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所周知，清朝是近代中国边疆形成的重要时期。遗憾的是，伴随着鸦片战争的爆发，昔日的“天朝上国”逐步沦为被列强蚕食的对象（拓展阅读：）。与此同时，越来越多的民族问题也纷至沓来。其中，爆发于清末的“金丹道事件”，就产生了极为恶劣的影响。

那么问题来了，什么是“金丹道事件”？“金丹道事件”爆发的契机是什么？我查了一些资料，接下来跟大家简单聊聊。

直隶（清朝）

在晚清时期，“金丹道”主要流行于朝阳县、建昌县、敖汉旗一带，信徒主要以来自关内的汉族移民及其后裔为主。首领杨悦春，出生于建昌县杨家湾。因为曾主张“吃斋行善，不食烟酒、施行医术”，因此一度被当地人称为“学好者”。

除了金丹道之外，武圣门和在理教也卷入了这场暴乱的旋涡。与金丹道一样，武圣门也是“非法宗教”，传播范围与金丹道大致重合，“名以学教诱人，实以烧香聚众”，“藏污纳垢，久怀叵测”。与前两者不同，主张“劝人戒烟（鸦片）戒酒”的在理教，是主要流行于直隶和奉天等省的“合法团体”。

赤峰人文地图

如果说“金丹道事变”爆发的深层原因，是“卓索图盟（今辽宁西部、河北东北部以及内蒙古东南部地区）和昭乌达盟（今赤峰）境内蒙汉居民的民族矛盾”。那么，这场暴乱的导火索，无疑是时任昭乌达盟盟长的敖汉旗贝子达克沁。

据史料记载，达克沁极端仇视当地的汉族百姓。私自上山砍柴的汉族百姓被贝子府抓获后，不仅柴禾以及绳子、镰刀等工具会被没收，“情节严重者”还要遭受极为残酷的私刑，“如以碗口粗小树砍去枝梢，削其顶为尖，将犯山人衣服尽脱，并将小树弯在地以索尖插入肛门，陡一松手将人撅在半空，旋即落地，摔得脑浆崩裂。”

与达克沁一样，他的家人对待汉族百姓也极为苛刻。达克沁的儿子四喇嘛，动辄“勒增汉民租价，侵夺人家生产”，致使“百余里中无人不怨”；他的福晋（妻子）外出时，“勒令开道，其有乡间愚鲁农人，回避稍迟者，无论妇女老幼，鞭笞立至，几至酿成巨变”。

位于敖汉旗的寺庙

截至1891年，贝子府的暴虐行为“达到了新高峰”。据史料记载，偷割羊草的汉族百姓被捕获后，达克沁会命令属下“夺其绳担，并施毒打辱骂，且捕到府中严押，科以私割牧场罪名”。在百姓生活日益困苦的大背景下，贝子府的残酷暴行，进一步激化了贝子府与当地汉族百姓乃至蒙汉居民之间的矛盾。

达里湖冬捕祭祀

1891年，热河地区爆发了水灾，粮食减产，社会秩序日趋紊乱（拓展阅读：）。

同年九月，因听信“（金丹道教徒）来破贝子府”的谣言，达克沁提前调集蒙古兵，加强了贝子府的守卫。在得知贝子府增兵的同时，杨悦春又听到了“（达克沁）欲调蒙兵杀（汉）民腾地”的谣言，于是决定先发制人。

他打出“杀蒙古”的口号，号召教徒们一起进攻贝子府。为了“泄多年之积忿”的教徒们，纷纷“咸乐从之”。因为相信“纸性绵软，枪子难透”，他们纷纷涌入贝子府街购买布匹、纸张，作为头巾和护甲。

清末民初的蒙古人

十月初十夜，金丹道暴动军向贝子府发起了全面攻击。因为达克沁提前做好了准备，因此暴动军的突袭，遭遇到了府中蒙古兵的激烈抵抗。双方激战了两三个时辰，暴动军依然未能攻下贝子府。

