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盟虽然缺乏主导俄乌事态的实力，但却仍然野心勃勃，意欲在欧洲乃至全球事务上，发挥领导力。问题在于，欧盟将如何实现该目标？对此，本文作者、牛津大学圣安东尼学院蒂莫西·加顿阿什提出了一个“后帝国”概念，试图通过这一概念说明，欧洲想要达成整合目标，就必须正视自身的帝国历史，并建立新形式的“帝国”统治。他认为，俄乌冲突为欧洲进一步扩张打开了窗口，在俄罗斯造成的压力之下，各国增强了加入欧盟的意愿，也增强了与北约合作、推进欧洲合作的意愿。然而，如果欧洲想要真正遏制俄罗斯的重新崛起，就必须拥有一些“帝国”具有的特质，例如足够的团结、统一的中央权威，和有效的决策。与传统帝国不同的，欧洲可以通过法治而非武力来实现一种“欧洲的统治”。不仅如此，形成新型“帝国”的欧洲还可以与美国这个“帝国”更好地结成联盟，实现政治目标。
与欧洲的主流政治观点不同，本文作者审视欧洲的帝国历史，并肯定中央权威、决策和组织效率的价值。然而，欧洲整合的障碍要比传统的地缘竞争和政治领导问题更加复杂，“帝国”概念在今天的欧洲能否获得接纳，都是值得进一步思考的问题。为便于国内各界了解域外动态、把握形势之变，欧亚系统科学研究会特编发此文，供读者参考。本文原刊于《Foreign Affairs》，仅代表作者观点。
后帝国时代的帝国：俄乌冲突如何改变欧洲文｜蒂莫西·加顿阿什编译｜董璐瑶来源｜Foreign Affairs
▲ 图源：Foreign Affairs
历史中意料之外的后果。最新的例子尤其具有讽刺意味。俄罗斯总统普京试图通过重建俄罗斯帝国，这为后帝国时代的欧洲打开了大门。现在的欧洲大陆不再由任何单一民族或国家统治，既不是陆地帝国也不是海洋帝国，这是这片大陆以往从未见过的局面。然而，矛盾的是，为了确保这种后帝国时代的未来并抵御俄罗斯，欧盟本身也必须具备帝国的一些特征。它必须足够团结，并拥有充分的中央权威和有效决策，以捍卫欧洲人的共同利益和价值观。如果每个成员国都对重要决定拥有否决权，那么欧盟在内在外都将摇摇欲坠。欧洲人不习惯通过帝国的镜头审视自己，但这样做可以提供一个有启发性和令人不安的视角。事实上，欧盟本身也有殖民历史。正如瑞典学者皮奥·汉森（Peo Hansen）和斯特凡·琼森（Stefan Jonsson）所记载的那样，在20世纪50年代，最终成为欧盟的最初缔造者们将成员国的非洲殖民地视为欧洲计划的一个组成部分。尽管欧洲国家经常发动残酷的战争来保卫自己的殖民地，但官员们却兴高采烈地谈论着“欧非利加（Eurafrica）”，把法国等国家的海外领地视为新成立的欧洲经济共同体的一部分。上世纪70年代初，葡萄牙一直在争夺对安哥拉和莫桑比克的控制权。
当人们透过帝国的镜头，去观察冷战期间在苏联或南斯拉夫共产主义统治下的铁幕后面的欧洲大部分地区时，那么这一帝国视角就更能说明问题了。苏联是俄罗斯帝国的延续，尽管它的许多领导人不是俄罗斯族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与之后，苏联吞并了在1939年之前不属于苏联的国家和领土，包括波罗的海国家和乌克兰西部。与此同时，它将其有效的帝国扩展到欧洲的正中心，包括历史上被称为德国中部的大部分地区，现在改名为东德。换句话说，有一个内部的俄罗斯帝国，还有一个外部的俄罗斯帝国。在20世纪80年代，理解东欧和苏联的关键是要认识到这确实是一个帝国，而且是一个正在衰败的帝国。1989年和1990年，外部帝国的非殖民化以独特的迅速又和平的方式进行，但随后，更令人瞩目的是，内部帝国在1991年解体。正如经常发生的那样，这是由帝国中心的混乱引起的。更不寻常的是，最后的打击是由俄罗斯这一帝国的核心国家发出的。然而，今天，俄罗斯正在努力重新控制以前放弃的领土，向西方新的东部边界推进。
