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37年，卫拉特四部之一的和硕特部，在首领固始汗的率领下，从新疆一路迁至青海。在历经数年后，他统一了整个青藏高原，建立了和硕特汗国。1717年，和硕特汗国被同为卫拉特四部之一的准噶尔汗国所灭。

客观地说，统治青藏地区长达八十余年的和硕特汗国，在奠定中国最终版图的问题上，起到了不可低估的作用。

那么问题来了，什么是和硕特汗国？和硕特汗国是如何崛起和灭亡的？我查阅了一些资料，接下来跟大家简单聊聊。

和硕特汗国的大致疆域

也先死后，一直称雄于蒙古高原的瓦剌部遭遇到了严重打击（拓展阅读：）。为避“蒙古本部”的锋芒，他们不断向西迁移，最终在天山以北一带安顿了下来。进入17世纪以后，天山北部基本奠定了“卫拉特四部”的格局。

乌鲁木齐天山大峡谷景区

1）卫拉特四部的困境

所谓“卫拉特四部”，即驻牧于巴尔喀什湖东部、南部的伊犁河流域与楚河、塔拉斯河流域的准噶尔部，驻牧于额尔齐斯河流域中上游两岸的杜尔伯特部，驻牧于塔尔巴哈台附近雅尔地区一带的土尔扈特部以及驻牧于额敏河两岸至乌鲁木齐一带的和硕特部。

伴随着北疆牧场的不断减缩，各部之间的矛盾日益激化。为了解决最基本的生存问题，一些部落选择主动向外迁徙。

比如在17世纪30年代，土尔扈特大部以及杜尔伯特、和硕特的部分部众，在土尔扈特首领和鄂尔勒克的率领下，一路西迁至伏尔加河下游地区游牧生活（拓展阅读：）。

率众回归中国的土尔扈特首领渥巴锡

2）固始汗的抉择

但需要指出的是，和硕特部向青藏地区的迁徙进程，与藏传佛教格鲁派发来的求援举动，有着直接关联。

17世纪上半叶，雄踞于后藏的藏巴汗、康区的白利土司以及青海的外喀尔喀首领绰克图台吉，共同组建了较为稳固的“反格鲁派”联盟。他们不仅极力遏制格鲁派的发展，还大肆掠夺其经济特权和物质财富。

1632年，在喀尔喀内战中失败的绰克图台吉率部进入青海，一举击溃了格鲁派（黄教）的“靠山”青海土默特部（拓展阅读：）。

蒙古国电影《绰克图台吉》海报

见局势对己不利，格鲁派高层派遣特使，向同样尊崇藏传佛教的卫拉特四部求援。对于这段史实，托忒文史料《四卫拉特史》如是写道：

“以固始汗、鄂尔勒克及其六子、巴图尔珲台吉、昆都伦乌巴什、车臣汗、阿巴赖、杜尔伯特托音为首的卫拉特大小诺颜议定，我们供奉达赖喇嘛吧！土伯特人不是属于达赖喇嘛吗？卫拉特不要约束自己，到最想去的地方去吧！”

蒙古文版《四卫拉特史》封面

简言之，众首领们一致认为，卫拉特人应该“支持格鲁派，远征青藏”。结合《青海史》与《水晶鉴》中的记载，在参与讨论的众首领当中，地位最高的是卫拉特四部“盟主”、和硕特“大诺颜”固始汗。因此，“要不要率军远征西藏”，需要由他本人亲自定夺。

对于以“足智多谋，英武有为”著称的固始汗而言，自然知晓远征青藏的意义。倘若远征成功，不仅可以争取到更大的发展空间，有效化解四部之间的危机，还可以利用格鲁派的权威，进一步巩固自己的盟主地位。不过话说回来，一旦远征失败，原本就松散的卫拉特联盟，大概率会分崩离析。