恰在此时，暴动军运送火药的车子，被府中的蒙古兵击中后爆炸，数名暴动军士兵被炸起后落入贝子府中。蒙古兵见状，以为暴动军“使用了妖术，于是“皆惊慌失措，枪不能放，均委而弃之，各逃生命”，守备迅速崩溃。很快，贝子府被暴动者攻陷。

除了达克沁三儿子喇嘛色丹那木济尔在外出家，长孙德色赉多布与一奴仆侥幸逃脱之外，达克沁及家人23口悉数被杀，家族坟墓也被捣毁。

与此同时，为躲避战乱逃入贝子府的蒙古百姓合计一千余人，也成为了这场暴乱的牺牲品，他们们“凡遇蒙（古）人，无论男女，一刀一个进行屠戳”。据史料记载，贝子府内外蒙古百姓“其存者仅数十人”。

近代内蒙古老照片

攻占贝子府后，金丹道暴动军们将其更名为“开国府”，并推举杨悦春为“总大教师”，李国珍为“扫北武圣人”。与此同时，他们打出“替天行道、扫胡灭清”的旗号，将进攻矛头全面指向了昭盟和卓盟境内的蒙古人。

“与蒙古有嫌”的他们共兵分四路，不仅“遇蒙古人及喇嘛庙宇无不烧杀抢毁”，还以“从此不受蒙古欺侮”为宣传口号，号召各地与蒙古居民有矛盾的汉族居民们“行动起来”，很快便聚拢了大批人众。

据史料记载，暴动军中“有持菜刀者，（也）有持斧镰者。甚至将锄钩伸直，捻成利锋以充军械者”，“各各头裹红巾，手持器械，只呼杀！杀！凡遇蒙古，无得免者”，“每杀一人还口呼，尔等尚吃租乎？尚施威乎？骂不住口”。

由于各蒙旗“承平日久，武备松弛”，所配军械均“劣鄙不堪”，士兵数量也远不及金丹道暴动军。因此，面对对方如潮水一般的进攻，蒙旗驻军根本无力抵抗。不久，敖汉旗、翁牛特右旗、土默特左旗、奈曼旗等旗的衙署纷纷沦陷，附设庙宇、房屋、财物、档案尽数烧毁，甚至连敖汉郡王达木林达尔达克的祖坟都被暴动军捣毁了。

西方笔下的义和团形象，与金丹道暴动军几乎“大差不差”

对于蒙古族居民和喇嘛，他们的杀戮极尽残酷。“所有蒙古村落、喇嘛庙、天主堂焚烧无余，并截杀逃难的蒙古人。又起一逆名曰巡山会，专搜深山沟壑藏匿之人”， “但为贼匪经过之处，蒙民均不免流离失所”。

逃入喀喇沁右旗西咀子村避难的约两千多蒙古族难民，被他们尽数杀害。据史料记载，“（西咀子村内）有铡刀铡者，有牵到石槽砍之者，厥后数十石槽皆满人血。贼众每杀一人，抛在一旁，再燃高粱秸一束，绑其尸上。而其妇女尤惨，既经奸淫，复于私处以刀割之。其幼孩则挑在枪头，令其挣扎为乐。时值严寒，妇女尸身仰卧伸腿，冻作不堪之形，言之痛心。”

另外，暴动军还组织了千余人规模的“巡山会”，对逃入朝阳和建平境内山林之中的蒙古族难民们，展开了大规模的搜捕和追杀。

因为听信“（暴动军）枪刀不入，（会）到处放出火公鸡，口吐火球，不燃自焚”的谣言，这些难民们根本没有与对方殊死一搏的勇气。据喀喇沁学者汪国钧记载，“适有蒙古未及逃出者，三五十成群，以为潜逃之计，路遇三五贼党，皆不敢还手，匍匐哀告，终不见恕，一一引颈受刃，不敢少移也”。

清末民初的蒙古人

“金丹道事变”爆发后不久，清廷委派直隶总督李鸿章统筹全局，处理平叛事宜。李鸿章派出多支部队挺进热河，其中便有直隶提督叶志超（拓展阅读：）和统领芦台练军各营记名提督聂士成。

