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风于1902年出生在湖北蕲春的一个普通农民家庭。从小他就深知贫困的艰辛，生活的压迫使他更加坚定了自我改变的决心。通过不懈的努力，他顺利考入了北京大学预科，凭借出色的成绩于1926年进入了清华大学英文系。尽管学业蒸蒸日上，但胡风始终渴望更广阔的视野与深度的认知。在这个动荡的年代，他决定前往日本留学，选择了东京的庆应大学继续深造，专攻英文文学。
1929年，胡风前往日本留学，在庆应大学攻读英文。在日本他深受西方文学影响，还积极参与了日本共产党的活动，并加入了左联的日本分盟。留学归来后胡风获得了左联党团书记周扬的赏识，迅速被推举为宣传部长和行政书记。此时的胡风，在文艺圈和政治圈中都逐渐展现出自己的影响力。
在这一时期胡风与鲁迅的关系尤为密切。胡风多次带着妻子前往鲁迅家中拜访，鲁迅也曾与许广平、周海婴等人专程到胡风家中。两人在文艺创作上有深厚的交流，胡风还承担着不少重要的政治任务，例如担任鲁迅与中共之间的联络员。胡风亲自递交给鲁迅的方志敏信件，便是这一阶段的产物，鲁迅去世后胡风写下了许多关于鲁迅思想和生平的文章，成为了鲁迅思想的继承者，亦被许多人视为鲁迅的传人。
在这段关系逐渐加深的过程中，胡风与左联的领导层也开始产生了分歧。在一次关于胡风的争论中，周扬、田汉、夏衍等左联的核心人物指责胡风是“内奸”。此后左联书记徐懋雍也向鲁迅写信，表示胡风“性情之诈”，并暗示鲁迅未曾察觉胡风的真实面目。有些报刊甚至通过小道消息暗示胡风试图引导鲁迅向国民党投降。鲁迅则在公开场合回击这些指责，直言胡风“鲠直，易于招怨”，并批评一些人将家族争斗的心态带入文坛，制造纷争。
随着左联内部的激烈争斗，胡风感到愤怒与失望，最终辞去了左联的职务。左联在此后也因内部分裂而解散并改组。胡风与左联之间的裂痕，最终演变为不可调和的对立，也深刻影响了他日后的政治和文学生涯。
1930年代初，左联成为了重要的文化和政治力量。鲁迅、郭沫若、丁玲等人都是这一阵营的代表人物。胡风作为左联的成员之一，早年便显示出自己与众不同的个性和激烈的政治立场。
胡风的政治觉悟可以追溯到他中学时代。彼时他就积极参与五卅运动，因擅长演讲和组织，曾被称为“雄辩员”。回忆当时的情景，有人曾形容他在讲坛上情绪激动，甚至在发表演讲时“痛哭流涕，激动到在讲台上乱跳”。
然而1933年他和其他留学生共同组织的抗日团体遭到日本当局的打压，最终被驱逐出境。胡风积累的名声随之烟消云散，他无奈之下回到了上海，重新开始了自己的生活与创作。
一次偶然的机会，胡风得以结识了他一直崇敬的文化偶像——鲁迅。这次相遇成为胡风一生中的转折点。尽管是初次见面鲁迅就对胡风产生了深刻的印象。鲁迅欣赏胡风在文学创作中展现出的独特视角与深刻思考，特别是他提倡的“文字价值观”，鲁迅认为胡风的文字能够打破传统束缚，推动文化的革新。两人一见如故，鲁迅开始在胡风的文章中加以指导与点评，这对胡风的文风和思考方式产生了深远影响。
有了鲁迅的支持与指导，胡风的创作逐渐获得了更广泛的认可。他的文学才华和批判精神也逐渐得到了更高的评价，许多人开始关注他的文章与观点。与此同时胡风还得到了官职的任命，主要负责与鲁迅的联系工作。这一职位让他感到无比兴奋，平日里他常常拜访鲁迅，两人一起讨论文学和思想，频繁交流。在鲁迅的家中，胡风能与鲁迅一起深入讨论新出版的刊物，还能通过日语流利地交流，两人之间的默契几乎无话不谈。
1936年10月19日鲁迅逝世。对胡风而言这是失去了一个挚友和偶像，更是思想上的一大打击。许广平迅速联系了胡风，邀请他帮助安排鲁迅的丧事。胡风毫不犹豫，亲自参与鲁迅的葬礼，并且为鲁迅抬棺，这一举动饱含着深深的敬意和悲痛。
胡风与鲁迅的关系是师生和朋友，鲁迅的作品深深影响了胡风的思想与文学道路。可以说胡风的一生正是在鲁迅的引领下才走向了文学的高峰。为了纪念鲁迅，胡风写下了鲁迅的讣告，并参与了《鲁迅先生纪念集》的编纂工作。
他还对《大鲁迅全集》进行了细致的校订，力求忠实呈现鲁迅的思想与精髓。在鲁迅逝世后，胡风通过自己的创作与努力，继续传扬鲁迅的思想与文学理念。他用行动践行鲁迅未竟的事业，成为鲁迅精神的忠实继承者。
1938年，一众青年作家准备去山西支持阎锡山创办的“民族革命大学”。胡风亲自送他们上车，心情复杂，却也满怀希望，四月中旬艾青回到武汉，带来了一封萧红的信，信中透露了她的消息：她怀孕了，而与端木蕻良同居。胡风心中震惊，虽然他曾从细节中察觉二人关系的变化，却没料到一切会如此迅速。即便如此萧红选择了这个时机告诉他，一切都变得尴尬。
