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由于经营不善，该公司接连失去重要客户。2024年夏，宝马取消与该公司的20亿欧元合同。此后，该公司接连裁员，主创人员纷纷辞职。Northvolt的破产，不仅意味着使欧盟几十亿欧元投资付诸东流，更意味着欧盟清洁能源战略将面临重大挫败。
此前不久，英国皇家联合军种研究所（RUSI）围绕电池、电动汽车、太阳能光伏和风能供应链涉及的50种关键清洁能源产品以及另外65种相关产品，梳理了中美欧的竞争策略及发展现状。从该报告中不难看出，欧美迫切想在清洁能源领域争得领导权，但面临艰巨挑战，其中一些战略如今已告失败。作者更是直言，欧美想要超越中国，就必须效仿中国的做法，并将战略重点放在与智利、越南、沙特和赞比亚的相关合作上。为便于国内各界了解域外动态、把握形势之变，欧亚系统科学研究会特摘译本文，供读者思考。文章仅代表作者本人观点。
清洁能源产业：全球博弈与脱碳之争文｜Dan Marks & James Henderson编译｜Amber来源｜Royal United Services Institute
▲ 图源：RUSI
1 行业概览清洁能源产业十分庞杂，涵盖矿产业及先进制造业等多个行业，涉及来自全球各地不同行业生产的数千种专业组件和利基矿物（niche minerals）。如何在确保生产供应安全、创新的前提下，同步快速、经济脱碳，以最大限度提高经济效益，已成为世界各国最为关注的议题之一。
各国必须寻求适合本国的方式以应对这些竞争。因此，为制定有效的政策计划，有必要对全球清洁能源行业进行深入剖析，包括对不同国家和地区在全球产业链中发挥作用的数据进行更新，对未来最有可能实现高速增长的地区进行评估，并对贯穿行业地域分布背后的国家政治安全考量进行分析。
本报告采用2022年联合国商品贸易统计数据库（Comtrade）中的数据，通过定量分析发现，高收入国家（high-income countries）在许多清洁能源产业的生产领域中占据主导地位。然而，从生产过程的不同阶段来看，最有可能爆发产能增长的却并非这些高收入国家。此外，中国在整个（清洁能源产业）供应链中的表现可谓“一骑绝尘”，没有任何国家或地区能在全产业链供应领域有和中国一样的强劲表现。
这些指数模型还表明，在岸外包（onshoring）、“近岸外包”（near-shoring）和“友岸外包”（friend-shoring）虽在一定程度上提供了相对灵活的解决方案，但都“治标不治本”，甚至可能阻碍各国之间的投融资交流。美国对非自由贸易协定伙伴国家（FTA Partners）及与中国有矿产交易国家的限制补贴政策，直接影响了日本、韩国及加拿大等国的政治经济决策。然而，原本旨在保护在岸产业的关税和其他保护主义措施，不但无法削减中国的市场份额，反而可能扼杀新兴的市场需求，并最终损害国内产业的良性发展。
此外，在推进多样化发展、不断融入全球产业投资的过程中，生产国和制造商都能或多或少的从竞争中受益，并为国内企业吸引外来投资——智利和越南就是这一投资策略的成功典范。反观美国，其禁止或减少中国的清洁能源行业投资，造成了中美经济和国家安全的紧张态势。近来兴起的投资行为国家安全审查，也限制了中国在部分国家的投资。
因此，要想平衡此消彼长的经济、安全和地缘政治问题，各国必须谨慎应对美国、欧盟和中国这三大工业重心，同时与其他国家建立互利共赢的合作关系。在政策制定上，对内要为国内产业投资提供充分激励措施；对外要为投资者进入快速增长的全球市场提供畅通渠道。
2 三国鼎立从地域分布来看，清洁能源产业具有全球化特征，各国在其中都发挥着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本文构建的指数分析表明，除中国以外，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或地区在（清洁能源的）全产业供应链中拥有绝对主导地位。但这些不同国家或地区都具备各自的独特优势。
