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金朝、南宋与西夏对峙时期，金朝各阶层一直以“中国人”自居。

在官修《金史》中，“中国”一词合计出现了14次，除了3次指代地域上的中原之外，其余均指代金朝；在金元大儒元好问（1190—1257）的著作《遗山先生文集》中出现的14次“中国”，基本上也均指代金朝。

元好问（1190—1257），字裕之，号遗山，世称遗山先生

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金人”有着如此强烈的“中国认同”？对于“中国”一词的内涵，他们又有着什么样的认识？我查了一些资料，接下来跟大家简单聊聊（拓展阅读：）

众所周知，在古代中国的很多史料文献中，“中国”一词泛指中原地区以及中原政权。

在春秋战国时期，时人常将地处中原的周、齐、鲁、晋、宋、郑等诸侯国视为“中国”或“中国”的一部分。地处中原之外的秦、楚、吴、越等诸侯国，一度被蔑称为“夷狄”。

三国时期，因为魏国据有中原，因此魏国一直被视为“中国”。以“恢复汉室”为己任蜀汉政权，因地势偏僻，并不被时人视为“中国”。至于偏居江东的吴国，更一度被视为“边鄙”。

司马光《赤壁之战》中“若能以吴越之众与中国抗衡，不如早与之绝”一句里的“中国”，指代的就是曹魏政权。

三国时期的疆域概览

众所周知，五代十国中的后唐、后晋和后汉三大政权的建立者，均为“夷狄”沙陀人。但由于三国均据有中原，因此一直被视为“中国”。

十国”中的大多数尽管多为汉人建立，但因为未据中原，因此并不被视为“中国”。所谓“四夷、十国，皆非中国”，就是这个道理（拓展阅读：）

有趣的是，即便在契丹文的文献资料中，也能看到“契丹人以中国人自居”的记录。比如著名契丹文字专家，《契丹小字字源举隅》作者即实认为，《辽道宗哀册》篆盖上的契丹小字“契丹”二字，翻译过来就是“大中”，“契丹国”就是“大中国”的意思（拓展阅读：）。

目前所见最早的“中国”两字的证据，是见于青铜器“何尊”铭文中的“宅兹中国”

入主中原的金朝统治阶层，充分继承了这种“中原政权即中国”的传统观念。

在他们看来，以“中国”自居是一件理所应当的事情。比如金哀宗所说的“太祖、太宗威制中国”一句，表达的就是这个意思。

金世宗（1123—1189）时期，北方的游牧人众不断南下骚扰，使得“朝廷欲发民穿深堑（修界壕）以御之”。对此，丞相纥石烈良弼（1119—1178）提出了强烈的反对意见。

他认为，“古筑长城备北，徒耗民力，无益于事。北俗无定居，出没不常，惟当以德柔之。若徒深堑，必当置戍，而塞北多风沙，曾未期年，堑已平矣。不可疲中国有用之力，为此无益”。显然，这里的“中国”，指代的就是金朝。

金世宗

金泰和五年、南宋开禧元年（1205），在权臣韩侂胄（1152—1207）的积极筹备下，南宋意欲重启北伐。不过，该消息传至金朝后，金章宗与很多大臣们并不相信对方会单方面撕毁盟约。

比如定国公完颜匡就认为，“彼（南宋）置忠义保捷军，取先世开宝、天禧纪元，岂忘中国者哉？”参知政事独吉思忠也指出，“宋虽羁栖江表，未尝一日忘中国，但力不足耳”。显然，这里的“中国”，同样指代的是金朝。

金章宗的书法作品

到了金哀宗（1198—1234）时期，金朝的国势早已日薄西山，经常被后来者居上的蒙古军队打的节节败退。可即便如此，金朝君臣们依然没有将“大侄子”南宋放在眼里。

比如哀宗就在与臣僚的对谈中指出，“北兵（蒙古军队）所以常取全胜者，恃北方之马力，就中国之技巧耳。我实难与之敌，至于宋人，何足道哉？”金哀宗不仅将金朝视为“中国”，还将蒙古、南宋与“中国”并举。

金军将领完颜陈和尚（1192—1232）战败被俘后，不屈而死（拓展阅读：）。对此，一些蒙古军将士赞叹道：“中国百数年，唯养得一陈和尚耳！”显然，蒙古官兵们非常自然地将金朝视为“中国”。

金与蒙古的野狐岭之战

除了统治阶层之外，金朝的知识分子们也一直以“中国人”自居。

比如金末士人修端就曾指出，“自建炎（赵构年号）之后，中国非宋所有”。在他看来，占据了中原地区的金朝，才是严格意义上的“中国”。

当然，金朝各阶层的这种“中国认同感”，是绝大多数南宋知识分子们所难以接受的。可即便如此，依然有不少人下意识地用“中国”来指代金朝。

比如一向反对和议、力主对金强硬的大儒陈亮（1143—1194）就曾在致宋孝宗书中指出，南宋只要妥善“经略荆襄”，就“可以争衡于中国”。与此同时，他还告诫孝宗，不要“忘君父之大仇，而置中国于度外”。显然，两次出现的“中国”均是金朝。

