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盟委员会为了缓和紧张局势，向美国求和，寻求美国理解，但也担忧如果过于“软弱”，会受到舆论非议。正当欧盟左右为难之际，欧洲外交关系委员会（ECFR）发布一份研究报告，为欧盟应对特朗普式的胁迫建言献策，该报告认为欧洲领导人不应向“华盛顿的皇帝”叩头，欧洲人手里有“牌”，应迅速学会如何出牌，可从五大维度建立反制美国的威慑链：一是升级关税战能力，二是建立数字监管武器库，三是用好“关键技术断供权”，四是储备金融脱钩工具箱，五是利用地缘杠杆来施压。
与此同时，美国大西洋理事会（Atlantic Council）发布的另一份报告则站在更加务实的角度，指出欧盟反制体系构建的几大可能路径和领域——但能否成功构建这一体系，对欧盟来说是不小的考验。因此，报告建议欧盟应该放弃意识形态立场，转向更务实态度，以经济利益为政策出发点，与美国一起应对共同的竞争对手。为便于国内各界了解美欧在这一问题上的不同态度和想法，欧亚系统科学研究会特重新整合编译这两篇报告，供读者思考。文章仅代表作者本文观点。
布鲁塞尔加入“牌局”：欧洲应如何对抗“特朗普式”胁迫文｜Tobias Gehrke编译｜慧诺
▲ 图源：Wilson Cen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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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智库：构建五大维度威慑链
为尽快帮助欧盟应对特朗普的关税危机，欧洲外交关系委员会（ECFR）于2025年3月20日发布了题为《布鲁塞尔扑克局：欧盟出牌反制特朗普式胁迫》（Brussels hold’em: European cards against Trumpian coercion）的报告，建议欧盟从五大反制维度构筑威慑链：关税战升级能力包括启用反胁迫工具（ACI）和“碳边境税”（CBAM）等措施，数字监管武器库涵盖可对美企开全球营收20%罚单的DSA/DMA法案等手段，关键技术断供权依托人工智能法案和双重用途技术出口管制，金融脱钩工具箱涉及调整美元资产权重及强化欧元结算，地缘杠杆则通过制裁机制和经济团结基金施压。
ECFR进一步建议，在威慑机制构建上，欧盟可设立直接向欧委会负责的“经济威慑沙皇”职位以集中决策，建立72小时紧急ACI响应流程，配套行业补偿基金缓冲反制冲击，并通过法德等核心国组建“意愿联盟”确保快速协同。
（一）美欧“新”关系，“牌桌”见分晓
3月13日，特朗普在他的Truth Social账户上发帖称，“欧盟”是“世界上最具敌意和滥用职权的税收和关税机构之一”，并补充说，欧盟“成立的唯一目的就是利用美国”。
这一抨击正是这位新总统对世界的提醒：在美国已向加拿大、中国和墨西哥“开炮”的同时，贸易战也在向欧洲蔓延。美国对钢铁和铝进口的25%关税已经影响到了欧盟。
特朗普的第二届政府正持续挑战了欧洲的领土主权（通过威胁吞并格陵兰岛）、监管体系（通过攻击其技术法规），及其传统政党体系（通过拉拢激进的欧洲政治势力）。这位总统对所谓盟友的处理方式，与其说是冷静的“战略再平衡”，不如说试图建立以美为中心的朝贡体系，让欧洲领导人向华盛顿的皇帝叩头。