以上分析基于遵循管控关税和非关税壁垒及自由资本流动等贸易规则的全球化。但在新冠疫情和俄乌冲突引发的能源危机后，情况发生了转变。能源供应链再次成为工业和经济竞争的导火索，并被提升至国家安全的维度。本章将着眼于在全球清洁能源行业中占市场主导地位的三个国家，探讨其所采取的具体产业政策及其对全球行业经济状况及国际安全与政治局势的影响。
（一）美国——“美国优先”
继2019年欧盟委员会出台《欧洲绿色协议》（Green Deal）后，美国于2021年6月至9月期间，向众议院提交了《美国基础设施投资和就业法案》（US Infrastructure Investment and Jobs Act）《芯片法案》（CHIPS Act）和《通胀削减法案》（Inflation Reduction Act, IRA），这些法案重塑了全球清洁能源格局，引发世界各国政府的政策回应。新冠疫情期间，拜登政府将电池供应链迅速上升至国家安全维度。2021年1月20日，拜登签署《美国供应链行政命令》（EO 14017），责令提高电池和关键矿产能源供应链的韧性和多元化。2022年4月，拜登通过《国防生产法》授权美国国防部“增加大容量电池供应链关键材料的国内开采和加工”，并声称“美国矿产依赖着不可靠的国外资源”。2023年11月，拜登召开白宫供应链韧性委员会（White House Council on Supply Chain Resilience）首次会议，以维护工业利益为由，强化美国的关键矿产战略。
美国的双重工业战略旨在刺激国内经济增长和清洁能源生产，并解决电池和过渡矿产供应链中的国家安全问题。对内，美国需要改善政府内部数据收集措施，例如正由美国能源部和地质调查局合作开发的评估工具，在国土安全部下设立“供应链韧性中心”（Supply Chain Resilience Center），以及四年一次的供应链审查措施等。对外，美国相关法案的出台已引发全球“共振”。新能源计划的初始公共成本预期在10年内约4000亿美元，但由于相关措施未设限期，预计最终成本将超1万亿美元，其中的大部分都源自《通胀削减法案》。一份2023年奥尔德斯盖特集团（Aldersgate Group）的报告指出，由于《通胀削减法案》，许多公司重新评估了在英国的投资策略，例如，自2021年以来，外国直接投资（FDI）支持的项目数量下降了6.4%。美国官员认为，这也是该战略的目的所在，即向其他国家的竞争“发起挑战”。此外，本文构建的指数表明，美国对境内产业进行补贴，还可能阻碍其对增长潜力较高地区的投资。如果这些投资无法尽快提高美国的工业竞争力，便只能创造“小批量的手工作坊”，美国和其它地方的脱碳成本也会因此增加。
事实证明，《通胀削减法案》下可获支持的资格标准存在争议。该法要求“受关注的外国实体”（Foreign entity of concern，FEOC）不得开采、加工或回收关键矿产，不仅使矿产生产商陷入困境，也违背了世贸组织规则。美国清洁能源支出的大头在于行业税收抵免。《通胀削减法案》为国产电池提供税收抵免，并为国产电池组件提供额外抵免，还为开采关键矿物和生产电极活性材料抵免10%的生产成本。此外，该法案为购买重型电动汽车或氢能电动汽车的企业提供最高4万美元的贷款，为小型汽车提供高达7500美元的贷款，前提是该等汽车中，源自美国或与美国签订自由贸易协定国家的关键矿产和电池部件的份额满足最低值要求。2028年后，关键矿物所需满足的最低份额要求值将达到80%，电池组件的这一比例则需达到100%。鉴于所涉及的组件数量和电池供应链的复杂程度，上述比例标准的要求颇高。如果车辆只符合其中一个标准，则可获得的贷款减半。也就是说，这些车辆必须在北美（即美国、墨西哥和加拿大）制造，并且不能包含任何来自“受关注的外国实体”的电池零件。从2024年开始，以上标准还适用于由“受关注的外国实体”提取、加工或回收的任何关键矿产。此前使用4000美元以下小额贷款购买的车辆也适用同样的标准。其他行业（太阳能光伏、氢气和碳捕获与储存等）也获得了类似补贴。此外，美国对中国的清洁能源产品开征高额关税：2024年5月，美国对中国电动汽车征收100%的关税，并对中国的锂离子电池、半导体、铝、钢和太阳能电池板征收关税。