1 过去帝国的幽灵任何研究过帝国历史的人都应该知道，苏联的崩溃不会是故事的结束。帝国通常不会不经斗争就放弃，正如1945年后英国、法国、葡萄牙和“欧非利加主义者（Eurafricanist）”所证明的那样。在一个小角落里，俄罗斯帝国的反击相当迅速。1992年，亚历山大·列别德将军（Alexander Lebed）利用俄罗斯第14武装警卫队结束了位于德涅斯特河以东的新独立的摩尔多瓦国地区的分离主义分子与合法的摩尔多瓦部队之间的战争。其结果是，在摩尔多瓦的东端建立了非法的准国家德涅斯特河地区，该地区位于与乌克兰接壤的边境上，形势十分严峻。在20世纪90年代，俄罗斯还进行了两场残酷的战争以保持对车臣的控制，并积极支持格鲁吉亚阿布哈兹和南奥塞梯地区的分离主义分子。然而，当俄罗斯试图夺回失去的殖民地领土时，欧盟正忙于完成20世纪从帝国到国家的欧洲特有的转型。南斯拉夫的暴力解体与捷克和斯洛伐克的和平分离，使人们重新关注奥斯曼帝国和奥匈帝国的遗产，这两个帝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时已正式解体。后帝国时期的多民族国家不一定要解体为民族国家，如果解体，对生活在那里的人来说也不一定是最好的选择。然而，这仅仅是对欧洲近代史的发展趋势的经验性观察。因此，今天的欧洲在过去的铁幕以东（以及希腊和土耳其以北）有24个独立国家，而在1989年，只有9个国家，错综复杂。2007年，普京在慕尼黑安全会议上宣布了与西方对抗的路线，谴责了美国领导的单极秩序，由此开始了俄罗斯更大规模的反击。随后，他于2008年武装夺取了格鲁吉亚的阿布哈兹和南奥塞梯。随着2014年克里米亚和乌克兰东部冲突升级，一场“俄乌冲突”就这么开始了，正如乌克兰人经常提醒西方的那样，这场战争已经持续了九年。套用历史学家A.J.P.泰勒（A. J. P. Taylor）的一句话，2014年是西方未能转向的转折点。人们永远无法知道，如果西方当时做出更有力的回应、减少对俄罗斯的能源依赖、阻止俄罗斯的资金在西方流动、向乌克兰提供更多武器，并向莫斯科发出更有力的信息，可能会发生什么。但毫无疑问，这样的做法会让乌克兰和西方在2022年处于一个不同的、更好的处境。即使在俄罗斯反击的时候，西方也出现了动摇。2008年标志着35年来西方地缘政治扩张的注目历程开始出现停顿。1972年，欧盟的前身欧洲经济共同体只有6个成员国，而北约只有15个成员国。然而，到2008年，欧盟有27个成员国，北约有26个。这两个组织的领土深入中欧和东欧，包括波罗的海国家，这些国家在1991年之前一直是苏俄内部帝国的一部分。尽管普京不情愿地接受了西方的双重扩张，但他对这种扩张的恐惧和怨恨与日俱增。2008年4月，在布加勒斯特举行的北约峰会上，时任美国总统的乔治·布什政府希望开始认真为格鲁吉亚和乌克兰加入北约做准备，但主要欧洲国家，包括法国德国等坚决反对。作为妥协，峰会的最后公报宣布，格鲁吉亚和乌克兰“未来将会成为北约成员国”，但没有说明实现这一目标的具体步骤。这是最糟糕的。它强化了普京的被威胁感，这一感觉来源于以美国为首的国家对俄罗斯帝国残余领土的威胁，但却没有保证乌克兰或格鲁吉亚的安全。