特朗普似乎还倾向于向乌克兰及其欧洲支持者施压，以达成有利于俄罗斯的和平协议，并撤回美国对欧洲的大量安全承诺。
特朗普在2月28日与泽连斯基在白宫的一次激烈交锋中的评论中，明示了他为何能对欧洲颐指气使。特朗普告诉乌克兰总统：“你没牌可打（You don’t have cards）。”
“牌”是特朗普对权力和影响力的委婉表达。在某种程度上，美国总统总是能威胁欧洲的一系列战线，这是他手中的“牌”以及他愿意积极“出牌”的必然结果。如今，特朗普就试图利用欧洲的经济、技术、政治和安全漏洞来实现胁迫目的。
因此，欧洲人需要迅速学会如何出牌。我们必须评估自己手中的牌——欧洲对特朗普和美国的影响力来源——以及如何加强这些牌。我们也必须制定一个清晰而现实的计划：我们希望在哪些方面与美国保持一致？在哪些方面重新平衡关系？在哪些方面与美国决裂？此外，我们应更巧妙地出牌，试图不要出局，甚至赢得更多分数。
毕竟，新时代的跨大西洋博弈，这才刚刚开始。
（二）跟特朗普打牌，必须手握“威慑力”
首先，我们应该问：欧洲人是否真应该以报复相威胁？在特朗普兑现威胁时，是否应付诸对等行动？
毕竟，加拿大和墨西哥已采取重大威慑措施，并辅以让步和激励，但仍遭遇巨大的新关税壁垒。特朗普显然不仅将关税视为施压手段，更视为其目的本身：一种使制造业回流美国的手段，以及一种为减税提供资金的方式。
因此，当美国政府已将欧盟视为“意识形态敌人”，即便欧盟通过反制措施增加其成本和代价，似乎结果也是徒劳的。有的欧洲人甚至会想，不如静观其变，让特朗普关税的成本在美国企业和家庭身上积累和爆发，等待其内部的反弹。
欧盟及其伙伴确实应寻求通过谈判解决问题，并希望市场最终能约束总统。但这些考虑都不能忘记一个事实：特朗普最根本上关心的是权力。因此，任何欧洲的回应都需要主要基于权力，而非经济、规则或美国国内政治。
举个例子，核武器对所有人都有害。但如果普京威胁对欧洲使用核武器，那么欧洲不应继续承诺不使用核武器，并寄希望于克里姆林宫会自己认识到“两败俱伤”的后果。需要的是可信的威慑（deterrence）。这个逻辑同样适用于如今特朗普带来的威胁。
那么，欧洲能建立这样的威慑吗？
美国总统似乎不这么认为。在新闻发布会上被问及如果欧洲人对美国关税进行报复会发生什么时，特朗普反驳道：“他们不能。他们可以试试。但他们不能。……我们是聚宝盆，每个人都想要我们。……我们只需立即停止购买。如果发生这种情况，我们就赢了。”换句话说：美国在与欧洲的对抗中拥有“升级优势”，在军事、外交、经济和技术等多个领域占据优势地位，这可能使欧洲的报复成为一个失败的赌注。
但现实更为复杂。如果核武器威慑的本质是相互确保毁灭（MAD），欧洲需要展示另一种MAD：“相互不对称依赖”（mutual asymmetric dependency）。多年来，在许多重要方面，美国繁荣和地缘政治权力其实得益于与欧洲的良好关系。欧洲人也控制一些关键枢纽。换句话说：我们确实手握筹码。
事实上，我们以前也使用过这些筹码。2018年，当特朗普政府首次威胁对欧洲汽车征收关税时，欧洲委员会主席容克带着一篮子威胁和提议前往华盛顿，成功阻止了美国总统升级争端。
诚然，特朗普在第二任期中更加咄咄逼人和无所顾忌，所以七年前有效的方法这次可能不足够。但欧盟过去数年里也发生了变化，发展出了更强硬的地缘经济手段和新的威慑工具。例如，“反胁迫工具”（ACI，有时也被戏称为“火箭筒”）已于2023年12月生效，为欧盟提供了校准集体反制的机制。