尽管清军在面对西方列强时，表现得唯唯诺诺（拓展阅读：）。但与金丹道暴动军相比，他们在作战能力、武器装备、后勤保障等方面，均占据着绝对上风。

更何况，暴动军除了“著道中彩衣，执剑作法，状若疯癫”，“用墨涂鼻，口念咒语，向前直冲”之外，毫无技战术可言。因此，清军的镇压，演变成了一场单方面的屠杀。

晚清时期的清军形象

十月十八日，叶志超率兵进攻建昌境内的暴动军，后者“即坠崖跌死者三百余名，遍野横尸，血污满地”，几乎全军覆没。两天后，清军在八角山一带与暴动军狭路相逢，后者战死二百多人，十余人被擒，其余“尽数逃窜”。

十月二十二日，合计两千余人的暴动军被清军轻松击败。其中，战死者约有四十余人，”（清军）烧死百余名”，头领郭万昌被俘，余众“大败奔窜”。十月二十九日，官军围攻榆树林子，暴动军几乎全军覆没，“伪王李妖师、伪领兵侯孙惠、杨升、张惠、王永元均死于乱军之中”。

十一月十五日，清军抵达翁牛特旗。清军“枪炮外出，官军以车代梯，奋勇齐上，立将寺院攻破，又击毙多名，生擒梁贵成父子二人及伙党，夺获大炮四尊，抬炮十五轩，鸟枪刀矛器械五百余件，贼马二百余匹”。

晚清时期的清军形象

十一月十三日，聂士成率兵攻克“开国府”。十六日，清军在那林沟一带，将张双和周宽所部合计五百余人尽数歼灭。不久，各地暴动军前来增援，又被清军歼灭六百多人，“（清军）夺获枪炮刀矛不计其数，贼马二百余匹”。

在众多援军中，就有“扫北武圣人”李国珍的部队。在兵败撤退途中，李国珍因为“右胁已受洋枪重伤”后被俘，不久便被处决。杨悦春得知李国珍兵败后，迅速“逃赴色力虎金厂沟山洞之内潜藏”。很快，“清军将金厂沟土山四面围严，按洞搜查，最终将逆首杨悦春父子叔侄六名，一并擒获”。

一言概之，清军仅用了两个月的时间，就将金丹道暴动军尽数剿灭。数据显示，大约2万多名金丹道教被清军诛杀。至于清军的伤亡，几乎可以忽略不计。

清末的普通百姓形象

在得知清军入境后，各地蒙古族居民纷纷主动充当向导，协助清军平叛，“通衢集市及偏僻村落，凡官军与贼接仗处所，该旗蒙古均与有力焉”，“其蒙古官弁壮丁并喇嘛庙宇及屯镇团练人等，或随同官军并力助剿，或探明匪首协往擒拿，各营分路搜缉颇资向导之力。”

在清军屡战屡胜的同时，劫后余生的当地蒙古族官兵们，对金丹道暴动军以及当地的汉族居民，展开了疯狂的报复。在清理喀喇沁右旗烧锅店战场时，对于受伤未死的暴动军士兵， 蒙古兵“皆以刀挥之”，“不留活口”。一些敖汉旗蒙古兵，因家属在山咀子村被暴动军杀戮，“每见汉人即欲杀之矣”，完全处于“杀疯了”的状态。

他们还和清军一起，“到处搜刮学好亲族，指为叛逆，遭杀戮倾家荡产者不计其数”，“所有使用物件，除焚毁者外，一净如洗”，“抢夺器具少有理论，即以匪党问罪”。比如喀拉沁右旗蒙古兵在行军至楼子店宿营时，“周围二三十里内汉人，多有被抢、被剿者，甚有合家满门咸被杀尽者”。