上述政策导致了两个后果：一是关税虽在一定程度上保护了美国尚不成熟的清洁能源产业，但也促使中国产品大量涌入他国市场（这些市场则不大可能与中国发生贸易冲突），从而损害了产业多元化的需求，并对美国的政策影响形成反噬。二是政府资产规模较小的国家更难吸引产业投资，且与日本和韩国（后文将对此进行讨论）等与美国关系密切的国家不同，与美国关系一般的国家更难以获得美国补贴。同时，因中国的供应链受限，澳大利亚和许多在产业链生产中发挥关键作用的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国家也会同步陷入困境。这些国家一直受益于中国在其能源、过渡矿物开采和加工方面的投资，因此，中国早已成为这些国家相关产品的最大买家。《通胀削减法案》做法的“一刀切”，迫使这些国家必须在政治和经济利益之间作出抉择，也破坏了此前建立的区域合作伙伴关系。
（二）欧盟——“多管齐下”
为支持清洁能源产业，促进供应链多样化发展，欧盟走上了不同的“脱碳之路”。2019年欧盟出台的《欧洲绿色协议》主要聚焦于脱碳，但2022年美国通过的《通胀减免法案》（IRA）和能源危机促使欧盟开始转向提升工业竞争力。这集中体现在欧盟于2023年2月公布的“绿色协议工业计划”（Green Deal Industrial Plan）。该计划包括推行《净零工业法案》（Net Zero Industry Act）《关键原材料法案》（Critical Raw Materials Act）和电力市场改革，以畅通融资渠道、培养转型所需的技能人才、促进“公平开放贸易”。实践中，欧盟建立了“关键原材料俱乐部”（此举与其“公开贸易”的目标相悖），并实施保护措施抵制“不公平贸易行为”。俄乌冲突后，为促进欧洲能源系统多样化，欧盟于2022年制定“欧盟再生能源计划”（REPower EU Plan）。此外，各欧盟成员国也在加大财政投入，大力发展绿色科技并建立关键矿产安全供应链。
与中美不同的是，欧盟侧重将价格机制与政策目标、法规、放宽国家援助规则及大规模资本投入相结合。相比美国《通胀削减法案》，欧盟此举同样产生了全球性的影响，尤其是将碳排放交易体系（EU ETS）与碳边境调节机制（CBAM）相挂钩，并将其扩展至国际航运领域。2023年6月，排放交易体系下每吨二氧化碳的价格达到了100欧元。此外，碳边境调节机制还要求，向欧盟出口的国家对其国内产业实施对等的排放管控，否则将面临进口关税，以弥补其间的差额。欧盟的上述政策旨在实现以下目标：首先是要减少“碳泄漏”（Carbon Leakage），即欧盟产业外逃以规避排放交易体系带来的高昂成本，或是相较不受排放定价约束地区的出口商处于劣势地位。其次是向贸易伙伴施压，倒逼其实施欧盟的碳定价政策。如欧盟的《电池指令》（Battery Directive）和尽职调查指令等，都对包括中国在内的跨国企业产生了显著影响——为减少燃煤发电排放，符合碳边境调节机制要求，部分中国出口商开始迁至水电资源丰富的地区。
“欧盟再生能源计划”旨在通过综合利用天然气替代能源、提高能源效率以及增加可再生能源发电量等方式，降低对俄罗斯能源的依赖。具体而言，该计划将2030年可再生能源部署目标提高至占欧盟能源结构的45%，同时将节能目标从9%提高至13%。2030年的氢能源目标提高至2000万吨（含1000万吨进口量），以推动氢能源与沼气成为工业领域的替代燃料。2022年1月，欧盟批准了更新后的环境保护和能源领域国家援助规则，即《气候、能源及环境援助指南》（CEEAG），该指南规定，只要符合《欧洲绿色协议》及“Fit for 55”一揽子减排计划（即欧盟到2030年至少减排55%的计划），且满足不扭曲欧盟内部市场、不给纳税人增负的条件，欧盟成员国便可为特定项目提供援助。
