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联解体，无疑是一个由多种因素综合引起的复杂政治事件（拓展阅读：）。

那么问题来了，谁最应该为苏联解体承担责任？在俄罗斯学界，越来越多的人将矛头指向了苏共中央的内部。

比如著名持不同政见者，曾荣获红星勋章的二战战斗英雄亚历山大·季诺维也夫（1922—2006）在《俄罗斯共产主义的悲剧》一书中认为：

“苏共的机关、整个苏共、包括党内的普通党员应对发生的灾难负主要责任。”

亚·季诺维耶夫之墓

于是，在1985—1991年间担任苏联最高领导人的戈尔巴乔夫，被越来越多的俄罗斯人视为“瓦解苏联”的罪魁祸首。

尤其是由他主导推行的“全方位”体制改革，遭到了很多中俄学者的口诛笔伐。

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苏共中央的元老们，会选择戈尔巴乔夫担任国家最高领导人？为什么戈尔巴乔夫要大力提倡“民主化”、“公开性”和“舆论多元化”？他所倡导推行的“全方位”体制改革，存在着哪些致命缺陷？我查阅了一些资料，接下来跟大家简单聊聊。

戈尔巴乔夫（1931—2022）

用发展的眼光看，戈尔巴乔夫的上台是“苏联历史的必然”。

原因很简单。在进入80年代以后，苏联“老人政治”的弊端已经全面暴露了出来。换言之，人民渴望一个“更年轻的领导班子”来改变这一现状。

1）“老人政治”背后的“特权阶层”

1964年10月，赫鲁晓夫黯然下台。不久，时任苏共中央第一书记的勃列日涅夫（1906—1982）被推举为国家最高领导人。

在担任最高领导人之初，勃列日涅夫一直恪守着集体领导的原则。但进入70年代以后，他不断加强个人权力，逐步废除了集体领导原则，最终在1977年将党、政、军最高领导权力尽数揽入怀中。

与此同时，一个“极为稳定”的“特权阶层”逐步形成了。

以勃列日涅夫为首的特权阶层

勃列日涅夫特别推崇从40年代末就一直主持意识形态工作的苏斯洛夫（1902—1982）的一句话——“干部队伍的稳定是成功的保障”。

因此，在他担任最高领导人期间，苏共领导层的组成人员，几乎处于长期的原封不动状态。资料显示：

实际上，以勃列日涅夫、苏斯洛夫为首的多位高级领导干部，都是在自己的职位上寿终正寝的。

勃列日涅夫葬礼现场

不过，过分“追求稳定”的干部制度，不仅使得最高领导层缺乏活力，更为特权阶层的形成提供了适宜的土壤。

因为缺乏权力的制约，特权阶层的子女们，只需凭借父辈们的地位就可以就读最好的大学，毕业后再进入最优越的部门，走上显贵的权力岗位。

特权阶层的出现，不仅严重损害了党风和社会主义的声誉，还制造了社会鸿沟，败坏了社会风气。

随着时间的推移，群众与特权阶层的距离越来越远，“普通民众通常以我们自居，并将特权者称为他们”（拓展阅读：）。

苏联的“特殊商店”

勃列日涅夫去世后，继任者安德罗波夫（1914—1984）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工作，并赢得了群众的广泛支持。

遗憾的是，因为长期饱受重疾困扰，他在1984年2月便因病去世，“创业未半而中道崩殂”。

安德罗波夫去世以后，一直有着“老好人”之称且年过七旬的契尔年科（1911—1985）成为了新的领导人。不过，在他登上权力顶峰一年之后的3月10日，也因病逝世了。

一言概之，截至契尔年科去世为止，这种“老人政治”所引发的一系列后遗症，从未出现过什么明显改善的迹象。

安德罗波夫（左）和契尔年科

2）党和人民都需要“更年轻”的领导人

需要指出的是，在契尔年科执政时期，苏共政治局委员的平均年龄，已经达到了令人瞠目结舌的70岁。

最高领导人的频繁更迭，让苏共中央的元老们逐渐意识到，“必须从年轻者中遴选最高领导人”。

在政治局委员葛罗米柯（1909—1989）等元老的举荐下，一直主管农业、经济、教育、意识形态和外交事务，当时“年仅”54岁的“二号人物”戈尔巴乔夫（1931—2022）被推举为新的国家领导人。