固始汗（1582—1655），祖上世代及侄子鄂齐尔图汗都是卫拉特盟主

3）固始汗的赴藏考察之旅

一时拿不定主意的固始汗，决定亲赴拉萨一探究竟。根据《水晶鉴》的记载，他亲率十余人，“化装成朝圣的香客”顺利进入了拉萨。

在赴藏途中，固始汗见到了绰克图台吉之子阿尔斯兰。在得知阿尔斯兰意图率军攻打拉萨的消息后，固始汗苦口婆心地“向他解释了不能损害格鲁派的道理”。

被固始汗说服的阿尔斯兰，在抵达拉萨后，不仅第一时间主动拜会了五世达赖，向他表示“我已改变了主意”，还派遣左翼军攻打“盟友”藏巴汗，但在岗巴拉山被对方击溃，几乎全军覆没。违抗父命的阿尔斯兰，最终在1636年初被绰克图台吉处死。

蒙古国电影《绰克图台吉》中的阿尔斯兰

通过这次实地考察，固始汗对青藏地区各派势力的基本情况，有了较为清晰的认识。在他看来，尽管绰克图台吉与藏巴汗的“反格鲁派”联盟取得了对“逆子”阿尔斯兰的压倒性胜利，但这个联盟并非想象的那么稳固。

顺利返回大本营后，固始汗立即着手准备远征青藏。俄国史学家认为，这支军队的出发时间应该在1636年秋。

根据《青海史》、《水晶鉴》的记载，大军的主力由和硕特和准噶尔组成，还有部分土尔扈特与杜尔伯特的成分。联军从塔尔巴哈台出发，经伊犁河东下，沿着空格斯河南部流域到海得克河，然后南下塔里木河，经噶斯口至青海西北的布隆吉尔河流域，在1637年初抵达青海地面。

青海固始汗主题雕像公园

或许连固始汗本人都没有料到，征讨青藏的战事居然持续了整整六年才告一段落。但需要指出的是，在正式入藏之前，和硕特部以青海为基地，进行了长达五年的精心筹备。因此，西藏当地的各方势力，均无法与之相抗衡。在他的正确部署和得力指挥下，和硕特部顺利将青藏地区的控制权，掌控在自己的手中。

1）击败绰克图台吉，独占青海

固始汗进入青海后，遭遇的第一个强敌，正是占据青海、信奉噶举派（红教）的绰克图台吉。1637年初，两军在青海湖边展开了终极决战。

根据蒙古文史料记载，这场战斗异常惨烈，因为主战场所在地的“两座山岗被鲜血染红”，故该地得名为“大小鸟兰和硕”，即“红山咀”。最终，固始汗的一万精兵击败了对方的三万（或四万）大军，绰克图台吉兵败被杀。至此，青海成为了固始汗的囊中之物。

蒙古国电影《绰克图台吉》中的绰克图台吉

战事结束后，固始汗产生了留牧青海的念头。他以丰盛的酬劳慰问了同行的准噶尔首领巴图尔珲台吉，并将女儿嫁给他，然后“委婉”地希望他率领自己的部众返回北疆故地。

面对这位势力如日中天的“老丈人”，巴图尔珲台吉只能唯命是从。不久，他率领自己的部众与其他盟友启程返回北疆。这就意味着，固始汗以“离开故土”的代价，独占了卫拉特联军的战果（拓展阅读：）。

连环画中的巴图尔珲台吉形象

2）固始汗的康区征程

1638年，固始汗再一次以香客的身份抵达拉萨。为了“统战”固始汗，五世达赖不仅亲自在大昭寺举行了隆重的法会，还授予了他“丹津崔吉扎勒布”，即“持教法王”的称号。

绰克图台吉的迅速崩溃，让一直崇信苯教、反对藏传佛教的藏族康区首领白利土司栋月多尔济大为震惊。

1639年，白利土司亲自致书藏巴汗，意图共同抗击固始汗。他在信中忧心忡忡的表示，“非常令人沮丧的是，我们的同盟者绰克图部被消灭了”。不过，他依然信心十足的表示，“明年我将在喀木集起一支兵，同时你也应当带着后藏的兵来，我们一起消灭格鲁派，让他们连个影子也找不到。”

白利土司官寨遗址

但令白利土司万万没想到的是，这封信居然鬼使神差地落到了固始汗的手里。同年五月，固始汗的军队“如黑色狂风一样”攻入康区。孤立无援的白利土司尽管做出了拼死抵抗，但连战连败，邓柯、白玉、石渠、德格、甘孜等重镇相继失守。次年十一月，他兵败被俘，旋即被处决。于是，康区也被纳入进了固始汗的势力范围。