“绿色协议工业计划”旨在确保欧盟经济从脱碳中获益，且要避免欧盟为取代对俄罗斯天然气的依赖，而对新的能源体系产生依赖。该计划采用融资与监管“齐头并进”的方式支持国内产业，重视供应商的多样性。欧盟委员会为该计划提供了欧盟层面的资金来源，包括从“下一代欧盟”（Next Generation EU）和“欧盟再生能源计划”基金中划拨了约5100亿欧元，还预期从“复苏和恢复基金”（Recovery and Resilience Facility, RRF）划拨给能源领域的7200亿欧元中拿出37%，但该计划也支持各国政府的国家资助和私人投资。
欧盟和美国的战略做法对全球清洁能源产业有不同影响。美国为在美国投资并满足其供应链安全要求的跨国企业提供激励，供应商将面临在中美之间“二选一”的压力；而欧盟则向贸易伙伴施压，促使其在国内也采取与欧盟一致的政策，但对采购来源的限制较少。总之，欧美都提供公共补贴以从其它地区引入投资。与此同时，部分欧盟成员国（如法国、德国、西班牙和意大利）都各自制定了绿色产业战略，投入大量资金和补贴来支持本国境内的投资。各国均对欧盟施压要求采纳与其相同的政策做法作出回应，并有部分反对意见认为这是一种”气候殖民主义”（Climate Colonialism）。
目前，欧盟正努力减少与主要合作伙伴间的贸易壁垒，不过进展缓慢。2023年12月13日，欧盟和智利签署了《高级框架协议》（目前仍待审批生效中）。该协议承诺“践行涵盖气候变化、能源、环境、原材料、减少灾害风险以及可持续粮食系统等方面的可持续贸易”。欧盟与印度尼西亚仍在就贸易协定开展长期谈判，并重启与印度、菲律宾的持续谈判，与南方共同市场国家（阿根廷、巴西、巴拉圭和乌拉圭）的谈判也仍在进行中。但欧洲的环保团体强烈反对其中的多项贸易协定，法国总统马克龙也以气候为由阻止南方共同市场协议。大多数非洲主要国家已与欧盟签署了贸易协定，部分国家还签署了涉及关键矿产供应链合作的谅解备忘录。
（三）中国——“一骑绝尘”
中国在清洁能源技术领域的领军地位早已毋庸置疑。据“碳追踪”（Carbon Tracker）的报告，2023年中国政府和企业在清洁能源领域投资8900亿美元，相比2022年增长了40%，占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的全部份额。清洁能源占中国国内生产总值（GDP）增长的40%，事实上，在清洁能源领域的成功投资，也助推其快速达成经济增长目标。中国的绿色能源投资与全球化石燃料供应投资的总额相当，据彭博新能源财经（BNEF）数据，中国占据全球绿色能源开发总投资的38%。
中国注重在全球市场下开展进出口业务，并鼓励中企在全产业战略领域布局经营，实施积极的对外贸易政策以推动目标实现。例如，2016年发布的《全国矿产资源规划》将关键矿产和原料划分为“战略性矿产”、“优势性矿产”、“保护性矿产”以及“战略性新兴产业矿产”类别，旨在管理这些矿产的供应、投资和需求情况，确保供应安全。
图片来源：全国矿产资源规划（2016—2020年）
想在制造业占据主导地位，既需要进口国外原料（例如从刚果进口钴，从澳大利亚进口锂辉石），也需要开拓出口市场。为此，中国采用了两大贸易策略：一是通过《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与东盟国家开展合作。自2009年以来，中国一直是东盟的第一大贸易伙伴，日本和韩国则是中国最重要的两个出口目的地。2022年，中国与东盟的双边贸易总额达9750亿美元，2021年中国对东盟国家的直接投资翻了一番（约140亿美元），占东盟外商直接投资（FDI）总额的8%。《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为中间品贸易提供了单一市场，通过降低关税，促进各方在供应链的各个环节加强合作。二是通过“一带一路”倡议（BRI）推动清洁能源产业贸易。2023年，关键矿产及矿产业的投资成为“一带一路”倡议中投资增速第二的领域，同时在马来西亚和越南建立了太阳能和储能的主要供应链。