欧洲人依然手握筹码，我们可以继续改进策略，认真思考如何出牌。
（三）让欧洲留在牌桌的五种筹码
1.关税和贸易
除了ACI，最突出的贸易和关税工具是《贸易执行条例》（Enforcement Regulation），它使欧盟能在世贸组织争端解决系统失效时采取反制措施。
欧盟还可以利用其农业和环境标准来抵制美国产品，例如通过其“从农场到餐桌”战略（促进食品可持续性的法案和法规）、排放交易计划（EU ETS）、化学品注册、评估、授权和限制法规（REACH），以及其可持续产品生态设计法规（ESPR，限制不符合可持续性标准的非欧洲竞争对手进入市场）。
2.服务、知识产权和数字领域
两项新的数字法案使欧盟能够对美国软件和在线平台进行限制：《数字服务法案》（DSA）监管在线市场、社交网络和内容共享平台，而《数字市场法案》（DMA）确保大型数字“守门人”尊重单一市场。我们有重大工具对不遵守这些法案的公司进行罚款和其他制裁。
此外，该领域还有其他筹码：欧盟的《一般数据保护条例》（GDPR）对数据处理和传输施加了严格的保护和隐私规则，而《网络和信息安全指令》（NIS2）是维护欧盟18个关键领域网络安全的统一法律框架。各国当局执行这些法规，欧盟扮演跨境协调的角色。同时，《纵向豁免条例》（VBER）提供了对欧盟竞争法的豁免。
金融法规也可以限制美国服务公司。《金融工具市场指令II》（MiFID II）和《金融工具市场法规》（MiFIR）可以授予或拒绝在欧盟经济区提供金融服务和交易平台的公司类似护照的权利。委员会决定非欧盟国家的金融监管或监督制度是否与相应的欧盟框架等效。
3.关键技术和基础设施领域
除了已经讨论的一些杠杆（如ACI和NIS2），欧盟可以使用各种外交政策、国防和能源监管工具来限制美国对其关键基础设施的访问。永久结构性合作（PESCO）框架为联合军事能力建设项目提供支持，欧洲国防基金协调国防研究和互操作性，而新的ReArm Europe融资倡议可以限制欧洲从美国公司采购。其他工具使欧洲人能够出于战略原因制约这些公司：《欧盟运作条约》（TFEU）第346条豁免军事采购的一些单一市场规则，欧洲联盟网络安全局（ENISA）的认证流程提供共同的网络标准，欧盟双重用途法规限制敏感技术出口，其外国直接投资法规允许筛选流入投资。
但该领域也适用其他“平民”机制。国际采购工具（IPI）使委员会能够对限制其欧洲同行的国家的公司施加针锋相对的市场限制，而最近实施的外国补贴法规（FSR）使欧洲人能够针对接受外国补贴的公司。欧盟还可以利用其甲烷法规（监测和减少甲烷排放）和碳边境调整机制（CBAM，2026年全面实施的碳关税）来加强对美国公司的限制。就关键技术而言，欧盟的人工智能法案（世界首个）及其“地平线欧洲”和“数字欧洲”研究计划可以针对美国科技巨头。
4.金融领域
欧盟及其成员国有各种方式放松与美国的金融关系。减少美国债务持有和以美元计价的贸易的措施可以利用《资本要求指令/法规》（CRD/CRR）和《偿付能力II法规》，其审慎标准包括银行执照和风险权重，以及欧洲中央银行的货币互换额度，这可以鼓励以欧元计价的交易和抵押品持有，以削弱美元。
金融市场保护措施如《反洗钱（AML）指令》针对热钱，以及《加密资产市场法规》（MiCA）管理加密货币，可以针对与特朗普友好的美国加密领域企业或个人。
5.人际领域
在这个领域，ACI也很有用。同样有用的还有欧盟制裁工具，它体现在欧盟的共同外交和安全政策中。
（四）如何构建欧洲的经济威慑机制?