在稳定了康区局势后，固始汗立刻释放了被白利土司囚禁的萨迦、格鲁、噶举、宁玛等派的僧人。用发展的眼光看，这样的“仁义之举”，极大程度博得了西藏各大藏传佛教教派的好感和信任。

（康区·）甘孜州白玉县登龙藏族民居

3）西藏的最终统一

伴随着青海与康区局势的稳定，固始汗正式开启了进军西藏的进程。此时，他的最大劲敌，无疑是雄踞后藏、信奉噶举派的藏巴汗丹津旺布。

1641年，固始汗的大军已经开进卫藏地区。为了一击制胜，他故意放出风声，声称自己要从康区返回青海。藏巴汗信以为真，便放松了戒备。但现实情况是，和硕特军队已经顺利通过了昌都。在截断了所有大道后，固始汗向藏巴汗发起了全面攻击。

面对和硕特军队潮水一般的进攻，无计可施的藏巴汗，不得不向扎什伦布寺的寺主罗桑却吉坚赞（四世班禅）求助，希望他能从中斡旋。

扎什伦布寺

本着不忍生灵涂炭的慈悲心态，罗桑却吉坚赞亲赴固始汗大营进行调解。需要指出的是，固始汗尽管给予了他极大的尊重，但依然态度强硬地表示，倘若藏巴汗无条件交出政权和军队，自己可以考虑为其建立一个庄园，供其安享晚年。

如此苛刻的条件，藏巴汗自然无法接受。最终，双方在日喀则城下展开了多番激战，藏巴汗的军队连连败退。1642年，弹尽粮绝的他宣布无条件投降。至此，西藏终于在固始汗的征服下，完成了严格意义上的统一。

铜鎏金四世班禅雕像

实际上，进入明中叶以后，明廷已经实质上丧失了对青藏地区的统辖能力。资料显示，从1509年开始，青海相继被土默特、鄂尔多斯、外喀尔喀等蒙古部落所占据。基于地缘政治和利益的双重考量，这些蒙古部落均深度参与了西藏的政治斗争。

1）和硕特汗国的建立

鉴于藏传佛教一直在西藏有着得天独厚的地位（拓展阅读：）。因此，每一个统治西藏的世俗政权，都会拉拢其中的一个教派为自己“撑腰”。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固始汗选择了主动与自己“取得连接”的格鲁派。

不过，固始汗在入藏之初，以五世达赖为首的格鲁派上层，并没有给予他足够的信任。直至藏巴汗被击败后，五世达赖才长舒一口气——“在西藏这块土地上，如果有一个领袖，时局才会安定，萨迦、噶举、宁玛等其他教派四分五裂的局面才可能有所改观”——显然，这里的“领袖”，就是固始汗。

五世达赖见蒙古王唐卡（局部）

在今天看来，格鲁派上层的预判是准确的。固始汗进入西藏后，不仅从未以征服者自居，还以“护教者”的身份，保持着对格鲁派上层人士的极大尊重。

击败藏巴汗后，他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按忽必烈皇帝向八思巴大师奉献的三次大布施之例，将包括日喀则在内的西藏十三万户，全部奉献给五世达赖”。1645年，他敕封罗桑却吉坚赞为“班禅博克多”，与五世达赖共同成为了西藏宗教的最高权威，拥有了全面掌握各大寺院的支配权。

这样的举措，不仅消除了格鲁派上层人士们的不安感，也赢得了广大西藏民众的认同与欢迎。因此，在固始汗主政时期，尽管双方在权力分配、资源分享等方面存在一定的分歧，但作为“利益共同体”的双方，一直维持着比较友好、稳定的关系。

五世达赖

得到格鲁派大力支持，“身居布达拉宫狮子宝座上”的固始汗，顺利地建立了和硕特汗国，全面开启了对青藏地区的统治。

他令长子达延以汗位继承者的身份，率领和硕特部众驻牧于达木；令第六子达赖巴图尔以副王的身份统领留居于青海的诸台吉，并设立“青海八台吉”和左右二翼长等官员，管理汗国的大本营。