中国尚未就供应商在其国内政策、供应链或与其他国家关系方面做硬性要求，而是通过充分参与境外资本战略和签署长期合作合同的方式，维护供应安全。2018年至2021年间，中国企业投资43亿美元用于收购锂资产，是美国、加拿大和澳大利亚企业投资总和的两倍。然而，美国指责中国没有遵守世贸组织（WTO）规则，认为必须对中国采取新的应对措施。美国此举对世界其它矿产生产国造成影响——各国的资源民族主义抬头、陆续出台出口禁令，并实施其他产业管控措施。
此外，由于中美摩擦、各国陆续出台国家安全投资法及中国境内生产成本增加，部分在华开展业务的西方企业转向多元化布局并从中国撤资。该等因素也阻碍了中国企业在西方与外资合作建立合资企业，且不排除中高收入国家将制定策略，促进产业多样化发展，并尽量减少对华清洁能源产业投资与技术的过度依赖。
3 同侪压力本章主要讨论除中国、美国、欧盟三个主要市场以外国家的清洁能源产业政策，以案例方式论证各国谋求自身利益的不同战略考量。正如前文所述，这三国在清洁能源产业方面占据绝对话语权，以至于所有其他国家在某种程度上都处于这三国的政策“轨道”之上，且通常会倾向于其中一方。
换句话说，世界上大多数国家都在一定程度上根据中、美、欧制定的政策方向来确定自身利益和产业定位，而各国最终所采取的政策回应也取决于其在清洁能源产业博弈以及政治经济地理中的战略地位。
（一）抱团取暖
本节着眼于加拿大、日本和韩国这三个与英国处于类似处境的国家。日本和韩国被选为案例研究对象，因为它们是除中、美、欧三大市场之外，清洁能源原材料和技术制造商的主要进口国。然而，这两国在电动汽车生产方面都表现平平，如未能顺应美国政策可能损害其汽车公司的行业前景。尽管加拿大与美国及主要矿产出口国均联系密切，但也不得不顺应美国，以强硬姿态保护其境内工业，其最近对中国电动汽车加征关税就是例证。
1.惨遭“背刺”
《通胀削减法案》出台前，加拿大、日本和韩国均已承诺实现2050年净零排放目标和2030年中期目标，并制定了具体政策计划以推进目标实现。然而，《通胀削减法案》迫使这三国采取了进一步行动。日韩两国对《通胀削减法案》表示强烈谴责，因其受关键矿产应从美国采购以及车辆需在美国境内制造规定要求的影响，无法享受电动汽车税收抵免。经2022年底至2023年初的谈判，美国和日本达成贸易协议，满足使用40%以上在日本开采或加工的关键矿物制造的电动汽车，有权获得50%的税收抵免。
韩国也不得不“挤”进美国市场，并尽量减少《通胀削减法案》造成的不利影响。韩国是世界第三大电动汽车出口国，并于2021年超过美国。美国市场对韩国公司尤为重要——2024上半年，现代汽车（含其旗下豪华品牌捷尼赛思和主力品牌起亚）销售了近62000辆汽车，约占美国市场份额的10%。尽管韩国与美国已签订自由贸易协定，但由于韩国近85%的阳极电池材料和73%的阴极电池材料均从中国进口，以及80%的锂、钴和石墨等原料均系进口，因此无法获得税收抵免。吊诡的是，自2021年以来，韩国公司在美国投资170亿美元用于新建半导体工厂，150亿美元用于研发，130亿美元用于电动汽车电池生产。就在《通胀削减法案》宣布的前几周，现代汽车投资55亿美元在佐治亚州建设电池生产设施，该工厂将于2025年上线，拜登对此表示欢迎并在2022年5月的发布会上声明，“感谢选择投资美国，我们不会让你失望的。”因此，韩国官员认为，美国此次的新立法是一种“背叛”。
韩国立即派外交大使和政府官员前往美国进行磋商，并迅速收到美方回应，“没有国会议员能够完全了解《通胀削减法案》的细节规定”，该法案对美国主要盟友的具体影响也尚不明朗。拜登本人回应称，“我从未打算（利用《通胀削减法案》）排除我们的合作方”，对法律起草发挥关键作用的参议员乔·曼钦（Joe Manchin）也承认，他不理解为何欧盟和北约其他主要国家与美国之间没有签署自由贸易协定。尽管这些言论可能仅是美国的谈判策略，拜登仍承诺“调整”立法。2022年12月，美国财政部称，租赁而非直接购买的车辆即使不符合所有标准，也有资格获得补贴。据此，现代汽车将租赁汽车的销售目标从5%提高到30%，自2023年3月起，一项新的关键矿产规则可适用于韩国这样的自由贸易区国家后，其销量更是大增。日本等非自由贸易区国家也可以签署关键矿产协议，从而获得与自由贸易区国家相同的地位。