普京的坦克在四个月后就开进了阿布哈兹和南奥塞梯。随后北约的扩大吸收了阿尔巴尼亚、克罗地亚、黑山和北马其顿等东南欧小国，使今天的北约成员总数达到30个，但新成员的加入几乎没有改变东欧的权力平衡。与此同时，欧盟的扩张停滞不前，不是因为俄罗斯的反击，而是因为2004年和2007年中欧和东欧新成员国加入后的“扩张疲劳”， 再加上其他重大挑战对欧盟的影响。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从2010年开始演变为欧元区的长期危机，随后是2015-16年的难民危机、2016年英国脱欧和美国前总统特朗普当选、法国和意大利等国反自由主义民粹主义运动的兴起，以及新冠疫情。克罗地亚于2013年加入欧盟，但2005年就被接受为候选国的北马其顿今天仍在等待。欧盟在过去20年里对待西巴尔干半岛的态度，让人想起了《纽约客》上的一幅漫画：一位商人在电话里对一个明显不受欢迎的来电者说：“干脆永远不要来吧？永远不来也对你有好处吧？”
2 欧洲的完整与自由俄乌冲突再次证明赫拉克利特所说的真理：“战争是一切之父”。这场自1945年以来欧洲最大的“战争”疏通了这两个进程的障碍，为西方进一步大规模东扩开辟了道路。直到2022年2月，法国总统马克龙仍对欧盟扩大到西巴尔干地区持保留态度。德国总理奥拉夫·朔尔茨支持西巴尔干的扩大，但希望在此划一条界限。然后，乌克兰出人意料地抵抗了俄罗斯，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让欧盟有些尴尬。在过去30年里，通过2004年橙色革命和2014年欧洲议会抗议活动的催化，乌克兰的舆论已经发生了变化，泽连斯基在担任总统期间已经表现出强烈的欧洲倾向。因此，他不止一次要求武器和制裁，还要求加入欧盟。值得注意的是，这个长期性愿望是乌克兰的三大要求之一。到2022年6月，马克龙和朔尔茨在基辅与泽连斯基站在一起，还有意大利总理马里奥·德拉吉和罗马尼亚总统克劳斯·约翰尼斯。四位来访者都宣称，他们支持欧盟接受乌克兰作为成员国候选国。同月，欧盟将这一立场作为正式立场，同时接受摩尔多瓦作为候选国，并向格鲁吉亚发出了一个令人鼓舞的信号，即欧盟将来可能会给予格鲁吉亚同样的地位。北约还没有对乌克兰做出任何这样的正式承诺，但鉴于北约成员国对乌克兰防务的支持程度，现在很难想象，如果没有美国和其他北约成员国在事实上做出某种安全承诺，这场冲突就会结束。美国总统拜登今年早些时候对基辅的访问戏剧性地体现了这一点。与此同时，这场冲突促使瑞典和芬兰加入北约，尽管土耳其的反对推迟了这一进程。这场冲突也使欧盟和北约成为一种更加明确的伙伴关系，可以说，它们是西方的两支强大力量。从长远来看，格鲁吉亚、摩尔多瓦和乌克兰加入北约将是对欧盟成员国资格的合理补充，也是这些国家对抗俄罗斯复兴主义的唯一持久保障。在今年的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年会上，美国前国务卿亨利·基辛格等现实政治家都赞同这一观点，并指出，乌克兰的非北约中立地位本应当阻止这场俄乌冲突，但其却已经爆发了。在今年2月的慕尼黑安全会议上，几位西方领导人明确支持乌克兰加入北约。将俄罗斯以外的东欧其他国家纳入西方地缘政治的两个关键组织，这一计划需要多年时间才能实现。如果从1990年1月到2007年1月保加利亚和罗马尼亚加入欧盟算起，西方的第一次双重东扩花了大约17年时间。在许多明显的困难中，俄罗斯军队目前占领了格鲁吉亚、摩尔多瓦和乌克兰的部分地区。