跟道教比起来,中国的佛教在历史上也常常找统治者求庇护、要扶持。佛教信徒里也有不少在国家民族有危难时挺身而出的义举。不过呢,佛教的教义是宣扬“出世”,是远离现实政治的。
再说道教,在它的发展进程中,慢慢形成了属于自己的一套伦理道德观念体系。道教的伦理道德观念及其体系主要靠戒律来体现,这也成了道教徒必须遵守的规范。按照道教的说法,“戒”的意思有三个,就是郁、界、止。具体来讲,就是“能解开各种恶的束缚,能区分善恶的界限,还能防止各种恶”。“律”的意思也有三个:率、直、傈,也就是“统计过错,正直不冤枉,让人害怕警惕”(《道教义枢・十二部义》)。基于此,“戒”的主要目的在于预防,“律”的内容是针对犯戒制定的惩治处罚的细则。所以,确切点说,“戒”是道教道德伦理观念的集中体现。
道教的戒条多得数都数不清,而且因为教派不一样,还存在彼此不一样的情况。随着道教的发展,戒条的内容也有个修改完善的过程。
一般来说,信道教的人想进道门,不管是不是出家,都得先受“三归戒”。这“三归”指的是归向道、经、师三宝,就是身心归向无极大道,精神归向三十六部尊经,还要听从师父的教导。
受了三归戒后,如果专心持戒修道,得到法师允许,才能进一步受“老君五戒”,内容是:第一不能杀生,第二不能酗酒,第三不能胡说八道,第四不能偷东西,第五不能干不正经的事。这五戒是信徒“立身的根本,守法的根基”(《太上老君戒经》)。
东晋到南北朝的时候,天师道经过陆修静等宗教家的“清理整顿”改革,五戒的内容有了挺大的变化,天师道正一派的玉五戒是:第一,行仁。要慈爱不杀生,放生超度,内观奇妙法门,长时间注视,让肝魂相安。第二,仁义。要奖赏善良惩罚邪恶,对公私之事谦让,不盗窃,耳朵听玄妙之音,让肺魄相互给予。第三,行礼。要尊敬老人恭敬晚辈,阴阳安静隐秘,正直不淫乱,嘴里满是法露,让心神相和。第四,行智。要化愚笨为圣明,节制喝酒不昏沉,让肾精相互结合。第五,行信。要坚守忠诚一心不二,不管明显还是隐秘都有效果,不怀疑迷惑,始终不忘,让脾志相互成就。做到了这些就能叫入正一。(见《道藏・无上秘要》)
受持了以上八戒之后,再根据道徒本人的资质和奉道修行的进展,授予更高层次的戒文。在这个阶段,戒文大多依照道经来传授;传授道经和戒文一起进行的时候,就表明被传经授戒的弟子已经获得了某一品级的法师资格,这在道教徒的宗教生活里是件大事。
从三归戒、老君五戒、正一五戒的内容,咱们不难发现道教的伦理道德观念有这么几个特点:第一,道教的神学色彩越来越浓;第二,跟儒家的道德伦理观念融合到一起了;第三,借鉴、参考了佛教的一些内容。三归戒很明显是学的佛教的归依佛、法、僧三宝。佛典《大乘义章》里说:“说五戒,就是所谓的不杀、不盗、不邪淫、不妄(语)、不饮酒。”这本书是隋朝的僧人写的,能看出来佛家五戒跟“老君五戒”有相通的地方。
就“老君五戒”来说,不妄语、不偷盗、不淫邪这三条其实都是平常俗世里的传统道德观念,不伤生、不喝醉酒这两条很可能是从佛教来的。而“正一五戒”又把儒家的仁、义、礼、智、信“五常”融进了道教伦理体系,还跟道教神学扯上了关系,让原本比较实在比较世俗化的“五戒”有了很浓的宗教味道和方术色彩。
道教跟儒家在伦理道德方面的融合可远远不止这些。儒家讲究忠和孝,认为“孝悌”是“做人的根本”,提倡“臣子侍奉君主要忠诚”。《太平经》也主张“天下的事,孝是最重要的”,葛洪更明确地说:“想要求仙的人,应当把忠孝、和顺、仁信当作根本。要是品德不行只钻研方术,都不能长生。”(《抱朴子。对俗》)后面出来的戒文里,跟儒家思想相符的也有很多。
总的来说,因为道教是咱们本土的宗教,所以道教的伦理道德观念跟咱们中华本来就有的道德观念有着没法分开的必然联系,自然就不会跟儒家的伦理道德观念有啥根本上的分歧,这就是道教具有民族特色的表现之一。
跟道教伦理道德观念有关的,是善恶报应的思想,这也是道教思想体系里很重要的一部分。善恶报应这个观念,起源挺早的,《墨子》这本书里有很多“天”赏善罚恶的说法,而《易·坤文言》里说的“积善的人家,一定会有多余的福庆;积不善的人家,一定会有多余的祸殃”,就已经觉得善恶和祸福之间有内在的联系,多做善事,肯定能福泽后代;多做坏事,肯定会祸及子孙。这种认识早就是咱们中华民族传统观念里本来就有的内容。
道教从刚产生的时候,就把善恶报应的观念放进了自己的神学体系。《老子想尔注》说:“道设立生是为了奖赏善良,设立死是为了威慑邪恶”,“做善事,道就跟随着;做恶事,灾祸就跟随着。”奖赏善良威慑邪恶、福佑善良灾祸邪恶是“道”的意志,做善事就能得道,做坏事就会遭灾。葛洪觉得“暗中做的好事和善良的行为”能“带来福佑”,所以修道的人要多做功德,并且把“救人于危险、让人免除灾祸,保护人不生病、让人不冤枉死”当作最大的功劳;要是“做坏事大的,司命就会夺去纪(三百天算一‘纪’),小的过错就会夺去算(寿命)”(《抱朴子·对俗》),而“不忠不孝”是“大恶”。
又引用《玉铃经》里说:“人要是想成为地仙,得做三百件善事;想成为天仙,得做一千二百件善事。要是做了一千一百九十九件善事,然后突然中间做了一件恶事,那之前做的善事就都白费了,又得从头开始。而且“善不分大小,恶不分大小”;“积累善事没满,就算吃仙药,也没什么用;要是不吃仙药,还一起做好事,就算不能马上成仙,也可以没有突然死亡的灾祸啦!”从这里能看出做善事和长生求仙的关系。
《太上老君内观经》对这一点说得更简单直接:“修道就是修心”,“修心就是修道”。修道就是修善心、做善事,不修善心就不可能得道长生,当然更不可能修成神仙。后来的道书对这一条特别强调,《太上老君一百八戒》、《太上感应篇》、《文昌帝君阴骘文》等,都是阐述和宣扬善恶报应的著作。道教的伦理道德规范、清规戒律还有很多修炼的方法,可以说都是以“善恶报应”的说法为共同的出发点。
道教的“善恶报应”观念来自中国本来就有的文化传统,它又反过来对中国社会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太上感应篇》在宋代差不多每家都有,《阴骘文》在明清时期广泛流行,以至于“善恶报应”的说法不但是道教信徒的根本信仰之一,而且已经深深地、广泛地渗透到一般中国人的意识当中,不管是民族心理,还是思维方式,都多多少少带着它的痕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