2.争相效仿
《通胀削减法案》颁布后，加、日、韩三国纷纷引入补贴制度。
加拿大既是美国邻国，又与美国签订了全面自由贸易协定，其一方面担心境内的产业公司南迁，另一方面又眼馋为美国及其它市场提供矿产供应的机会。加拿大的应对措施具有针对性，从最初优先考虑关键矿产到宣布对六种关键矿产实行30%的勘探税收抵免，并计划加快许可。随后，加拿大又针对可再生能源发电、核能、电池储能、零排放汽车、热泵、清洁氢气和碳捕获与储存项目引入了5%至60%的投资税收抵免。此外，还对生产清洁能源设备的公司（含关键矿产开采和加工的公司）引入30%的税收抵免，该等税收抵免也同样适用于氢气和碳捕获。
日本推出一项名为“绿色转型基本政策”（简称“GX”）的一揽子政策计划。该计划包括通过碳排放交易体系和碳边境调节机制进行碳定价，设置到2035年所有销售的私家车和20%到30%的商用车均应为电动汽车的目标，同时大规模建设充电桩。此外，日本还制定了绿色钢铁和碳中和水泥计划，并通过发行公共债券和私人融资来募集资金，目前已分配140亿美元的公共资金，以期吸引1万亿美元的私人资本投入。日本还转为低碳氢和氨制定了宏伟目标，拟为此投入超过三分之一的公共资金（约600亿美元），其中一部分资金将用于国内，但更多资金将用于海外投资，以支持发展（清洁能源产业）供应链。此举不禁让人联想起日本于上世纪开启的液化天然气（LNG）投资。
韩国于2023年6月宣布对符合条件的电动汽车提供补贴（含国内外品牌），并加大对电动汽车供应链各环节的产业政策扶持。大量电动汽车技术和材料被列入韩国“国家战略技术”清单中，并为难以满足《通胀削减法案》要求的韩国电池制造商提供支持——53亿美元的贷款和担保。2023年8月，韩国贸易工业能源部宣布对电动汽车出口行业投资80亿美元，并对先进电池技术进行150亿美元的公私合营投资。
3.择利行权
为支持国内产业发展，加拿大、日本和韩国正在全球范围内寻求合作。
韩国对从美国和欧盟出口的公司征收零进口关税，并对从中国和日本进口的电动汽车征收8%的标准关税，以向欧美示好。日本的目标是融入美国供应链，以获取《通胀削减法案》补贴，同时挑选关键绿色能源潜力股以提前布局。日本此举表明，其愿意冒险“压注赢家”，同时重视投资第三国的产业供应链，以为本国提供能源供应。加拿大则与澳大利亚和英国签署协议，承诺支持全球自由贸易框架，并在供应链中保持高水平的环境和社会治理。
（二）何去何从
本节选取的案例国家在全球清洁能源行业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却又独立于传统西方市场以外。这些国家被美国和欧盟视为重要国家，拥有巨大潜力，却无一被纳入矿产安全伙伴关系等“西方国家俱乐部”，也并未获得西方资本的大力投资或加入贸易协议谈判，中国与其中大多数国家保持互利往来。
1. 智利
作为过渡矿产出口国，智利已然成为清洁能源产业中最重要的战略国家之一。智利拥有世界上最大的铜储量（2023年达1.9亿吨），也是最大的生产国（2023年达533万吨，约占全球产量的24%）。此外，智利还拥有世界上已知锂储量的40%，是仅次于澳大利亚的第二大生产国。
因独特的矿产资源优势，智利一直备受外国投资者关注，中国和美国无疑是其最大买家。智利和美国签有自由贸易协定，可依据《通胀削减法案》享受税收优惠。美国雅保公司（Albemarle）是智利采矿业的重要投资者，但美国一直担心智利与中国走得太近。智利与中国的紧密联系可以追溯到1970年初始贸易协议的签署，于2005年签署全面自由贸易协定。智利与中国的贸易占其贸易总额的三分之一（其中铜贸易占大头）。2018年，智利还加入了“一带一路”倡议。目前，仅两家公司有权在阿塔卡马沙漠开采盐卤池，一家是雅保公司，另一家是智利化工矿业公司（SQM）。中国公司持有智利化工矿业公司22%的股份，但出于对中国“买下智利”的担忧，该中国公司的投票权受到限制，此举展现出中国为满足智利要求以获取矿产资源的诚意。中国比亚迪公司也提出在智利建设电池工厂，提升当地价值，以便获得下一轮锂矿开采许可的勘探招标资格。