建议欧盟创建一个适当的框架，用于审议和做出各种威慑决策。
该领域在近年来已取得部分进展，包括采用ACI、FDI法规和FSR，但欧盟机构和成员国仍将经济威慑视为狭窄的、防御性的风险缓解问题。面对敌对的美国政府以及俄罗斯等其他对手，欧盟现在必须建立更积极主动且协调一致的行动架构。
1.发布“经济力量”学说
欧盟应在委员会和主要成员国的领导下，定义一个全面的经济力量（eonomic power）学说，阐述在大国博弈时代，欧洲如何、为何以及为何种目的使用经济力量。
该学说必须明确指出，遏制胁迫威胁、准备战时经济、建立和维护不对称的杠杆地位、减少技术和工业依赖是欧洲重要的安全利益。它应主张欧洲人应为追求这些利益而汇集和部署经济力量，即使这意味着挑战国际贸易规则。
欧洲的核心利益是促进经济增长和保护其公民——而不是维护国际贸易规则本身。这些目标长期以来是重叠的，但特朗普威胁和俄罗斯的破坏性野心已经使全球经济的很大一部分脱离了这些限制。欧洲人只能从实力的地位出发，恢复国际规则和机构。
2.任命经济威慑沙皇
欧洲与美中等国的谈判不能支离破碎。以欧盟前首席谈判代表米歇尔·巴尼尔（Michel Barnier）领导的英国脱欧谈判为启发，欧盟必须任命一位直接向欧委会主席报告，且分散利益和机制所约束的“经济威慑沙皇”（economic deterrence tsar）。
这位“沙皇”应拥有广泛的、跨部门的授权，涵盖贸易、金融、数字和监管领域。他们应有明确的权威来协调这些领域的快速响应，并实施可信的、统一的沟通战略，既针对欧盟内部也针对外部。
在与欧洲经济安全网络（EU ESN）密切协调下，经济威慑沙皇应负责制定一份统一的地图，涵盖欧洲在各个政策领域的依赖性和杠杆点。这些知识目前分散在委员会和成员国之间。
3.建立经济威慑指导小组
认识到并非所有成员国都可能完全接受这一议程，那些接受的国家应通过建立经济威慑指导小组形成“意愿联盟”。该小组将为威慑沙皇提出战略方向，并确保整个集团的快速、协调行动。
该小组可能包括主要欧盟经济和技术强国（法国、德国、意大利、荷兰、波兰、西班牙和瑞典）的政府首脑，以及委员会主席和理事会主席。可信赖的非欧盟盟友——特别是英国——应以准会员身份纳入，也许通过计划中的欧盟-英国安全条约正式化，以在应对胁迫和其他压力方面保持一致。
这一模式将反映法国、德国、波兰和英国在最近几周为乌克兰规划欧洲安全保障方面所起的核心作用。
4.威慑工具 ACI 2.0
欧洲最强大的威慑工具ACI需要两次合格多数票和延长的咨询期。它将受益于一个快轨机制，该机制可以由“威慑沙皇”触发，使在规定时间内（例如72小时决策窗口）做出紧急响应成为可能。
同时，欧盟应在ACI中重新定义“胁迫”，以涵盖更广泛的威胁范围，包括数字破坏、政治动荡、对个别公司的网络攻击和对民主进程的袭击。
5.巩固权力基础
欧盟应建立一个“经济团结基金”，由关税收入、数字罚款和其他地缘经济处罚提供资金，以补偿因外国侵略或欧盟报复措施而受到过度影响的成员国或部门。
同时，它应针对支持措施——如拨款和低息贷款——以帮助易受外国武器化影响的战略产业建立替代来源和安全供应链，我们可效仿日本的做法。欧洲投资银行可以为这些计划提供资金，并发出具体资金征集，以降低行业风险。
（五）“以打促谈”，美欧博弈的长远之计
从长远来看，准备应对美国侵略的强大防御措施，这可以稳定跨大西洋关系。这看似与直觉相反。
欧洲应该令人信服地展示出特朗普的霸凌策略会适得其反，即便最终仅仅为欧盟带来皮洛士式的胜利（Pyrrhic victory，译者注：付出极大代价而取得的得不偿失的胜利，源自古希腊伊庇鲁斯国王皮洛士的军事经历），都有望削弱华盛顿那些特朗普的“怂恿者”——他们希望使用美国筹码在全球挑起争斗，但却往往导致“两败俱伤”结果。
随着时间的推移，一些美国人甚至会改变想法。通过团结一致对外“出牌”，欧洲人可以反驳特朗普的轻视说法，并与之威胁匹敌。
这也意味着，我们建立必要的基础设施，以连接相关的资产和决策。无论是英国桥牌、荷兰托彭、法国贝洛特、德国斯卡特、意大利布里斯卡、拉脱维亚佐莱、波兰巴斯卡还是西班牙埃尔穆斯（译者注：均为各国常见扑克游戏），所有牌桌上的胜利通常来自于在正确的时间组合相互补充的牌。
