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满江红》热映之后，关于岳飞和赵构秦桧的历史纠葛又成了热议的话题。
毋庸置疑，岳飞是中国武将的道德标杆，秦桧是乱成贼子的代表人物，而赵构正如他这个人，是个男人，但阳痿。
可是真正的看待历史人物，要足够的理性，就得明白历史的真相。因为所有后人对历史的评价都是站在上帝的视角，没有切身的体会，就不可能真正的了解历史的真相。
而这三个人物的纠葛，最主要的就在于大的历史走向的政策的抉择：北伐统一还是偏居一隅。再说简单一点，就是这仗该不该打？该不该继续打？
那么问题来了。
打仗打的是什么？是钱。
南宋的钱从哪里来？从江南来。
江南谁有钱？从汉末两晋衣冠南渡，开始形成的地主集团。而且这些地主集团经过了安史之乱之后，不光成为了中国的经济中心，也成了一个牢不可破的势力集团。
为维护自身的利益，他们可以舍去一切，想切他们的蛋糕，他们就会想尽一切办法去维护自身利益——也就是把事情搞砸，不要跟他们讲道理，他们只讲利益。
比如孙权在赤壁可以击败南下的曹操，可以在夷陵击败东进的刘备，想要北上，在合肥孙权亲自带领10万大军，却打不过7千人的张辽。为什么？因为不管曹操的南下还是刘备的东进，都会伤害东吴士族的既得利益，曹操实行的是世兵制，刘备实行的是募兵制，而东吴则是私兵制。谁的私兵呢？士族地主的家兵而已。要触及我的利益，我自然要拼命的，如果要跟我谈天下，免谈。
王安石变法的失败，倭寇在东南沿海的横行，东林党直接搞垮了大明的财政，满清入关为了统一在南方进行的大屠杀，买办首领蒋介石之所以能够名义上统一中国，都是源于这种原因。
一个刚从北方迁来的政府要征税，地主不愿掏，转嫁给农民。为什么南宋会成为一个市民社会，因为在一个农业社会中，失地农民太多，为了能够生存大量农民进入城市谋生，各种谋生的手段就促进了百业的兴起。
当然能够谋生的那都是有能力的。不能谋生的就会成为流民，或者是说成为城市的棚户区，这些人也就成了社会的不安定因素。所以南宋中国历史上农民起义占了一半，不论是岳飞还是韩世忠，包括万马等中取敌人首级的辛弃疾，都有过镇压农民起义的军功。
农民起义的目的其实很单纯，均田地，减赋税，吃饱肚子要生存。
均田地的是谁的？大地主。
减赋税减的是谁的？中央财政。
农民不乐意叫没民心，地主不乐意叫没有政治基础。对于这些已经盘踞在南方近千年的人，千万不要再提民族大义，经济基础永远决定上层建筑。
要想坐稳天下，也就是说南宋朝廷要能够生存下去，就必须与南宋的地主和农民苟合。苟合的结果就是放弃北伐和统一的政治主张。
这种大的历史趋势表现在当时的政治斗争中，就是统一与偏安之间的斗争。而所有的政治斗争都是以代表人物的失败而告终，而政治人物的失败多于从肉体上消失为标志。
岳飞只是这个时代的这种大的趋势的一个牺牲品，一个政策转型的标志性人物。因为他的观点足够突出，他的战功足够巨大，它的影响足够深远。
不论赵构还是秦桧都只是时代的工具人。
当然工具人的格局和胸怀，历来都是污点，不会是长处。至于他们所采用的斗争手段，自然是摆不上台面的。
站在宏观的历史角度，岳飞的历史地位，不可撼动；赵构和秦桧的历史形象也不容改写。所以在中国的史观中才有：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杀生成仁，舍生取义，重死而轻生；苟且偷安，营营苟苟，遗臭万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