综上，智利不得不谨慎权衡中美利益，并寻求政治和商业关系的多元化，以此增强自身影响力。目前，智利已与欧盟（等待批准中）和印度尼西亚签署贸易协定，同时与印度的贸易关系也在不断加强，这体现了新兴清洁能源产业强国之间建立合作关系的潜在益处。同时，智利正寻求与阿根廷和玻利维亚开展紧密合作（这三国掌控着全球60%的锂储量）。此外，智利还与德国和美国企业签署了合作协议，以推动开展六大绿色氢能项目。
2. 沙特阿拉伯
沙特阿拉伯通过《2030年愿景》，想逐步摆脱对石油和天然气的依赖，继续在全球能源产业中扮演重要角色。该国计划在2030年之前实现可再生能源发电量占全国总发电量的50％，同时大力支持氢能源出口，以充分利用其低成本的可再生电力优势、航运燃料方面的专业知识和基础设施优势，以及地处欧美与中亚之间的地理区位优势。沙特阿拉伯拥有丰富的太阳能资源（计划到2030年实现40千兆瓦的装机容量），有望在2030年成为世界最大的“绿色氢能源”生产国（产量可达290万吨）。此外，碳捕获与储存技术也有助于该国利用庞大的天然气储量生产“蓝色氢能源”。
经历2022年的能源危机后，沙特阿拉伯转变了战略思路，不再像以往那样唯“美”是从。美国发现页岩油、中国成为沙特原油的最大消费国、2018年贾迈勒·卡舒吉（Jamal Khashoggi）遇害事件引发的分歧，以及2019年美国对伊朗袭击沙特阿美石油公司位于布盖格和胡赖斯地区油田事件的敷衍应对等事件，使得沙特开始重新考量自身站位。为强调“沙特优先”理念，推动实施《2030年愿景》，沙特加入了“BRICS+”（金砖国家）联盟，以实现石油收益最大化。沙特与俄罗斯牵头的“OPEC+”（石油输出国组织）也是如此，该举显然与欧美的制裁措施相悖。此外，沙特还与其海湾邻国磋商清洁能源产业前景，虽就低碳氢的技术监管及市场运作等问题仍有分歧，但均公开表示要与中国密切合作。
中沙之间在能源方面的密切合作，为双方在能源转型上开展广泛合作奠定了良好基础。两国都有着基于国家龙头企业和政府资金引导的国家资本模式，因此合作顺畅。目前，海湾国家已然成为中国太阳能电池板的主要市场。同时，沙特阿拉伯与中企开展合作，允许其在海湾地区发展制造业，并希望以此换取在中国投资的机会。对海湾地区而言，中国在清洁能源产业供应链上的关键地位并非威胁，而是双方开展互惠贸易的机遇。随着沙特阿拉伯和阿联酋加入金砖国家组织，有观点认为，中国与海湾国家联合在第三世界国家投资，以期扩大全球影响力。
3. 越南
越南是东南亚国家面临挑战的典型例证，这些国家需平衡以下两点：一是由于地理位置临近，在贸易及某些关键资源方面依赖他国；二是如何利用自身自然资源优势，在绿色能源转型中发挥更广泛的作用。
越南早期依靠煤炭发电，但近期已转向使用天然气。越南还有巨大的太阳能和风能开发潜力，但实现整个电网的脱碳成本约高达1350亿美元。因此，在开展合作时，越南期望获得绿色能源及天然气等传统燃料方面的技术、资金支持。目前，日本企业正在协助越南提升进口能力及发展燃气发电项目。
在越南投资的大多是中国企业或跨国公司设在中国的子公司，且聚焦多个领域（含电子产品、太阳能电池板及其他绿色能源制造业）。两国间正在扩建现有铁路基础设施，旨在进一步拓展贸易联系。中国企业也计划在可再生能源（越南是世界第三大太阳能电池板制造国）、智慧城市、电子产品以及其他绿色技术领域进行投资。越南正成为中国供应链的核心组成部分，中国也有意愿在越南投资建设研发基地和工厂。
与此同时，越南通过《公正能源转型伙伴关系协定》（JETP）获得来自欧盟、英国、日本和美国的财政支持。该协定承诺通过各种补助、贷款和担保投入80亿美元，以支持越南电力部门从煤炭转向可再生能源（特别是太阳能和海上风能）并助力发展储能设施。目前尚不清楚该协定是否像中国提供的支持那样直接有效。