葛罗米柯（1909—1989），是苏联历史上第一位职业外交官出身的外交部长

对于苏共元老们的良苦用心，戈尔巴乔夫本人是可谓心知肚明。后来，他在公开场合心潮澎湃地表示：

“那个体制（老人政治）本身已经濒临死亡，那个凝滞的老人血液已经不再具有生命力。我了解赋予我的是什么样的责任重担，这对我乃是最大的精神负担。”

由此可见，“解决‘老人政治’体制所衍生的后遗症”，是摆在以戈尔巴乔夫为首的“年轻领导班子”面前的亟需解决的难题。

戈尔巴乔夫

3）改革，或许是唯一的出路

那么问题来了，如何有效解决“老人政治”留下的烂摊子？当时苏联各阶层几乎一致认为，答案只有一个——改革。

前面提到，在戈尔巴乔夫上台前夕，“苏联已经处于严重的经济、社会、精神道德和政治危机之中。政权的威信下降，广大人民与相当一部分精英对政府的不满情绪变得愈发强烈”。

在国家局势日趋不稳的大背景下，越来越多的苏联人认为，“改革已成为一种生存需要，没有别的办法能使国家摆脱这种魔圈”。

与此同时，赫鲁晓夫在上台之初大力推行的政治、经济、外交等领域的改革，“被社会上很多人视为期盼已久的事情”。

排队购物的苏联人

面对波涛汹涌的民意，刚刚登上权力顶峰的戈尔巴乔夫自然想“大干一场”。对此，他在自己的回忆录中如是写道：

“在我被推到苏共中央总书记的位子上时，就已注定我别无选择，因为整个国家正期待‘改革’的到来”，“即便自己不担任最高领导人，那么“另外一个担任他的职务的人，也会推动类似的改革。”

实际上，即便在苏联解体以后，戈尔巴乔夫依然坚定地认为：

“改革并不是1985年上台执政的那些人一时心血来潮的发明”，“改革的需求具有客观的性质”，“（因为）我们当时发现，从历史的角度我们输掉了….通过布尔维克模式，我们实质上将苏联和俄国都排除在了普遍文明过程之外”，“没有人将改革的想法‘悄悄塞给’我们，它诞生于那个体制、那个党和我们生活在其中的那个社会。改革不是戈尔巴乔夫的发明，他是表达了社会的需要。”

只是谁也不曾料到，由戈尔巴乔夫主导的这场“全方位改革”，不仅没有让苏联焕发生机，更让这个庞大的红色帝国付出了解体的惨重代价。

伴随着红旗的降落，苏联成为了历史

实际上，在戈尔巴乔夫上台之前，相应的经济改革主题就已基本拟定完成——“安德罗波夫已经开了个头，契尔年科也没有表示反对”。

因此，“受任于危难之间”的戈尔巴乔夫，成为了这场“经济改革”的真正意义上的实际操盘者。

1）以“加速”为主题的经济改革

资料显示，戈尔巴乔夫以列宁时代的新经济政策为蓝本，在充分借鉴并吸取了赫鲁晓夫时期的改革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意图对苏联社会进行一场艰难但雄心勃勃的全面改革。

1985年4月24日，他在苏共中央全会上首次提出了“加速国家社会经济发展”的战略方针。

该方针要求，“截至20世纪末，苏联的国民收入和工业总产值要翻一番”。经过推算，要想顺利达成这一目标，苏联的经济年平均增长速度至少要保持在4.7%的水准。

为了尽快实现这一目标，戈尔巴乔夫认为国家需要“坚持优先发展重工业”，即“优先发展机床、仪表、电子、机电等工业部门”。

与此同时，他还提出了“两大必须完成的任务”，即“尽快赶上西方国家”与“在追赶西方国家时，要依靠社会主义的优越性”。

戈尔巴乔夫

同年9月，他进一步指出，苏联应该扩大利用“隐藏的后备资源”，最大限度地扩大生产能力，包括“实行企业的多班工作制度、加强生产纪律、进行社会主义生产竞赛、采用合理化建议、提高产品质量”等措施。

1986年2月，苏共第27次代表大会制定《苏联1986—1990年及2000年经济和社会发展基本方针》。

根据该纲要，苏联在经过15年的发展以后，“经济潜力规模将相当于苏维埃政权各个时期的总和”，“届时，苏联人民的生活将提高到一个崭新的水平。”