欧洲在新时代的力量取决于能否聪明地整合并运用经济筹码，将各成员国资产转化为对抗胁迫的集体王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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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智库：巴掌和甜枣一个都不能少
虽然欧盟在面对特朗普2.0的关税政策倍感焦虑，甚至如临大敌，但美国智库却早已看透本质，更直言不讳地指出，比起过去的美欧之间亲密无间的意识形态同盟，欧盟更应该用现实利益来衡量当下与美国的关系。毕竟，美欧之间在一个问题上存在诸多共同利益，并告诫欧盟，如果没有实力撕破脸，不如乖乖和美国在利益一致的方面合作。
如美国大西洋理事会（Atlantic Council）于3月3日发布的报告《跨大西洋交易的艺术》（The art of the transatlantic dealc）指出，虽然美欧之间存在复杂的博弈关系，但双方之间仍有多个“利益交汇点”。如双方可建立锂、稀土的联合储备机制，欧盟也可在CBAM、《零毁林条例》和《企业可持续发展尽职调查指令》等绿色议程中为美企设置过渡期，并在智能汽车数据流动、6G频谱等新兴领域形成联合技术路线。此外，报告指出，在能源和“中国”等涉及其核心利益的问题上，特朗普政府将时刻保持与欧洲的对话兴趣。以下内容是对该报告的摘译，供读者批判性阅读和思考。
（一）斗争之外，美欧还有哪些“共同利益”？
站在谈判桌前的人们或许应该记住：美欧经济总量占全球40%，双边日贸易流量超过30亿美元。这种规模的经贸关系，既是地缘政治的稳定锚，也是全球经济的压舱石。找到平衡点固然艰难，但值得双方倾注全部智慧与耐心。当大西洋两岸的货轮继续穿梭，生产线保持运转，无数企业和工人的命运就系于这份正在成型的协议之中。
当美欧贸易谈判的钟摆再次摆动，一个不容忽视的现实逐渐浮现：即便双方最终签署了白纸黑字的协议，那些深植于贸易肌理中的摩擦因子仍会在暗处持续发酵。作为政治舞台上罕见的交易型选手，特朗普的谈判策略向来充满动态特征——他总会像猎鹰搜寻猎物般，不断捕捉新的议价空间，通过层层加码的谈判攻势来压缩美国对欧贸易逆差。
面对这种持续加压的谈判态势，欧盟决策层实际上正站在战略选择的十字路口。是否跟进新一轮谈判的抉择，本质上取决于美方诉求与欧洲现实利益的重合度。某些领域的合作确实能形成互利局面，比如在清洁能源技术标准统一方面；但涉及农业补贴或数字服务税等敏感议题时，贸然开启谈判反而可能消耗宝贵的政治资本。
当我们将目光投向关键矿产供应链这个战略要地，会发现大西洋两岸正面临着惊人相似的“困境”。
作为全球最大的两个经济体，美欧在锂、钴、稀土等战略资源上都深陷进口依赖的泥潭。这些维系现代工业命脉的矿产，其开采和精炼环节高度集中于少数国家，而中国在这个领域的主导地位尤为突出。最新统计显示，美国2022年界定的50种关键矿产清单中，有19种矿产超过50%的供应量源自中国。欧盟的处境同样严峻，其《关键原材料法案》设定的2030年目标体系，恰好印证了这种战略焦虑：计划将本土开采量提升至年消耗量的10%，加工能力扩大到40%，同时构建覆盖全欧洲的电池回收体系。
这种同步显现的资源困局，意外地为跨大西洋合作创造了切入点。建立关键矿产流通的互认机制，或许是当前最具可行性的合作方向。值得注意的是，相较于拜登政府强调的劳工权益和环保标准，新政府可能更倾向于务实高效的解决方案。这种政策重心的转移，实际上为双方快速推进合作清除了部分障碍。
在监管协调这个传统难题上，未来的谈判可能为美国企业撬开更多便利通道。当前横亘在美欧之间的监管差异，不仅抑制了美国商品对欧出口动能，更在统计数字上放大了贸易失衡的观感。尽管转基因作物监管这类存在根本分歧的议题难有突破，但欧盟两项即将落地的法规值得重点关注：原定2025年底生效的《零毁林条例》，以及2027年实施的《企业可持续性尽职调查指令》（CS3D）。虽然欧盟委员会已启动法规简化程序，但具体调整幅度仍充满变数。