大昭寺中五世达赖见固始汗的壁画

2）格鲁派地位的日渐稳固

和硕特汗国的建立，让格鲁派在藏地取得了不可冒犯的神圣地位。伴随着西藏社会局势的稳定，身为最高宗教领袖的五世达赖不仅“占据了失败的对手的封地和寺庙”，甚至强迫这些僧众“改奉格鲁派”。

但是，尽管“反格鲁派”的三大势力已经全面失败，但“强迫改宗”的举措，依然激起了其他藏传佛教派别的激烈反弹。其中反应最激烈的，莫过于曾作为藏巴汗“福田”，也是格鲁派劲敌的噶玛噶举派。

藏传佛教噶玛噶举派主寺楚布寺举行展佛仪式

1642年，噶玛噶举派的僧众们，联合自己的“施主”噶尔巴雅普赛，发动了旨在反对固始汗的叛乱。他们不仅拟定了活捉达赖和班禅的周密计划，还企图摧毁格鲁派各大寺院，救藏巴汗出狱。

坦诚说，噶玛噶举派信众嫌弃的叛乱，一度闹出了不小动静。他们不仅后藏地区一度被他们收入囊中，就连四世班禅也险些沦为他们的俘虏。“遗憾的是”，固始汗很快便派遣了一支强有力的军队，迅速“荡平了一切反叛”。

藏传佛教噶玛噶举派主寺楚布寺举行展佛仪式

不服气的噶尔巴雅普赛，在1644年再度挑起事端，但依然以失败告终。沦为孤家寡人的他，先逃至康区，后逃至藏南地区，并联合不丹当地的佛教势力，以图再次攻击和硕特汗国。

1648年，和硕特军队发动了征讨不丹的战争。尽管和硕特军队未能取得预期战果，但不丹也同样元气大伤，再也无力组织有生力量予以反击。伴随着噶尔巴雅普赛的失败，格鲁派取得了在藏地“一家独大”的宗教地位。

今天的不丹，佛教依然有着很高的地位

3）和硕特汗国与清朝的联系

身为“外来者”的固始汗敏锐地意识到，要想巩固自己的统治，不仅要得到格鲁派的支持，还要与周边的政治势力，尤其是中原王朝保持稳定的友好关系。

实际上，早在击败绰克图台吉的1638年，固始汗就在与五世达赖等人取得联系后，联合派出了一支由蒙古族喇嘛伊拉古克三世呼图克图为代表的访清使团。使团抵达盛京后，受到了清廷高规格的招待。

沈阳故宫

使团返程前，皇太极给西藏各方势力的首脑们都写了回信。结合信中的内容看，皇太极对于西藏境内的藏传佛教各教派以及各大世俗割据势力，都保持着一视同仁的态度。他对固始汗占领青藏的军事行动，既无谴责，又无赞同；对藏巴汗既不同情，又不排斥。

皇太极之所以这样做，原因主要有两点。首先，他不了解青藏地区形势，不敢轻易介入；其次，清朝尚未入关，没有太多的精力干预青藏事务。

皇太极

清朝入关后，清廷对青藏地区的政治形势有了新的认识，即全面认可了和硕特汗国与格鲁派在青藏地区的地位。

同年，清朝官方专程写信告知固始汗，意欲迎请五世达赖访问北京。因为清廷已经了解到，要想礼请达赖喇嘛，必须提前得到和硕特汗的首肯。此后的1648、1650、1651年，清廷接连派遣使者进藏，邀请达赖五世赴京。

1652年，五世达赖亲率一支由三千余人组成的使团访问北京。次年四月，清廷册封他为“西天大善自在佛所领天下释教普通瓦赤喇恒喇达赖喇嘛”，并赐金册和金印；与此同时，清廷还册封固始汗为“遵文行义敏慧固始汗”，希望他能与清廷保持友好关系——尽管对于清廷而言，册封更像是权宜之计。