值得注意的是，戈尔巴乔夫不仅在政治报告中重申了“加速国家社会经济发展是战略方针”的重要性，还指出了“必须对苏联经济体制进行根本性变革”的意见。

遗憾的是，由于缺乏系统规划，“加速化”改革不仅未取得预期成果，反而引发了新一轮的经济危机。

随着时间的推移，“国家出现了极为严峻的通货膨胀，居民生活水平普遍下降，群众性罢工成为了经常性、普遍性的现象，越来越多的民众无法相信现有政权能够顺利地完成改革任务。”

寒冷冬日里的街头小贩 1989

2）从“经济改革”升级为“政治改革”

当经济改革面临困局时，苏共领导人们理应认真复盘、总结教训，尽快找出问题的症结，在“对症下药”的基础上，坚定不移地将改革贯彻下去。

不过，戈尔巴乔夫开始偏执地认为，“经济改革之所以出师不利，是因为旧的政治体制在起阻碍作用”。

滔滔不绝的戈尔巴乔夫

1988年6月，戈尔巴乔夫在苏共第19次代表会议上，不仅首次将“政治改革”提上了官方日程，还提出了“要以政治改革促进经济改革”的要求，倡导推行“民主化”、“公开性”和“舆论多元化”的问题。具体而言：

苏联不仅要“全面发展社会主义制度的民主性”，“彻底恢复列宁的公开性原则、社会监督、批评与自我批评”，还要“打破批评禁区”，“鼓励报刊、电视和广播，对生活中各种各样的丑陋现象、不足和缺点发表批评意见”，“废止报刊保密检查制度，废除关于档案的禁令，让任何文献都成为公开性的财富，恢复人们所经历过的一切历史的本来面目”。

与此同时，戈尔巴乔夫还认为，倘若没有一个“有利的国际环境”，苏联很难有效推行“经济生活方式和政治体制的改革”。

于是，他提出了“放弃美苏冷战与美国意识形态的对立，宣布实行全人类价值”的“外交新思维”政策，并将“新思维”的核心解释为“承认全人类的价值观的优先地位，即承认人类的生存”。

《改革与新思维》中文版封面

1987年11月，由戈尔巴乔夫撰写的《改革与新思维》一书正式出版发行。他在书中指出，苏联改革的最终目标，就是要“最充分地展现出我们制度的人道主义性质”。

同年12 月，戈尔巴乔夫访问华盛顿，与时任美国总统里根签署了史上第一份《核裁军条约》。

俄罗斯学界认为，“外交新思维”政策固然“使苏联从曾被卷入世界各地的冲突、参加耗费财力的军备竞赛而造成的沉重压力下解脱出来，为改革创造了一个有利的国际环境”。

但是，苏联不仅得到西方国家承诺的物质援助，反而陷入进了“丧失国家利益”的泥淖。因此，戈尔巴乔夫的批评者们认为，“苏联外交新思维是单边政策，不符合苏联国家利益，只投合了西方世界的利益。”

1988年，老布什、里根、戈尔巴乔夫在纽约

3）苏共执政地位的动摇

或许连戈尔巴乔夫本人都没有预料到，随着时间的推移，政治体制的改革“居然”呈现出了失控的状态。

1988年6月，戈尔巴乔夫在苏共第19次代表会议上提出，苏联要实行“无限制的民主”。

会议结束后不久，一批所谓独立的民间组织应运而生。他们不仅喊出了“取消苏联国家司法和执法机关”的口号，还提出了“有权参加和推举代表进入苏维埃”的政治要求，公开主张苏联应该实行多党制。

与此同时，党的领导机构进行了重组。苏共中央下设的23个部被尽数取消，政治局会议也越来越少，甚至数月不召开一次会议。

在国家最高政权机构之间，启动了旨在削弱和排挤苏共的分权制衡机制，苏共进一步失去对局势的控制。

戈尔巴乔夫和他的团队

1989年5月，第一届苏联人民代表大会召开。根据修改后的宪法，千百万苏联人民在电视机旁全程观看了整个会议。

只不过，他们看到的，除了一片混乱之外，还有各种各样的反苏和反共宣传。

1990年2月，“民主纲领派”的叶利钦（1931―2007），在苏共中央全会中明确指出，苏共必须从“坚持一党制的党”过渡到“允许多党制并准备在政党和社会组织法的基础上，同其他政党共同行动的党”。