20世纪初的蒙古人形象

为了避免蒙汉民族之间矛盾的二度激化，清政府要求该旗郡王、扎萨克旺都特那木济勒（旺王）严格约束蒙兵，“务使蒙民相安 勿任寻衅滋事”。与此同时，清政府还在各蒙旗张贴告示，“倘有私（自）（进）行仇杀，无论蒙民，均按军法从事。”

另外，清政府还颁布了对金丹道教徒的“特赦令”，表示凡属“被胁之民，经乡社保释及自行解散回家各安生业者，皆属情有可原”，“既往不咎”，希望能够“务修和睦，以期久远相安”。

随着时间的推移，暴动逐渐平息了，但造成的生命和财产损失却是十分惊人的。《朝阳县志》的编撰者认为，建昌、朝阳两县境内的蒙汉百姓，死亡人数超过了10万之众。李玉廷在《（金丹道）教匪亲历记》中指出，仅赤峰县的死亡人数就有4万之众，另外还有6万多户合计30多万人，沦为无家可归的难民。

20世纪初的喇嘛庙

金丹道事变的本质，无疑是蒙汉民族之间的矛盾、隔阂乃至仇恨。除了蒙古王公对汉族农民的压迫外，还有以下几个原因：

1）游牧经济与农耕经济的冲突

伴随着康熙朝（1662—1722）“滋生人丁永不加赋”和雍正朝（1723—1736）“摊丁入亩”政策的相继施行，社会经济在得到迅猛发展的同时，人口也有了大幅度增长。到了道光和咸丰年间（1821—1861），全国的人口数量已经达到了“警戒线”（拓展阅读：）。

为了缓解内地的粮食和人口压力，清政府不得不组织和动员这些饱受困苦的汉族百姓，移民至“帝国边境”，开垦种地。于是，卓昭二盟“迎来了”大批汉族移民。随着时间的推移，汉族移民无限制开垦土地的行为，激起了“土著”蒙古人的强烈不满。

众所周知，蒙古人以放牧为生，需要大量的牧场，保护草原是维持生计的根本。汉族移民以耕种为生，森林对他们来说是荒地，烧草垦荒可谓“天经地义”。因此，双方冲突不断，“（汉民）因砍伐山林而早已与蒙古积怨”，“垦种日，有碍蒙古牧场”，一些蒙古人则存在“将旗内佃种之百姓均逐，不准居住”的行为。

老照片中的庆州白塔（位于赤峰市巴林右旗）

2）在利益交往中，蒙古人经常吃亏

长期的游牧生活和藏传佛教思想的熏陶，使得当时的蒙古人，不仅缺乏改变环境的动力，也缺乏改变现状的欲望和经济头脑。因此，在与汉族移民的利益交往过程中，经常“稀里糊涂地吃大亏”。

据资料记载，“土货以酒为大宗，广行内蒙各旗，商务以与蒙人交易为主，故（汉族）商家皆通蒙语，其以个人贩蒙地尤众。蒙人以其牛马皮革来市，汉商收买之后，鲜有给予现款者，必多方劝其购置他物，重利盘剥，殊不合商业正轨，而获赢之厚，远非内地所能及者”。一言概之，在当时的蒙古人心目中，汉族人成为了“狡诈”和“贪婪者”的代名词。

老照片中的五塔寺（位于呼和浩特）

3）蒙古人对汉族移民的歧视和欺压

在双方难言和睦的大背景下，很多地痞趁机作恶，进一步加剧了民族隔阂。

以朝阳县为例，汉族移民来到当地后，“（蒙古人中的）桀骜者，时复出而相扰。纠合三五， 持刀骑马，闯入汉族人家，索要酒肉钱财，笞打妇男，抢掠牲畜，尽而后已”。当然，一些不服气的汉族流氓也不示弱，他们“素行强横，乡里侧目，蒙古受其欺凌，私相怨谚”。

坦诚说，这种仇视情绪在积累到一定程度以后，就会为一些区域的突发事件所点燃（拓展阅读：）。

老照片里的归化城（今呼和浩特）

4）悲惨的社会环境

在同光年间（1862——1908），热河地区多次爆发自然灾害。比如在1883年1886年间，平泉州（治所在今河北平泉市）多次遭遇水灾，“虽有零星地亩，亦与石田无异”。与此同时，当地商铺纷纷关闭，商业日渐萧条。

