居后，“繁殖于四方”。

“黄帝长于姬水。盖即今底格里士河，约直西历前二千二百八十年间，有王名廓特奈亨台者，属丢那尼安族，用兵平莎公后诸国寻率巴克民族东迁，从土耳其斯坦横断亚细亚中部山脉，由此东向，经新疆莎车府疏勒府，沿塔里木河达于昆仑山脉之东方，而出吐鲁番哈密二厅之边，抵中国之西北部，循黄河而入中国奈亨台。盖即中国之所谓黄帝巴克本民族之号；而中国之所谓百姓昆仑，译言花国，以此地丰饶示后嗣，毋忘既达东方，遂以名国，即中国，之所谓中华也。又有人名，但克者，亚尔多人曾传其制文字象鸟兽爪之形，是即中国之所谓仓颉也。其余同处尚多。”

《东洋史要》封面

2）国产教科书中的“汉族西来说”

与日本教科书不同，国产教科书对于“文明西来说”的观点，持相对谨慎的态度。由夏曾佑（1863—1924）主编，有着“近代第一部有名的新式通史”美誉的《最新中学教科书·中国历史》，就对“汉族西来说”的观点，是保留意见。

“至吾族（汉族）之所从来，尤无定论。近人言吾族从巴比伦迁来，据下文最近西历一千八百七十余年后，法、德、美各国人，数次在巴比伦故墟掘地所发见之证据观之，则古巴比伦人与欧洲之文化相去近，而与吾族之文化相去远，恐非同种也。”

不过，夏曾佑认为，世界人种“在上古时，大约聚居亚细亚西北之高原，其后散之四方，因水土不同，生事各异，久之遂有形貌之殊，文化之别。然其语言文字之中，犹有同者，会而通之，以观其分合之迹，此今日之新科学也”。换言之，他认为，中国（汉族）人的祖先不见得一定是古巴比伦人，但有很大概率是“外来的”。

夏曾佑著《中国古代史》封面

由吕瑞庭、赵徵璧二人主编的《中国历史（1912）》一书，也认为“中国人的祖先可能是外来的”。

“此人种太古自西北而来，渐次移植于东南方，蔓延中国内地….中国内地，人民繁殖之始，邈不可考。然（而）距今约五千年前，即栖息黄河扬子江之人民是也。是等人民，即苗人种和汉人种。汉人种由西北而来，居黄河沿岸。苗人种由西南而来，栖息（在）扬子江沿岸，后渐繁殖。汉人种蔓延各地”。

武昌起义主题绘作

3）为什么“汉族西来说”如此大受欢迎？

“汉族西来说”之所以如此受追捧，其实原因并不复杂——“增加民族自豪感与自信力”。众所周知，进入19世纪末，中国的民族危机空前严重，“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于是，唤醒民众的民族自信、构建民族与国家认同，成为了知识分子们亟需解决的难题。

坦诚说，“通过寻找中国与西方国家之间的内在联系，呼吁双方平等”，无疑是最合适的“解决方案”。显而易见，“汉族西来说”恰好是“最合适”的论据，“中国与西方文明之间的种族平等，得到了拉可伯瑞（拉克伯里）关于两者在古代近东共同起源理论的支持”。

一言概之，“汉族西来说”在19世纪末的深受追捧，深刻反映了中国知识分子们在觉察到民族自信和国家认同遭遇危机时“期望民族复兴的努力”（拓展阅读：）。

《走向共和》中的辛丑条约签订现场

值得注意的是，在民国建立以后，“汉族西来说”的热度便慢慢地降了下来。进入20世纪20年代，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对这一理论产生了怀疑。

1）谁在支持“汉族西来说”？

当然，在民国的历史教科书中，“汉族西来说”依然有着很大的市场。

在1923年出版的《白话本国史》一书中，主编吕思勉（1884—1957）一再坚持“汉族西来说”。为此，他还给出了两条“证据”：

另外，1926年出版的《（评注） 国史读本》一书，也对“汉族西来说”表达了肯定态度。“近世西人有潘伯赖者，在中亚细亚发掘地层，证明纪元前八千二百五十年前，该地土质膏腴，当为古代文化散布之地。后经地质上之大变动，骤变为干燥之沙漠。其地居民，不得不迁散，移植于世界各地。此可为汉族东迁之一确证也”。换言之，编者甚至认为，“所有的黄种人，都来自西方”。

《吕思勉全集》

2）谁在反对“汉族西来说”？

不过，越来越多的中日学者，都对“汉族西来说”的理论表达了质疑。日本学者内藤湖南就认为，“汉族西来说”的“创始人”拉克伯里是一位“怪论家”，“文明西来说”根本毫无根据。

在中国，以缪凤林为首的学者们，从政治、地理、人种等角度，对“汉族西来说”的观点进行了反击。与此同时，一些教科书也对“汉族西来说”的观点，表达了更为谨慎的态度。

内藤湖南（1866 —1934），日本近代中国学的重要学者京都学派创始人之一

由梁园东主编，1933年出版的《新生活初中教科书·本国史》一书，在谈及“中国的原始民族（汉族）”时说道：“地球上最初有人类，是在三十万年前；那时中国有没有人，还不明白。三十万年前的人类和现在世界上的人类，不是一种。现在人类，约是十万年前传下的。这十万年的人，怎样来到中国，变成中国人，现在也考察不明白。”