对此，戈尔巴乔夫持赞成态度。他明确表示要修改苏联宪法，取消宪法第6条中关于苏联共产党的领导地位的规定。这就意味着，苏共一步一步地丧失了执政地位。

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

1990年3月，苏联第三次（非常）人民代表大会召开。其中，会议通过了《关于设立苏联总统职位和苏联宪法（根本法）修改补充法》。

在新宪法中，“共产党——全体人民的先锋队的领导作用增强了”的表述被删去，“苏联共产党是苏联社会的领导力量和指导力量及其政治制度、国家和社会的核心”一句，改为“苏联共产党、其他政党以及工会、共青团、其他社会团体和运动通过自己选入人民代表苏维埃的代表并以其他形式参加制定苏维埃国家的政策，管理国家和社会事务”。

至此，自十月革命以来长达73年的苏共执政的法理根基，几乎被彻底摧毁了。

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

众所周知，苏联共产党一直都是苏联的“大脑”，维系国家统一的强有力纽带，更是“唯一拥有全联盟范围组织规模的、与国家同生同在、官僚习气十足”的全能型、官僚型、行政化的政治力量，包揽着国家几乎一切大小事务。简言之，党的决议一直都是国家的最高律令。

当执政党被“降格”为“按民主作风组织起来的左派力量的政党”以后，很多坚定的布尔什维克主义者的信仰瞬间土崩瓦解了。于是，大量党员纷纷主动退党，一些党员甚至愤怒地烧掉或撕毁了自己的党证。

从1989年1月到1991年1月，290多万共产党员声明退出党组织，留在党内的党员也大都对党失去了信任。

1989年，苏联最大的乌拉尔汽车制造厂内还有9000多名党员，到1991年1月时只剩下了1600多人，还有300多人拒绝缴纳党费。

可即便如此，戈尔巴乔夫依然不为所动。他不仅沉迷于所谓的“社会主义新理论”当中无法自拔，还自信地表示“不必像魔鬼怕神香那样，害怕多党制”。

因此，修改后的宪法特意增设了“苏联总统”一章，宣布将党与国家分开。于是，戈尔巴乔夫成为了苏联史上第一位、也是唯一一任总统。

对于苏联的国家现状，英国《独立报》发表的一篇题为《共产主义信念彻底破灭》文章指出，苏共“正在经历一种缓慢而痛苦的死亡过程”，“戈尔巴乔夫正在设法通过放弃马列主义的中心原则，来说服共产党员放弃初衷和开具正式死亡证。”

在联合国大会上演讲的戈尔巴乔夫

坦诚说，无论是“加速战略”，还是民主化、公开性、“外交新思维”甚至是修改宪法的举措，都不是“脑子一热”的产物。具体而言：

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戈尔巴乔夫的改革最终以失败收场？

有学者认为，戈尔巴乔夫的改革之所以会失败，与其个人的成长经历，接受的改革思想的启迪不完整、对苏联历史和国情的认识存在偏差，所处的历史时代和苏联体制等情况，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反对戈尔巴乔夫的苏联人

1）戈尔巴乔夫的成长经历

如果将斯大林执政时期的“苏联模式”，视作“集权政治”的产物；那么“后斯大林时代”的“苏联模式”，多多少少都存在一些“改良气息”。

可即便如此，“苏联模式”本身的框架与内核，均被完整地保留了下来。

戈尔巴乔夫出生于1931年，二战结束时年满14岁；1953年斯大林去世时，他22岁，赫鲁晓夫下台时33岁。一言概之，他亲历了苏联第一、二个五年计划的实施，苏联模式的逐步形成与第二次世界大战。

因此，戈尔巴乔夫对苏联模式的弊端，有着更为深刻的认识。比如他不可避免地能听到一些与“大清洗”、“农业集体化”相关的负面传闻（拓展阅读：）。

后来，他在回忆录中如是写道：

“为了下定决心进行改革，就必须经历我所经历过的生活，必须目睹我所目睹的一切。必须来自一个经历过集体化和1937年大清洗悲剧的家庭，必须上莫斯科大学——她应该用黑体字标出。”