《零毁林条例》（EUDR，译者注：该条例旨在打击全球森林砍伐和退化，并履行减少温室气体排放和生物多样性丧失的国际承诺。已于2023年6月29日正式生效，过渡期至2024年12月30日）的合规要求颇具挑战性，企业必须证明其产品原料不涉及2020年后新开垦的林地。法规执行将采取分级管理制度，根据原料产地国家的森林保护水平实施差异化监管。这对美国供应商构成了特殊挑战——由于联邦层面缺乏系统性的森林保护立法，美国能否获得低风险国家评级存在疑问。可能的解决方案是，欧盟在评估体系中引入动态调整机制，将实际森林覆盖率变化纳入考量。比如，即便某个国家立法存在空白，但若通过市场机制或企业自律实现了森林保育，仍可争取有利评级。
《企业可持续发展尽职调查指令》带来的合规压力则更为复杂，它要求跨国企业对其全球供应链中的环境与人权影响实施全流程监控（译者注：该指令已于2024年7月25日正式生效）。这对运营网络遍布多个大洲的美国巨头来说，意味着前所未有的管理挑战。美欧若能提前协商执行细则，比如在尽职调查的深度和审计频率上达成共识，将大幅降低企业的合规成本。值得玩味的是，这两项法规在欧盟内部也引发激烈争论：欧洲人民党等中右翼政党批评其加重企业负担，但已完成前期合规改造的部分企业却成为坚定的法规维护者。这种分歧意味着，即便最终法规版本有所软化，提前开展跨大西洋磋商依然具有战略价值。
数字贸易领域正悄然孕育着合作契机。基础层面的协同可以包括统一电子发票标准、规范跨境电商支付流程等技术性工作。虽然WTO框架下的数字贸易多边谈判因美国退出陷入停滞，但美欧双边协定达成的可能性却在上升。去年拜登政府退出谈判时，曾对数据自由流动条款的安全性提出质疑；而近期欧洲监管机构对中俄数据跨境传输的担忧加剧，这种立场转变反而缩小了美欧之间的认知差距。
当然，这些合作方向远非美欧经贸互动的全部图景。尽管全面自贸协定仍像海市蜃楼般遥不可及，但德国总理默茨等务实派政治人物仍在持续发声支持。即便无法达成整体性协议，聚焦特定领域的专项谈判依然存在突破空间。
筛选合作议题的关键标准在于：能否实质性改善跨大西洋商业生态？是否有效降低美国商品的出口壁垒？潜在的合作方向至少包括三个维度：构建应对中国钢铝产能的联合机制、制定智能汽车跨境数据流动的通用标准、深化关键矿产供应链的协同保障等。初期甚至可以采取“框架协议+后续谈判”的渐进模式，就像2019年美欧牛肉协议那样，先确立合作意向再逐步充实内容。
任何实质性协议的达成都需要经历循序渐进的积累过程。从建立对话机制到开展技术磋商，从拟定路线图到启动正式谈判，每个环节都可能耗费数月时间。值得关注的是，欧盟方面已释放出积极信号：贸易专员谢夫乔维奇在特朗普胜选后立即表态，强调跨大西洋经贸合作的重要性。这种主动姿态与四年前形成鲜明对比，或许预示着新周期的谈判将呈现不同特征。
在这个充满变量的新周期里，有两个底层逻辑始终未变：其一，美国对缩减贸易逆差的执着追求不会因政府更迭而消退；其二，欧盟在维护单一市场主权与寻求国际合作之间的平衡艺术将面临更大考验。
（二）超越交易：未来美欧互动的三重基础
即使特朗普政府与欧盟成功达成协议，这依然无法修复过去70年跨大西洋关系的核心战略伙伴关系。这届以交易为导向的美国政府，任何单一协议都无法建立持久合作。欧洲需要清醒认识到，就像对待中国、沙特阿拉伯、加拿大和墨西哥那样，特朗普团队很可能采取"威胁与利诱"的双重策略推进谈判。
1.美国国内情绪驱动
这种交易式外交思维既源自特朗普的商界背景，更植根于2024大选反映的民意走向。当前美国民众最关注经济振兴与移民管控，期待新政府优先处理国内事务。尽管统计数据存在争议，多数选民坚信美国经济被贸易伙伴占便宜，因此愿意支持特朗普"限制市场准入+吸引产业投资"的策略。
值得注意的是，民调显示多数美国人仍支持北约并认可对乌援助，但大选结果明确揭示：相比外交事务，选民更看重切身经济利益。这种民意转向为特朗普政府的对外政策提供了现实基础。
2.欧盟面临三重考验