大儒陈亮（1143—1194）

实际上，古代中国的所谓“正统之争”，并非是“中国与外国之争”，而是“中国”内部不同地方政权的地位与合法性之争。

展开来说，“正统”是“中国正统”，“非正统”泛指“中国的非正统”。但需要指出的是，无论是“正统”还是“非正统”，均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金朝灭辽后，辽天祚帝就在其所上降表中表示，“伏念臣祖宗开先，顺天而建业；子孙传嗣，赖功德以守成。奄有大辽，权持正统”。

显然，身为亡国之君的天祚帝，一直视辽朝为“中国正统”。

天祚帝的流亡和辽朝灭亡

根据《大金德运图说》记载，金章宗和金宣宗二人均组织过关于“德运”的讨论。

在讨论过程中，秘书郎吕贞幹以为，“圣朝（金朝）先辽国以成帝业，辽以水为德，水生木，国家宜承辽运为木德”，明确提出了金朝应该“承辽水德以为木德”的观点。

简言之，他不仅视金朝为中国正统，还直接承认了辽朝的中国正统地位。尽管金章宗最后决定“金继宋统”，但他也指出，“吕贞幹所言继辽底事，虽未尽理，亦可折正”。

南宋、金和西夏，都是“中国”的一部分

与统治阶层一样，金朝的知识分子们也从未将“四周”政权排除在“中国”之外。

元好问尽管视金朝为“中国正统”，但他并未将金朝以外的有关人物排除出“中国”的大名单。在他看来，“壤地有南北，而人物无南北，道统文脉无南北，虽在万里外，皆中州也”。

因此，他不仅将“生乎中原，奋乎齐鲁汴洛之间者”视为“中州人物”，同样将那些“生于四方，奋于遐外，而道学文章为世所宗”的知识分子视为“中州人物”。由此可见，他并未简单粗暴地以南北地域来“区分中国”。

在他修撰的《中州集》中，不仅收录了金朝诗人的作品，还同步收录了“宋建炎以后”出使金朝被留以及“留而得归者”的作品。

《中州集》封面

在金朝宣告灭亡的1234年九月，一群来自北方的儒生齐聚东平府（山东泰安），热情洋溢地讨论着“将来国史何如”的问题。

生于燕地，也是这次讨论组织者之一的儒生修端认为，北宋从未完成真正的“大一统”。因此，将宋朝视为“中国正统”是不合理的。

在他看来，国史应该以“南北朝”的框架来进行撰修，即五代史为《南史》，辽史为《北史》，北宋为《宋史》。简言之，“僻居燕云，法度不一”的辽朝，历史地位至少和“元魏北齐”相当了。

契丹文化浮雕

修端进一步指出，“完颜氏世为君长，保有肃慎”的金朝， 继承的是辽的“大统”，因此不存在“篡宋”的争议。再加上金朝不仅占据着北方的大片疆域，还“坐受四方朝贡，百有余年”，连偏安一隅的南宋也要对其称臣侄（拓展阅读：）。

因此，身为“中国共主”的金朝，是当仁不让的“中国正统”。他建议，在国史的修撰环节，当以金朝为《北史》，宋为《南宋史》。

实际上，金朝各阶层的“中国认同感”，是随着时间的推移才逐渐变得“愈加深刻”的。

在金宋对峙初期，金朝君臣们一度用“中国”来指代北宋。

金军在占据燕山（北京）后，宋使赵良嗣二度使金，向金太祖请求返还燕山等地。对此，金太祖回答说，“我自入燕山，今为我有，中国安得之？”这里的“中国”，显然指代的是北宋。

在灭亡北宋前夕（拓展阅读：），金朝君臣们依然在不少场合，用“中国”来指代北宋。

金军第二次进攻北宋时，完颜希尹等人主张先取两河，再取首都东京（开封）。对此，完颜宗翰反驳道，“东京，中国之根本，我谓不得东京，两河虽得而莫守”，显然，这里的“中国”还是北宋。

靖康之变

即便在灭亡北宋以后，金朝君臣们也在部分场合，将北宋视为“中国”。

比如在金世宗册命皇太子的《册命仪（1168）》中，就出现了“绍中国之建储，稽礼经而立嫡”一句。显然，这里的“中国”并不是金朝，而是历史上“领有中原”的各封建王朝，里面自然包含了北宋。

在兴起于南宋的“魏蜀正闰”讨论中，金朝士人们不仅纷纷加入了进来，很多人也并未对他们提出的“蜀正魏闰”之说，提出明确的反对意见。

金朝士人赵秉文在《蜀汉正名论》中，就极力反对陈寿等人提出的“以魏为正，以蜀为闰”观点。在他看来，蜀汉“上则为三王之学，下不失为汉光武”，有“公天下之心”，虽为“僻陋之国”，依然可视为“中国正统”。

实际上，即使是金章宗本人，尽管将南宋排除在“正统”之外，也依然将其视为“中国”的一部分。

赵秉文（1159—1232），字周臣，号闲闲居士，晚号闲闲老人

大家都知道，历史上“中国”一词，还有着很强的文化内涵。

最早将“中国”与“华夷”联系在一起的孔子老先生认为，“诸侯用夷礼则夷之，进于中国则中国之”。在他看来，不管你原来属于哪个部落氏族，只要遵循华夏之礼，就是“华夏”的一部分。