五世达赖觐见顺治帝（局部）

用发展的眼光看，固始汗的操作可谓“一箭双雕”。有了清朝的官方背书，不仅牵制了“后来者居上”的以准噶尔蒙古为首的外部势力，还取得了统治青藏地区的合法依据。

随着时间的推移，周边不少国家均阿派遣使节前往拉萨，与和硕特汗国建立了外交关系。据史料记载，“印度之拉科新王、尼泊尔的雅木布王、阿里王等边境小国君长，亦多进方物为贡”。

青海固始汗主题雕塑

借助于“天时地利人和”，固始汗很快确立了自己在西藏的统治地位。为了巩固统治，他们实行了以下几个有效措施。

1）重用第巴，掌控西藏军政事务

在固始汗统治时期，身为汗王代言人的第巴，在藏地官员任免、领地分配与军队派遣等问题上，有着举足轻重的话语权。第一任第巴索南饶丹（1595—1658），就将这种权力运用得淋漓尽致。

他可以不经五世达赖的批准甚至可以违背他的意愿，擅自任免官员、分配领地。比如在藏巴汗被击败后，他直接跳过五世达赖，擅自将仁蚌和喀孜两地交给吉雪第巴进行管理。即便五世达赖心有不满，也不得不颁发相关的任命文书。

一言概之，固始汗通过对第巴任免权的掌控，采取“以藏治藏”的形式，维护着自己在西藏政局中的主导地位。

青海固始汗主题雕塑

2）直接参与重大事务的决策

前面提到，为了维护在西藏的统治，固始汗十分注意与格鲁派上层和清廷之间的关系。坦诚说，这不仅符合格鲁派上层的利益，也为自己在青藏地区的有效统治，找到了“值得信赖”的背书。

对于上层人士的人事调动，他也会直接插手干预。因为不愿意让吉雪台吉兄弟管理日喀则，于是他“亲自出手”，强制他们交出日喀则的管理权，并委任新的日喀则宗本。

3）册封新的宗教领袖

前面提到，以“护教者”身份示人的固始汗，模仿俺答汗册封三世达赖索南嘉措的举措（拓展阅读：），在格鲁派内部树立了一个新的转世系统——班禅活佛系统。

在今天看来，固始汗在做到笼络格鲁派领袖的同时，还人为地实现了对格鲁派内部的一次分权，最大限度地避免了“达赖一系”一家独大局面的出现。

一言概之，在治时期，和硕特蒙古势力在“世俗+宗教”的联合统治格局中，一直占据着主导地位。不过，令他没想到的是，在他去世后，和硕特汗王和格鲁派之间一场新的争夺西藏统治权的斗争，很快就全面爆发了。

班禅的“驻锡之地”扎什伦布寺

客观地说，无论是政治才能还是个人威望，固始汗的继任者们要远比他本人逊色得多。因此，在固始汗去世（1654）后，和硕特汗国的内部就出现了裂痕，对西藏的统治也日趋松懈，在当地政局中的影响也被严重削弱。

1）格鲁派势力的日渐膨胀

与之相对比的是，随着时间的推移，格鲁派势力得到了迅猛发展，五世达赖本人的政教权力也日趋膨胀了起来。简单地说，他不仅可以以宗教领袖的身份号令藏区各大教派，还在第巴任免、封赏藏区贵族等事件中，起到不可替代的作用。

前面提到，第巴索南饶丹的独断专横，一直让五世达赖心怀不满。因此，在第巴索南饶丹（1658）去世后，他对索南饶丹之死密不发丧，并擅自任命各个机构的官员，逐渐掌握了西藏行政大权。

雍正皇帝颁给达赖喇嘛的金印

显而易见，和硕特汗国不情愿将权力拱手让给五世达赖。因此，在第巴一职空缺了两年之后，和硕特汗国就督促五世达赖任命新的第巴。不过，等到第二任第巴就任时，五世达赖已经全面掌握了第巴人选的决定权。因此，和硕特汗王只能象征性地参加相应的仪式。

与第巴索南饶丹时期相比，第二任第巴丕列嘉措（1658—1669在位）已不再完全唯和硕特汗王之名是从，而是直接向五世达赖汇报工作。一些重要事务的处理，只有在经过五世达赖的授权后才能继续进行。实际上，就连五世达赖本人也承认：“第巴主持下的所有赏赐之事，大部分都征询我的意见。”