对欧盟而言，接纳一个有其合法政府不控制的地区的国家是有先例的，如欧盟成员国塞浦路斯的部分地区实际上由土耳其控制。但是北约却没有这样的先例。理想情况下，未来几轮北约扩大将建立在与俄罗斯就欧洲安全问题展开更广泛对话的背景下，就像1999年和2004年北约东扩期间发生的那样，后者甚至获得了普京不情愿的同意。但很难想象这种情况会再次发生，除非克里姆林宫换了一位截然不同的领导人。可能要到21世纪30年代才能实现这一双重扩张。但如果这真的实现了，它所代表的，就是朝着1989年美国总统布什在一次演讲中确定的目标迈出的又一大步，这一目标就是欧洲的完整和自由。欧洲没有一个明确的分界线；虽然它在北极有一个点作为终点，但是它在欧亚大陆和地中海之间逐渐消失，在某种意义上，甚至在大西洋之间也逐渐消失（加拿大将是一个完美的欧盟成员国）。然而，随着东扩的完成，欧洲的地理、历史和文化将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紧密地聚集在一起，形成一个相互联系的政治、经济和安全共同体。除此之外，还有一个后卢卡申科时代的白俄罗斯的问题。另一个阶段，也可能包括亚美尼亚、阿塞拜疆和土耳其（自1952年以来成为北约成员国，自1999年以来被接受为欧盟成员国的候选国），最终可能有助于西方在日益增长的后西方世界中进一步加强地缘战略。但欧盟刚刚承担的任务规模巨大，再加上这些国家内部的政治环境，使得这一前景并不在欧洲政治当前的议程上。
3 欧盟的变革与北约建立战略伙伴关系、扩大欧盟的长期愿景，立即引发了两个大问题。俄罗斯会怎么样？以及一个由36个、甚至40个成员国组成的可持续的欧盟如何可能？如果不知道后普京时代的俄罗斯会是什么样子，就很难回答第一个问题，但无论如何，答案很大程度上将取决于为俄罗斯西部和南部所创造的外部地缘政治环境。这种环境很容易直接受到西方政策制定者的影响，而衰落但仍拥有核武器的俄罗斯的内部演变却不会受到影响。在政治上，朔尔茨去年8月在布拉格发表了关于这个问题的最重要的讲话。他重申了对欧盟大规模东扩的新承诺，包括西巴尔干半岛、摩尔多瓦、乌克兰，从长远来看，还有格鲁吉亚；他坚持认为，就像前几轮的拓宽一样，这一轮将需要进一步深化联合。否则，由36个成员国组成的欧盟将无法成为连贯有效的政治共同体。具体而言，朔尔茨主张更多的“限定多数投票”，这是一种欧盟决策程序，需要55%的成员国的同意，至少代表了欧盟65%的人口。这一程序将确保单个成员国，如维克多·欧尔班的匈牙利，不能再威胁否决对俄罗斯的新一轮制裁或其他大多数成员国认为必要的措施。简而言之，欧盟的中央权力机构需要变得更强大，以团结如此庞大而多样化的政治共同体，并且要始终有民主制衡，而没有单一的国家霸权。朔尔茨的分析显然是正确的，而且由于它来自欧洲中央权力机构的领导人，所以它加倍重要。但这本身不就是一种帝国吗？一种新型的帝国，即建立在自愿加入和民主同意的基础上。大多数欧洲人都不喜欢“帝国”这个词，认为它属于黑暗的过去，本质上是坏的、不民主的、不自由的。事实上，欧洲人最近之所以更多地谈论帝国，其中一个原因是抗议运动的兴起，这些运动呼吁前欧洲殖民大国认可、承认并为其殖民帝国所做的罪恶做出赔偿。因此，欧洲人更喜欢一体化、联盟或多层次治理这种语言描述。在《通往不自由之路》（The Road to Unfreedom）一书中，耶鲁大学历史学家蒂莫西·斯奈（Timothy Snyder）将欧盟与普京领导下的俄罗斯之间的竞争描述为“一体化或是帝国（integration or empire）”。