这种用“礼”来区分“中国”和”夷狄”的思想，被后世许多思想家所接受。

董仲舒（前179年—前104年）就曾指出，“《春秋》无通辞，从变而移。今晋变而为夷狄，楚变而为君子。”

孔子与他的弟子

身为“夷狄”的契丹人在建立辽朝后，全面接受并继承了这种“懂礼即中国”的观点。

《松漠纪闻》就曾记载：“大辽道宗朝，有汉人讲《论语》”，“至‘夷狄之有君’，疾读不敢讲”，道宗曰“上世獯鬻、猃狁，荡无礼法，故谓之夷。吾修文物彬彬，不异中华，何嫌之有？”

在道宗看来，契丹文明已经与“中国”无异，早已和“夷狄”划清了界限。

契丹服饰图

女真人入主中原后，同样继承了这种按文明区分“中国”与“夷狄”的观念。

因此，他们不会刻意地将某一个民族统称为夷狄，但会将野蛮落后的部族视为“夷狄”。换言之，在一些场景下，“中国”代表着尊贵，“夷狄”代表着卑贱。

在河北归宋士人张汇编撰的《金虏节要》一书中，曾有这样的一段记载：

（金熙宗）自童稚时，金人已寇中原，得燕人韩昉及中国儒士教之。其亶（即金熙宗）之学也，虽不能明经博古，而稍解赋诗翰，雅歌儒服，烹茶焚香，奕（弈）棋战象，徒失女真之本态耳。由是则与旧大功臣，君臣之道殊不相合，渠视旧大功臣则曰，无知夷狄也。旧大功臣视渠则曰：宛然一汉家少年子。

根据这段记载，深度学习过儒家文化的金熙宗 完颜亶，将那些没有系统学习儒家文化的女真贵族斥为“无知夷狄”。作为对比，“夷狄”贵族们也视其为“汉家少年子”。

结合语境可以看出，这里的“汉”和“夷狄”，并非是民族或部族概念，而是分别代表了文明与野蛮。更为有趣的是，一些以“中国人”自居的金朝士人，甚至将南宋视为偏安一隅的“夷狄政权”。

金熙宗完颜亶雕像

对于传统的“华夷之辩”，金朝统治阶层普遍持有反对意见。

比如以“提兵百万西湖上，立马吴山第一峰”为奋斗目标的“海陵王”完颜亮认为，按照南北地域或民族来区分贵贱尊卑的观点是不正确的，区分尊贵和卑贱的标准应该是文化和事功。

因此，他对“自古帝王混一天下，然后可为正统”，“天下一家，然后可以为正统”等观念，给予了高度认可。

“海陵王”完颜亮

对于《晋书》没有将苻坚（拓展阅读：）放到“本纪”而是置于“载记”的选择，完颜亮表达了强烈不满，“（苻坚）雄伟如此，秉史笔者不以正统帝纪归之，而以列传第之，悲夫。”

在他看来，尽管苻坚不是汉人，但前秦不仅“据有中国”，身为君主的他本人也建立了“雄伟”的事功。因此，将他放在“载记”里是不合理的。

另外，完颜亮还援引《春秋公羊传》中“君子大居正”、“王者大一统”的“大一统”观念，试图让金朝以外的其他各族人民，心服口服地承认自己是“中国”的“正统皇帝”。

完颜亮在条件并不成熟的情况下，贸然发动了灭亡南宋的战争。

值得玩味的是，在完颜亮进攻南宋失败以后，金朝各阶层人士的“中国认同感”不但没有被削弱，反而更加强烈了。到了金朝末期，这种认同感已经日趋理论化和系统化了。

金朝诗人赵秉文认为，中国采用夷狄之礼就是夷狄，夷狄采用中国之礼就是中国。

在《蜀汉正名论》一文中，他提出了“有公天下之心，宜称曰汉。汉者，公天下之言也”的理论。

这里的“汉”就是“中国”，是否应该称“汉”以及正统，标准在于是否“有公天下之心”。简言之，不管你族属如何，只要“有公天下之心”即是“汉”。

一言概之，金人反对以民族区分“中国”和“夷狄”，主张按文化区分“中国”与“夷狄”——“夷狄”只要懂礼，由后进变为先进，就可以称为“中国”。“金人”认为自己懂礼，理应称“中国”。

金朝骑兵部队

至正三年（1343）三月，元顺帝诏修辽、金、宋三史（拓展阅读：）。

值得注意的是，因为修三史所引发的所谓“正统之辨”，导致修编一度陷入到了停滞状态（拓展阅读：）。

最终，担任你都总裁官的右丞相脱脱最终拍板——“三国各与正统，各系其年号。”

脱脱草书《题璇玑图》，藏于纽约大都会博物馆

用发展的眼光看，元朝确立的“三国各与正统”的“多统”思想，在一定程度上可视为对金朝“中国”意识的承认、继承和发展，有着很强的进步意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