乌克兰的集体农庄

在俄罗斯，有人将赫鲁晓夫称为苏联的“改革之父”。

原因很简单，不仅苏把国内反对个人崇拜的斗争推向高潮，还在国家经济、文化、教育等领域进行了一系列改革，并取得了不错的成绩。

对此，一直以“苏共20大的产儿”自居的戈尔巴乔夫，后来在回忆录中指出，赫鲁晓夫推动的“解冻改革”，不仅是“对极权主义体制的第一次冲击”，也是“苏联朝向民主化迈进的第一次尝试”。

但需要指出的是，赫鲁晓夫毕竟是斯大林时代培养出来的高级干部。因此，他几乎不可能全面挣脱斯大林的思想理论体系和体制框架的桎梏。与此同时，改革进程中急功近利、投机取巧、操之过急、朝令夕改的现象随处可见。

更令人感到唏嘘的是，赫鲁晓夫尽管将“反对斯大林”的斗争推向高潮，但很快就成为了一个“新的斯大林”。

赫鲁晓夫在视察工业产品

由此可见，赫鲁晓夫的改革思想和实践经验，所给予的以戈尔巴乔夫为首的第四代领导人的启迪是不成熟的。

一方面，他们有着强烈的推动“全方位改革”的愿望；另一方面，这些人难以挣脱对特权的迷恋——这既是斯大林体制的深刻烙印，也是人性使然。

简言之，戈尔巴乔夫推行的“全方位改革”，很难摆脱“苏联烙印”。

这种与生俱来的矛盾，给他执政时期的政治实践与你相关改革政策的制订与推行，造成了无法克服的障碍。

急躁冒进情绪始终支配着他们，渴望一步到位或一次性地抖落历史包袱“轻装前进”的心理，造成了现实生活中的盲动与偏激，致使改革失误不断，最终以崩溃告终。由此可见，带有“推倒重来”意味的改革，并不符合苏联的实际国情。

戈尔巴乔夫与卡斯特罗

2）民族问题沉疴的“集中爆发”

众所周知，俄罗斯的历史，在很大程度上是一部“扩张史”。这就意味着，继承沙俄衣钵的苏联，必须有效解决客观存在的民族问题（拓展阅读：）。

列宁时代，新生的苏维埃政权通过“本土化”政策，在一定程度上增强了各民族对苏维埃政权的信任。到了斯大林时代，民族矛盾被强势地“压了下来”（拓展阅读：）。

因此，无论是斯大林本人，还是“后斯大林时代”的其他领导人，均不承认苏联境内存在民族问题和民族纠纷。

叼烟斗的斯大林

但不管怎么说，民族问题就是客观存在的。从1978年起，苏联在各加盟国推行“扩大俄语教学”措施，并刻意减少了当地本民族语言的教学和使用。这些措施的颁布，进一步激化了中央和地方的矛盾。

1978年4月，在得知格鲁吉亚取消了宪法中“以格鲁吉亚语作为官方语言”的条目后，数千人来到党总部门前游行示威，并成功迫使格鲁吉亚当局取消了这一规定。

很快，以白俄罗斯、摩尔多瓦等为代表的各加盟国境内，纷纷爆发了较大规模的游行示威（拓展阅读：）。

对此，俄罗斯学者鲍里索夫深刻地指出，“民族自治的纲领从未贯彻实行，苏联国内没有能够保障民族文化和语言发展的正常条件，一些民族处于丧失民族特性的境地。”

曾用来流放卡尔梅克人的车厢

在上台之初，戈尔巴乔夫依然秉承着“苏联不存在民族问题”的观点。

1986年，哈萨克共和国首府阿拉木图爆发了大规模的民族冲突事件。不过，他依然在“庆祝十月革命70周年大会”上讲话中“自信”地表示：“我们公正地说，我们的民族问题已经基本解决了。”

不过，短时间内民族冲突事件的接连爆发，使得戈尔巴乔夫不得不对“已经基本解决完成”的“民族问题”予以重视。此时，他发现自己陷入到了两难境地。

一方面，中央需要各加盟共和国境内的本土政治精英的支持，但他们大多数都反对“民主化改革”。

另一方面，“民主化改革”能在很大程度上给予由本土知识分子组成的民主团体足够的发言权，也更容易得到他们的拥护。但是，这些知识分子身上所拥有的、与生俱来的民族主义情结，是苏共中央所忌惮的。