但是“一体化”这个词描述的是过程而非最终状态。把这两个概念对立起来，就像把“铁路旅行与城市”对立起来；运输方式并不能描述目的地。显然，如果一个人所言的“帝国”，指的是由一个单一殖民国家直接控制其他领土，那么欧盟就不是一个帝国。但正如耶鲁大学另一位历史学家文安立（Arne Westad）所言，这个词的定义过于狭隘。如果帝国的定义特征之一是超国家的权威、法律和权力，那么欧盟已经具备了帝国的一些重要特征。事实上，在许多政策领域，欧洲法律优先于国家法律，而这也正是英国的欧洲怀疑论者如此愤怒的原因。在贸易方面，欧盟代表所有成员国进行谈判。法律学者阿努·布拉德福德（Anu Bradford）记录了欧盟“单边监管权力”的全球影响力，涉及从产品标准、数据隐私、网络仇恨言论到消费者健康、安全和环境保护等方方面面。她的书（《布鲁塞尔效应》）的副标题是“欧盟如何统治世界”，虽然有点夸张，但也很有启发性。此外，欧洲历史上持续时间最长的帝国，即神圣罗马帝国，本身就是一个复杂的、多层次的治理体系的范例，因为它也没有一个民族或国家作为霸主。政治学家扬杰隆卡（Jan Zielonka）早在2006年就将欧盟与神圣罗马帝国进行了比较，他探讨了一个“新中世纪范式”来描述扩大后的欧盟。对以这种方式思考欧盟的支持来自一个特别相关的来源。乌克兰外交部长德米特里·库列巴（Dmytro Kuleba）描述欧盟为“有史以来首次试图建立一个自由帝国”，并将其与普京通过军事恢复俄罗斯帝国的做法进行了对比。今年2月，他与我在基辅堆满沙袋的乌克兰外交部交谈时，他解释说，自由主义帝国的关键特征是，“利用法治而非武力”，将截然不同的国家和族群团结在一起。从基辅来看，要打败一个不自由反民主的帝国，需要一个自由民主的帝国。实现这一目标的几个障碍也与欧洲的帝国历史有关。德国政治学家格温多林·萨斯（Gwendolyn Sasse）认为，德国必须将其对东欧的看法“去殖民化”。这是一种不同寻常的去殖民化。当人们谈到英国或法国需要去殖民化他们对非洲的看法时，他们的意思是这些国家应该自觉或不自觉地停止通过自己的前殖民历史来看待非洲。萨斯的建议是，对俄罗斯有着长期历史迷恋的德国，需要停止用俄罗斯的视角来看待乌克兰和摩尔多瓦等国。前西欧殖民大国的帝国遗产和记忆也在其他方面阻碍了欧洲的集体行动。英国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英国脱欧有很多原因，但其中一个原因是对严格的法律主权的痴迷，这种痴迷可以追溯到1532年的一项法律，该法律通过了国王亨利八世与罗马天主教会的决裂，嘹亮地宣称“英格兰的这个王国是一个帝国”。在这里，“帝国”一词有更古老的含义，意味着最高的主权权威。对“日不落”的海外大英帝国的记忆，也使人们错误地认为英国单打独斗也是可以的。脱欧派最有影响力的领导人鲍里斯·约翰逊在2016年英国退欧公投前夕写道：“我们曾经凭借少得多的人口与较小的公务员队伍，来管理世界上有史以来最大的帝国。” “我们真的无法进行贸易交易吗？”就法国而言，对过去帝国辉煌的记忆转化为一种不同的扭曲，不是拒绝欧盟，而是倾向于将欧洲视为放大版的法国。还有就是那些曾经是欧洲殖民地的地方对欧洲的看法，感受到了欧洲帝国主义的负面影响。如果欧洲想要更有效地向印度和南非等主要后殖民国家证明自己的观点，它就需要更多地意识到自己的殖民历史。指出东欧大量且数量不断增加的欧盟成员国本身就是欧洲殖民主义的对象，而不是侵略者，可能也有帮助。今天，当欧洲领导人在全球四处奔走，把欧盟描绘成民主、人权、和平和人类尊严等后殖民价值观的崇高化身时，他们似乎常常忘记了欧洲漫长而又相当近的殖民历史，但世界其他地方却没有忘记。这就是像印度和南非这样的后殖民国家在俄乌冲突问题上没有与西方站在一起的原因之一。