尽管《2023年世界能源统计年鉴》中，并未认定越南拥有探明储量，但美国地质调查局近期指出，越南可能拥有仅次于中国的世界第二大稀土资源。这些稀土资源主要集中在越南的东保矿（Dong Pao mine），该矿此前处于运营状态，但因稀土供应过剩导致的价格暴跌而倒闭。不过，投资公司黑石集团（Blackstone）如今准备投入1亿美元，与稀土精炼公司——越南稀土科技与环境股份公司（VTRE）合作重新开发这一项目。越南也因此有望成为稀土的重要生产国，并发展下游精炼业务，为绿色产业发展奠定基础。
4. 赞比亚
赞比亚为许多非洲国家在制定能源转型产业战略时所面临的机遇与挑战提供了典范。赞比亚拥有丰富的矿产资源，这些资源既能带来出口收入，又极具增长潜力。但该国正受制于沉重的债务负担和严重的电力供应短缺。此外，该国还亟需进行环境治理，并平衡与中美及其他潜在国际投资和技术支持国间的关系。
农业是赞比亚的支柱产业，70%的赞比亚人以此为生。但该国的经济发展主要依靠矿产开采，其中铜矿占据主导地位，此外还包括钴、金、镍和锰等矿产。矿产开采行业占其国内生产总值的17.5%，外汇收入的70%，政府财政收入的30%。赞比亚是世界第十大铜生产国，2023年铜产量为76万吨，低于1969年国有化前76.9万吨的产量峰值。该国的钴矿占世界已探明储量的3%。预计未来十年，这两种矿产产量将持续增长，尤其是铜产量到2030年预计可达300万吨。
要实现产量增长，促进产业健康发展，赞比亚亟需解决电力供应短缺问题。目前，受巨额债务影响，该国投资受阻。2020年新冠疫情期间，赞比亚实际已宣布破产，总债务高达300亿美元。而后，赞比亚一直深陷与债权人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谈判之中。
赞比亚制定了《2024-2030年国家绿色发展规划》（National Green Growth Strategy, 2024–2030），该计划旨在拓展铜矿提取和精炼的下游产业链，提升绿色产品制造力。中赞的“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已初显成效，双方在智能手机组装、信息通信技术（ICT）基建、风能和太阳能项目以及锂电池制造工厂方面达成投资合作。中方承诺进口更多赞比亚商品，以平衡占比过高的铜矿贸易。目前，中国在赞比亚的年采购额达26亿美元，其中铜矿贸易占比达75%。确切来说，债务重组为中国大力支持赞比亚的经济建设提供了契机，以更好的进行铜矿资源开发，同时加强双方在能源转型上的合作。
与此同时，赞比亚已与英国公司开展合作，对可再生能源项目和关键矿产开采投资20亿美元；同时，阿联酋也打算投入同等规模资金，投资赞比亚的太阳能产业。然而，“重头戏”在于和美国的合作。在近期的美非领导人峰会上，美赞双方签署了谅解备忘录，拟加强电动汽车电池产业链合作，以提升国内生产力，实现“从矿山走向生产一线”的转变。
*文章转自Royal United Services Institute，原题为“Navigating Clean Energy Industries and Rivalry in Decarbonisation”, RUSI Occasional Paper, December 2024，文章有删节，小标题为译者自拟。
Dan Marks作者：丹·马科斯RUSI的能源安全研究员，重点研究英国和国际能源转型中的国家安全。
James Henderson作者：詹姆斯·亨德森RUSI副研究员、牛津能源研究所研究员，研究领域包括核能作为脱碳能源的应用前景和能源转型中的地缘政治问题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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