具体而言，这些知识分子们，对于母语的法律地位、民族文化的传承与发展、民族历史的重新评估等文化问题以及环境污染、公共卫生等社会问题，有着高于常人的关注度。

这就意味着，一旦民族政策宣传不当，他们很容易“进化”为“分裂势力”。

伴随着苏联局势的日益混乱，波罗的海三国蠢蠢欲动

那么问题来了，两方势力究竟选择哪一方？在戈尔巴乔夫的“反复斟酌”下，他不顾本土政治精英的强烈反对，在高加索和中亚地区推行了一系列“改革”，即撤销一批当地领导人的职务，让当地的知识分子，们取而代之。

伴随着改革的持续深入，苏共的权威遭遇到了严峻挑战。很快，各加盟共和国的党组织的实力和权威遭遇到了危机，并逐渐失去了对地方局势的全面控制。

另外，在一些加盟国境内，充斥着较为强烈的“去俄化”情绪。

实际上，在各加盟国“排俄”的同时，俄罗斯人也产生了强烈的民族危机感。他们认为，“俄罗斯文化遗产在逐渐消失，国家制度无法给予核心民族以基本的安全感”（拓展阅读：）。

撒马尔罕俯瞰

面对这种情况，戈尔巴乔夫没有采取果断措施加以制止，反而幻想通过新联盟条约来巩固“民族团结”。

他先后三次提出的新联盟条约草案，做出的让步一次比一次多。

简单地说，国名中的“社会主义”和“苏维埃”被删去，旨在突出各加盟国的“主权”；而且新宪法规定，未来的国家是邦联而不是联邦（拓展阅读：）

遗憾的是，“由于他对整个民族向心力量的非理性本质估计不足”，最终让苏联走上了解体的道路。

波罗的海之路运动

3）“改革”衍生出的意识形态混乱

在戈尔巴乔夫提出倡导“公开性”的口号之后，以“全盘否定斯大林”为代表的“反思历史”思潮，开始在社会各阶层迅速蔓延开来，并在1988年达到高潮。

进入1989年以后，这种对斯大林的批判，逐渐升级为了对十月革命、马列主义思想的批判与否定。

在这样的大背景下，苏联各级院校的马列主义必修课几乎被尽数取消，中学的马列主义课程更名为“社会与人”（拓展阅读：）。

在官方鼓励下，意识形态领域的这场批判，进而像一股巨大的龙卷风席卷整个社会，而且越刮越猛。

随着时间的推移，对“反思历史”特别激进的《星火画报》等报刊，终于暴露出了本来面目——他们否定过去，否定苏共历史，否定社会主义制度，甚至公然喊出了“向资本主义方向改革”的旗号。

一再“绥靖”的苏共，在意识形态领域迅速失去了主导权，苏联人民的思想被搞乱了。

苏共人民代表大会

另外，一些以“坚定的列宁主义者”自居的知识分子们，摇身一变成为了反对 “极权主义”的斗士。原本仅能说出几句晦涩难懂西方辞藻的人，被捧为知识高深的大家，受到了舆论各界的广泛追捧，其中一些人更成为了瓦解苏共、摧毁苏联社会主义制度的“吹鼓手”。

当主流舆论千百次地重复“苏联的社会主义实践是失败的”， 当各种媒体把党的领袖的形象抹得漆黑一团，当广大党员和人民群众将这些谎言和谬论误认为真理之后，已经没有人会站出来“捍卫共产党和社会主义”了（拓展阅读：）。

迷惘的苏联

坦诚说，戈尔巴乔夫推动的一系列改革举措，都充满了理想主义的色彩和脱离实际的急于求成的做法。

不过，这种带有“双脚离地”意味的改革，只会加剧国家局势的动荡，使改革陷入泥潭，最终让国家迈向了解体的深渊。

但我们依然想说的是，将“苏联解体”的锅，尽数都丢给戈尔巴乔夫是不公平的。

“苏联解体”是苏联体制，包括政治、经济和思想文化体制僵化的结果，也是苏联历史各阶段累积矛盾总爆发的结果。

至于戈尔巴乔夫推行的“无限制的公开性和民主化”，只不过是进一步加速了人们抛弃这种体制的催化剂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