讽刺的是，在严重的自然灾害面前，地方官员并非积极救助，而是横征暴敛、敲骨吸髓如故。于是，生存压力、民族矛盾和官民矛盾的“多重叠加”，给了金丹道等民间宗教的成长提供了肥沃的土壤。换言之，“金丹道”成为了这些汉族移民的“抱团之地”。

电视剧《走西口》剧照

“金丹道事变”的爆发，使得当地的蒙古居民不得不整体北迁，还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内蒙古东部地区的人口结构。更为可怕的是，这次暴乱直接催生出了分离主义思潮。比如《蒙古独立宣言》的起草人海山（1862—1917），就是典型的例子。

海山（约1862—1917）

海山自幼接受全面教育，熟练掌握蒙古语、满语、汉语、俄语等多种语言，是当时颇具名气的高级知识分子。与此同时，他对汉文化颇为尊崇，甚至“立志娶汉族女子为妻”。

那么问题来了，究竟是什么原因，促使他离开清政府，辗转来到外蒙古，并全程参与和策划“外蒙古独立”的事宜呢？答案不言而喻，就是“金丹道事件”。

海山是卓索图盟喀喇沁中旗人，在这次暴乱中，他的家乡遭到了毁灭性的摧残。因此，在他协助清廷平叛的过程中，就因屠戮过激而遭到了官方的问责。进入20世纪后，海山“漫游各国”，并接触到了西方的民族主义理论，最终成为了狂热的“蒙古主义者”。

蒙古军中的主要将领（右二为“黑喇嘛”）

外蒙古独立后，担任“内务部司官”一职的海山，不仅是内务大臣车林齐密特的高级智囊，还亲自参加了攻打科布多城的战役，并制造了屠城事件。据史料记载，他率军将城中的所有汉族居民全都杀光了，甚至连老弱妇孺都没有放过。

由于手段过于残忍，不仅让其他蒙古军将领都感到毛骨悚然，更激起了八世哲布尊丹巴的强烈不满。有学者认为，他之所以很快被“打入冷宫”，与其滥杀无辜的暴行有着直接关系（拓展阅读：）。

除了海山之外，包括贡桑诺尔布（贡王）、棍楚克苏隆（宾图王）为代表的内蒙古王公们，也正是在暴动的“刺激”下，主动在领地内开启了一系列近代化改革的尝试。1912年初，二人先后与俄国和日本取得了联系，并同日本签订了借款和购买武器的合同，旨在“响应”外蒙古独立，但均以失败告终。

访问沙俄的蒙古第一任总理赛音诺颜汗那木囊苏伦

后来，贡王接受了民国政府的邀请，赴京担任了“蒙藏事务局总裁”一职，开启了全新的政治生涯。不过，宾图王选择“投向”了外蒙古政权，并担任了“副总理大臣”一职（拓展阅读：）。

时光荏苒，到了1947年5月，在王爷庙召开“内蒙古人民代表大会”，先后通过了《自治政府施政纲领》和《暂行组织法大纲》，选举产生了内蒙古自治政府和临时参议会组成人员，乌兰夫当选为自治政府主席。

1947年5月1日，内蒙古自治政府委员宣誓就职

1949年11月，经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总理周恩来批准，自治政府迁址张家口。1954年，自治区人民政府迁到归绥市，“归绥”改称呼和浩特市，设为内蒙古自治区首府（拓展阅读：）。

1979年，黑龙江省的呼伦贝尔盟和大兴安岭地区的鄂伦春自治旗、莫力达瓦达斡尔族自治旗，吉林省的哲里木盟和白城地区的突泉县、科尔沁右翼前旗，辽宁省的昭乌达盟，宁夏回族自治区的阿拉善左旗，甘肃省的阿拉善右旗、额济纳旗，均划归回内蒙古自治区。至此，传统的“骏马图”又回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