等到第三任第巴罗桑土登（1669—1675在位）就任时，五世达赖已经完全掌握了第巴的任免权，和硕特汗王连象征性的授权仪式都不能参加了。随着对政教事务的全盘掌控，第巴的权限仅局限在宗教事务方面，彻底沦为了如假包换的“工具人”。

雍正皇帝颁给达赖喇嘛金印上的文字

2）五世达赖的改革

掌控了西藏政教权力的五世达赖，为了进一步巩固自己的地位，进行了一系列加强格鲁派实力的改革措施。

在政治领域，五世达赖说服甚至威胁当地各领主，以承认庄园由其子孙世袭、保证其子孙世代在拉萨做官等为条件，将这些庄园的所有权尽数收回，并纳入至地方政府的统辖。与此同时，在各地实行宗本流官制度。其中，宗本为西藏地方政府委派，对拉萨地方负责。

五世达赖还主持制订了《噶伦办事章程》。《章程》规定，拉萨地方政权下的职官必须信奉格鲁派，各地行政官员“僧俗并用、僧高于俗”。一言概之，格鲁派“亲自下场”，牢牢控制了西藏地方的行政大权。

布达拉宫

在经济和宗教领域，五世达赖重新分配土地和农奴，其中很大一部分拨给各地格鲁派寺院作为寺属庄园，以加强格鲁派的经济实力。他还说服其他教派接受格鲁派的领导，并强制没收了以噶举派为首的敌对教派的寺院，迫使寺内僧人改宗，成为格鲁派麾下的“属寺”。

五世达赖推行的一系列改革举措，使其政教权力与个人威望，达到了如日中天的地步。数据显示，仅1669年就有来自内地、喀尔喀蒙古、青海与硕特部、准噶尔部、西藏各地以及不丹、尼泊尔等地的3000千多名贵族参加了新年宴会。

为了迎合各部首领企图称汗的心理，五世达赖凭借自己的声誉，进行大肆分封，其中就有著名的噶尔丹博硕克图汗（拓展阅读：）、鄂齐尔图车臣汗等。他的这一举措，不仅进一步密切了格鲁派与蒙古各部的关系，也大幅提高了格鲁派在蒙古民众中的威望。

随着时间的推移，西藏地区的权力重心已经完全倒向了格鲁派这一边，西藏的僧俗关系日趋紧张。

布达拉宫内部的唐卡

与格鲁派的迅猛发展相比，日趋衰微的和硕特汗庭，不仅丧失了对第巴的任免权，也失去了通过第巴操纵西藏政务的权力。当然，他们并不甘心将过往的辉煌地位拱手相让，可面对惨淡的现状，不得不暂时隐忍下来。

1）格鲁派的全面压制

需要指出的是，五世达赖还不断利用自己的威望，主动挑拨青海和硕特王公与和硕特汗王之间的关系。随着时间的推移，居于藏区的和硕特汗王与青海和硕特王公的关系，变得日渐疏远了起来。

为了牵制甚至驱除和硕特势力，格鲁派还竭力拉拢日趋强大的准噶尔汗国。在今天看来，这一举措直接威胁到了和硕特汗国的统治。

噶尔丹

随着格鲁派统治地位日益巩固，和硕特汗王的存在价值几乎消失殆尽了。资料显示，在1672年座次的编排上，和硕特汗王的地位已经出现了断崖式的下降。

“铺设五层坐垫的是清朝皇帝的正副使臣、持有皇帝赦书印信的内部的众昂索。坐垫的高低适合的是喀尔喀的汗王，比其稍低的是（和硕特）丹增达延汗、厄鲁特车臣汗等继承王位的人。”

一言概之，和硕特汗王的地位，不仅远低于清朝的使臣，甚至还低于远道而来的的喀尔喀汗王。

西藏“噶当派”的第一座寺庙——热振寺

2）拉藏汗的反击与危机

1703年，继承汗位的拉藏汗，乘准噶尔汗国遭受清朝打击而元气大伤以及第五任第巴桑结嘉措（1679—1703年在位）因封锁五世达赖去世的消息而陷入被动的时机，以“六世达赖作风不轨”为由，向格鲁派发动了全面进攻。