关于汉族的来源，作者认为，“他们的来源，有说是4200年前从巴比伦迁来的，有说本是黄河流域的土著，更有说是东海岛民；这些都已不能确定”。

《新生活初中教科书·本国史》

语言学家金兆梓，明确表达了对“汉族西来说”的反对态度。他在1926年出版的《中国本国史教科书》一书中指出，“汉族西来之说，其持论殊嫌穿凿。….尧舜以前，即中国固有之传说，且多附会，至以巴比伦为汉族所从来，尤不可信。惟汉族先居昆仑而后东下，移植于黄河流域，案之载籍，或可差信”。

不过，尽管这些学者们对“汉族西来说”表达了怀疑甚至反对意见，但在具体的驳斥环节，不仅缺乏有说服力的证据，也无法指名中国（汉）民族的真正起源。可即便如此，他们依然认为，“认可汉族西来说是背宗忘祖的行为”，“奉西戎为宗国，诬先民而不恤。”

《走向共和》中的孙中山和宋庆龄

实际上，“中国人种土著说”的观点，比“汉族西来说”还要早。早在1862年，法国学者罗苏尔就率先提出了这一观点。1916年，英国人洛斯在其著作《中国民族之起源》中，也对“中国人种为土著”表达了认可。不过，这一观点并未在当时得到国内学界的认可。直到20世纪30年代，“中国人种土著说”才走上了台面。

1）教科书中的“中国人种土著说”

学者朱翊新（1896—1984）在其1930年编著的《初中本国史》中指出，“汉族由来，旧时主‘西来说’。但经近年地下史料的发现、考古学者的研究，已证明汉族实我国北部土著，把‘西来说’推翻了。” 不过，他也指出，“惟此种史料，现在发现的还不多，确定的断定，尚待未来”。

周口店北京人遗址

历史学家罗香林（1906—1978）在《高中本国史》中，不仅否定了“汉族西来说”，还坚持“中国人种土著说”。

“此为最初于吾国境内组织统一的中华国家之民族。其语言文字文明教化，皆自成系统，一线相承，至今益盛。….汉族初居黄河流域，渐向长江粤江两流域发展，分布全国各省。”

“吾华国族，虽内包汉、满、蒙、回、藏、苗、越等七族，然同属黄种，起源相同。吾国学者，自昔无人种学研究，故于本国人种来源，初无述论。惟西国《旧约》，早言亚洲为世界人种产地，近世西人且主张世界之第一人类为中国人。此问题虽尚待充分证明，然亚洲人类由来之古，中国人种之出自本洲，则可由此略见一斑矣。”

他还指出，“汉族西来说”的观点并不可靠。“与其轻信中国民族来自西亚，毋宁先假定其为发生于吾国本部，而再搜寻证据，致力于人类考古之学，或从事地下发掘，以为正确谳定为较愈也。”

一言概之，在20世纪30年代，“中国人种土著说”的理论，大有取“汉族西来说”而代之的趋势。遗憾的是，因为缺乏足够的考古证据，“中国人种土著说”的观点，依然缺乏说服力。

罗香林，1936年考取清华大学，从师陈寅恪、顾颉刚，致力于民族史研究

2）为什么“中国人种土著说”会“崛起”？

“中国人种土著说”的主要依据，无疑是以“北京猿人”化石为代表的一系列考古成果。一些学者甚至“骄傲”地认为，“中国是世界人类之发源地，中国人远古就居住在中原地区”。

但是，这些考古成果，似乎难以验证“中国人种就是土著居民”的理论。换言之，这些成果既可以为“中国人种土著说”提供“证据”，同样可以为“汉族西来说”提供“证据”。

实际上，在关于中国彩陶文化的争论和“汉族西来说”在20年代的“死灰复燃”，就是基于考古发掘提出来的（拓展阅读：）

对于没有充分的证据来证实“中国人种土著说”，罗香林甚为痛心疾首：“惜乎自十五万年前以上，至一百万年前猿人时代以下，其间凡数十万年，尚以发掘未周，材料未备，无以论述，为可憾耳”。

由此可见，“中国人种土著说”和“汉族西来说”一样，都是基于增强民族自信的需要。金兆梓认为，“在没有其他地下史料发现之前，可以暂行断定汉族在石器时代，已经是黄河流域的主人翁了”。由此可见，对“汉族西来说”肯定、怀疑与全面否定，并不是自相矛盾的。相反，这完全是民族主义思想的具体体现。

河南安阳殷墟宫殿宗庙遗址

从19世纪末开始，中国民众的民族意识逐步增强，民族主义运动高涨。1929年南北统一后，国民政府明确将“民族主义”列为“教育宗旨”之一。尤其在历史和地理学科的教育上，要求“阐明民族的真谛”，进而“养成自重自信之国民，以期恢复民族精神”。因此，历史教科书成为了增强年轻一代民族自信心的有力武器。

1929年，顾颉刚等人编著的《本国史》教科书，因为怀疑“三皇五帝”遭到了官方查禁。《白话本国史》因为在讲述“宋金和议”时，对岳飞和秦桧的评价“不符合主流价值观”，主编吕思勉吃了官司。

吕思勉《中国通史》封面

国民政府要求学者们，在研究历史的过程中，“（要）注意鼓舞民众的民族自信心”，“凡所以鼓励精忠报国之精神，激扬不屈不挠之意志，在学术界方当交相劝勉，一直努力”。

国民党元老戴季陶认为：“学者的讨论是可以的，但不能在教科书上这样说，否则动摇了民族的自信力，必与国家不利”，“中国所以能团结为一体，全由于人民共信自己为出于一个祖先”（拓展阅读：）。

在中国，各民族要团结起来！

总的来说，无论是对“汉族西来说”的认同，还是对“中国人种相信土著说”的坚持，都是民族意识觉醒的表现，也均是中华民族寻求自信的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