欧洲必须清醒应对以交易主义和民族主义为底色的美国新政。作为区域共同体，欧盟将遭遇独特挑战：美国可能根据贸易差额和军费开支划分欧洲国家等级；个别成员国或面临特殊协议诱惑；科技巨头与白宫的亲密关系将冲击欧盟数字监管体系。
欧盟不仅需要谈判意愿，更要展现谈判实力。理想状态下，欧洲应具备提供实际利益的能力，同时也要建立可信的威慑机制。目前华盛顿既不了解欧盟的贸易防御措施，也不忌惮其反制能力。欧盟近期与南方共同市场、墨西哥的贸易协定，也未能引起美国对欧洲贸易竞争力的警觉。
更严峻的是，欧洲经济疲软与法德政治困局，正削弱其作为经济伙伴的吸引力。缺乏21世纪标杆性科技企业的现状，更加深了外界对欧洲创新能力的质疑。
3.建立灵活交易的机制：美欧关系调整的务实路径
欧洲决策层需要以务实且灵活的态度审视美欧磋商机制的未来发展。任何潜在协议都可能催生具体议题的磋商需求，部分人士或借此主张构建类似美欧贸易与技术委员会（TTC）的全面框架。但需注意，拜登政府接受TTC提议的动机，很大程度上是为彰显对欧关系的战略价值。这种需要多部门高层深度参与的机制，显然与特朗普政府精简务实的作风存在温差。
值得关注的是，特朗普首任期内仍维持着特定领域的对话机制。例如，尽管美欧在关税等问题上摩擦不断，但能源对话与“中国问题”等交流平台依然有效运转。这证明当议题符合美国核心利益时，跨大西洋协商仍具可行性。
（三）特朗普新任期内美欧互动机制的可能形态
首先是聚焦具体事务的工作层磋商。这类接触通常围绕高层会晤确定的优先事项展开，可能涉及实际谈判但不会形成长效机制。例如某类商品关税争端解决后，相关工作组便会自然解散，不会演变为常设机构。
其次是延续技术性较强的专业对话。如2016年升级的美欧金融监管论坛，持续讨论反洗钱、银行监管等实操性议题。但类似竞争政策对话这类涉及科技公司监管的机制，可能因双方立场差异面临存续危机。毕竟在特朗普公开批评欧盟对美国科技巨头罚款的背景下，此类对话的实效性存疑。
第三种形态是并行存在的政治议题对话。能源、中国、网络安全等高层年度对话主题有望保留，乌克兰重建可能成为新增议题。这些对话更多扮演政策沟通平台角色，虽不直接产生协议，但能增进决策透明度。值得观察的是，这些高层对话能否兼容技术性议题。例如能源对话是否涉及甲烷排放标准协调，中国议题磋商能否对接关键技术出口管制。
相较于建制化的TTC机制，这种分散灵活的对话体系可能更适应特朗普政府的务实风格。核心在于精准定位双方利益交汇点：在人工智能等分歧显著领域，缺乏共同承诺的对话将难有突破；但在能源安全、关键技术等存在现实合作需求的领域，机制化磋商仍具生命力。
面对未来四年的变局，欧洲需要调整传统认知框架。跨大西洋关系的底层逻辑正在改变——美方将更强调短期经济利益导向的合作。这意味着欧洲不必过度纠结美方是否认同其立场，而应聚焦具体利益的交换与实现。当然，协议签署不等于战略伙伴关系复兴，每次协商都需重新证明合作价值。
*文章有删节，小标题为译者自拟。
Tobias Gehrke作者：托比亚斯·格尔克欧洲对外关系委员会（ECFR）高级政策研究员，专注于地缘经济学、欧洲经济战略和全球经济中的大国竞争。曾任布鲁塞尔埃格蒙特皇家研究所（Egmont Royal Institute）研究员。
Frances Burwell作者：弗朗西斯·伯韦尔美国大西洋理事会欧洲中心杰出研究员，McLarty Associates执行主任。曾任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CSIS）执行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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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盟最大电池企业宣布破产后，竟将矛头对准中国？
美乌密谋背后，俄罗斯瓦格纳正亮出一个大动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