1705年，桑结嘉措被杀，拉藏汗扶立新的达赖喇嘛，成为西藏的主宰者。与此同时，他设立了一个由四名蒙古宰桑（宰相）组成的大臣会议，架空了第巴的管理权限，将西藏世俗贵族排除出了权力中心之外。

拉藏汗，和硕特汗国最后一任汗王，固始汗曾孙，达赖汗朋素克之子

表面上看，拉藏汗在西藏的权力“回到了”顶峰。实际上，由于缺乏格鲁派信徒和大多数西藏民众的支持，他的统治潜伏着极为严重的隐患。展开来说，这种以通过武力、任意废立达赖喇嘛的举措，最少受到三方面的威胁。

首先，由拉藏汗主导的这场军事行动，彻底将自己与格鲁派推向了敌对状态。因此，他不仅得不到格鲁派上层与本地贵族的支持，也很难得到当地民众的认同。实际上，“甚至在他本人的近侍的小圈子里、在大臣和宫廷官员里也在酝酿着叛乱”。

针对拉藏汗这种有违教权和自身利益的举措，“吃亏”的格鲁派上层，做出了“极为积极”的回应。

他们联络青海和硕特部，寻访新的达赖喇嘛转世灵童，并主动与清廷取得联系，意图期望能得到对方的认定与册封。与此同时，一些格鲁派上层，一直与更为强大的准噶尔汗国保持着联络，谋划共同推翻拉藏汗的统治。另外，在格鲁派上层的收买下，一些拉藏汗身边的大臣们，也纷纷加入到了推翻拉藏汗的阵营之中。

西藏大昭寺

其次，拉藏汗的统治受到了准噶尔汗国的威胁。为了摆脱自己孤立无援的处境，拉藏汗不惜以赔子、赔物为代价，与准噶尔汗国结成了姻亲。

可即便如此，拉藏汗的“示弱”举动，丝毫没有消除对方觊觎西藏的野心。实际上，准噶尔汗国正是利用格鲁派与拉藏汗的矛盾，做出了出兵西藏的决定。

最后，在面临格鲁派和准噶尔汗国的“两面夹击”时，尽管清政府起初采取了一些鼓励和支持拉藏汗的举措。但随着时间的推移，最终选择“坐山观虎斗”，坐视和硕特汗国的覆灭。原因很简单，清政府自始至终都不乐见和硕特汗国的存在，因为他们想“取而代之”。

青海塔尔寺

1717年，准噶尔大汗策旺阿拉布坦以“护教”为由，在格鲁派上层的积极配合和清廷的漠然坐视下，一举摧毁了和硕特汗国，结束了其在西藏长达75年之久的统治。

不过，进入西藏的准噶尔军队，“见到见唐古忒（藏族）人之物件则抢，遇人则杀，致使父母妻子离散，拆毁寺庙。种种暴虐，致使唐古忒人惟有怨泣而已”。忍无可忍的西藏官民们，想尽各种办法，成功与清廷取得了联系（拓展阅读：）。

习惯大量使用火枪作战的准噶尔军队

1718年，康熙皇帝命额伦特率兵数千人入藏，正式开启了“驱准战争”。与此同时，以康济鼐和颇罗鼐为首的西藏贵族们，也先后在阿里和后藏起兵，向准噶尔军队发起了挑战。在经过了第一次的惨痛失利后，清军在1720年发动了第二次“驱准战役”，并最终取得了全面胜利。

再走了一系列弯路之后，清廷最终在西藏建立了以达赖、班禅为核心的、具备“政教合一”性质的噶厦制度。为了防止噶厦政府专权，清廷在完善了驻藏大臣制度的基础上，创立了金瓶掣签制度。不仅显著增强了中央对西藏地方的监管力度，特进一步明确了清廷与西藏地方的从属关系（拓展阅读：）。

驻藏大臣衙门旧址内部

最后想说的是，文化认同对于确立国家认同层面，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因此，我们在与分裂分子展开坚决斗争的同时，必须在尊重各民族文化传统的基础上，大力推动边疆民族与内地人员之间的全方位交流，坚持求同存异原则，在此基础上构筑“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从根源上消除分裂主义思潮（拓展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