4 重叠的帝国除此之外，正如俄乌冲突再次表明的那样，欧洲的安全最终仍然依赖于美国。马克龙和朔尔茨经常谈论“欧洲主权”的必要性，但在对乌克兰的军事支持方面，朔尔茨还没有准备好派遣装甲战车、坦克等任何一类主要武器，除非美国也这样做。这是主权的一个奇怪版本。这场冲突无疑激发了欧洲在防务方面的思考与行动。朔尔茨给英语赋予了一个新的德语单词Zeitenwende，大致意思是历史转折点，并致力于持续增加德国的国防开支和军事准备。在现代欧洲历史上，德国再次重视军事力量将是一个不容小觑的事实。波兰计划建立欧盟内部规模最大的军队，而一个胜利的乌克兰将拥有俄罗斯以外欧洲规模最大、战斗力最强的武装部队。欧盟有一个欧洲和平基金（European Peace Facility），在俄乌冲突的第一年，该基金花费了约38亿美元，共同资助成员国向乌克兰提供武器。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现在提议，欧洲和平基金应该直接为乌克兰订购弹药和武器，并将此与欧盟在疫情期间采购疫苗的做法进行比较。因此，欧盟也有了传统上属于帝国力量的军事层面的、非常微弱的开端。如果这一切都发生了，跨大西洋联盟的欧洲支柱应该会变得更加强大，从而也有可能释放更多的美国军事资源。但是，欧洲仍不太可能独自抵御任何重大外部威胁。尽管美国自己的基本身份是一个反殖民主义大国，但用历史学家盖尔·伦德斯塔德（Geir Lundestad）的话来说，它在北约有一个“应邀的帝国”。在解释他对“帝国”一词的使用时，伦德斯塔德引用了前美国国家安全顾问布热津斯基（Zbigniew Brzezinski）的观点，即“帝国”可以是一个描述性而非规范性的术语。这个美国的“反帝国主义帝国（anti-imperial empire）”比欧洲帝国更具霸权性，但比起过去，它的霸权性更小。正如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一再表明的那样，美国不能简单地告诉其他北约成员国该怎么做。因此，这个联盟也有一个可信的主张，即通过同意成为一个帝国。人们可以把帝国的语言拓展得很远。将欧盟和北约与过去的帝国相比较，会发现两者的不同之处与相似之处一样有趣。在政治上，欧盟和美国都不会以帝国的姿态出现，也不建议它们这样做。然而，从分析角度来看，值得反思的是，尽管20世纪见证了欧洲大部分国家从帝国向国家的转变，但21世纪的世界仍然存在着帝国，而且需要新型的帝国来对抗它们。欧洲是否真的能够建立一个强大到足以捍卫欧洲人利益和价值观的自由帝国，将一如既往地取决于时机、运气、集体意志和个人领导力。因此，俄乌冲突揭示了一个令人惊讶的前景：欧盟作为一个后帝国的帝国，与美国式的后帝国的帝国结成战略伙伴关系，以防止衰落的俄罗斯帝国东山再起，并遏制其他崛起的国家。*文章原刊于《Foreign Affairs》，转自“法意看天下”。
Timothy Garton Ash作者：蒂莫西·加顿阿什牛津大学圣安东尼学院，以赛亚·柏林讲席教授。胡佛研究所资深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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