两周后，萧红与端木蕻良回到武汉。尽管胡风与他们相见，空气中却弥漫着一种不可言喻的疏离感。第三天他们来到胡风位于金家花园的住所，萧红像往常一样和胡风夫妇闲聊，而端木蕻良则冷眼旁观，站在远处的花丛中。
萧红开口道：“我和萧军闹翻了，已和他分开，跟端木在一起。”她朝着花丛点了点头，显得平静而决然。胡风听后心头一震，原本准备的祝贺话语卡在喉咙里，眉头微蹙，心底却有些难言的愤懑。
他看着曾经天真烂漫的萧红，如今冷静地叙述着这些改变，心中一阵沉痛。沉默片刻后，他终于开口：“你有权寻求自己的幸福，尤其是从精神的屈辱中解脱出来，我为你感到高兴。但不如再冷静些，过于匆忙未必是好事。
萧红显然没料到胡风会如此直白，她的脸色一变，眼中的锋芒渐显，气氛瞬间变得凝重。而端木蕻良在旁冷眼旁观，也感到了不悦。从此胡风与萧红的关系变得疏远，而她也逐渐远离了《七月》的圈子，唯一不离的只有端木蕻良。
萧红对这段情感的选择，令她与《七月》的其他作家疏远，尤其是与胡风的裂痕愈加明显。事实上几乎所有左翼作家对端木蕻良都颇为排斥。丁玲曾直言：“端木冷漠孤僻，对政治毫不关心，浑身散发着自由主义的气息，怎么看都不属于我们的圈子。
萧红无言以对，开始深陷自我封闭，困惑自己到底错在哪里。端木则暗中推波助澜，言之凿凿地声称胡风有意阻止萧红搭上撤退的汽车，这一指责完全无中生有，胡风的真实想法却早已被扭曲成了他们的眼中钉。
然而萧红心中的痛楚和愤怒，远比外界的言辞更为复杂。离开武汉后，萧红和端木蕻良再次悄然来到重庆，虽然心中仍有隔阂，但她常常不自觉地回到胡风的家中寻求慰藉，唯一能让她感到亲切的地方，依旧是胡风的温暖。
1940年初，萧红和端木蕻良悄然离开重庆，去了香港，连朋友们都没有告别。此举立即引起了身边人的不满，尤其是萧红的邻居、作家靳以，她甚至在气愤中几乎要破口大骂：“为什么不告诉我们？就这样匆忙地离开，为什么？”胡风得知此事后，也感到惊愕。他无法理解，为什么萧红和端木会选择在这种时刻做出这样的决定。
胡风一向直言快语，鲁迅曾指出他性格中的缺点：“胡风耿直，易招怨。”当得知萧红去了香港后，胡风便自然地认为，这其中一定有端木蕻良的阴谋。甚至在给艾青的信中，他提到：“端木蕻良也去了香港，这背后到底是什么居心？”很快端木和萧红从艾青口中得知了胡风的不满，也因此决定与他断绝来往。从此他们彻底从胡风的生活中消失。
1945年，胡风获得周总理支持，创办了《希望》文学杂志，试图通过文学推动社会变革。然而他的犀利笔触很快触动了权力的敏感神经。批判官僚腐化的文章被视为“恶性言论”，杂志被迫停刊。胡风却没有退缩，反而更加大胆地表达自己的政治立场，认为文艺作品应揭示社会的阴暗面。
在1949年后的政治气候中，胡风的这一观点显得尤为突兀与不合时宜，在延安整风运动期间，胡风并未像许多作家那样进行自我批判。许多人包括曾经参与过“剿共政治工作”的作家，纷纷根据政治要求进行自我检讨，希望通过这种方式得到宽恕和恢复。
胡风却始终固守自己的信念，拒绝写出任何形式的检讨。他深知文艺界的批判声音早已不再是单纯的艺术讨论，而是充满了对思想的压制。在这一点上他显得异常坚定。即便是周公和胡乔木等人曾多次尝试与胡风沟通，试图让他放下成见，接受党的指引，胡风依然没有动摇，他的态度不容妥协。
1952年7月，胡风被通知前往北京参加一个关于文艺思想的讨论会。会前周公特意交代，文艺的议题没有对错，大家要心平气和地进行交流和探讨。然而当讨论开始后，胡风依旧成了焦点人物，会议很快从文艺思想的讨论，转变成了对胡风文艺观点的批判。与会者将矛头指向了他，尤其是他的文艺观点与当时主流的指导思想发生冲突。批判的气氛愈加浓烈，胡风成了文艺界的众矢之的。
次年在中国文联的活动中，胡风彻底被排除在外，身为知名文人，他的影响力被迅速削弱。面对这场席卷而来的批判，胡风并未轻易屈服，反而决心采取行动。他决定上书党中央，直言不讳地表达自己的立场。
1955年5月13日，胡风察觉到自己陷入了更大的麻烦。那晚他正准备入睡时，忽然听到敲门声。开门后几名警察冲了进来，戴上了他的手铐并宣布：“胡风，你被拘留了。”紧接着警方开始在他家中进行搜查，查抄了大量信件。
随着胡风被捕，许多与他关系密切的人也遭到逮捕，甚至胡风的学生路翎被送进了精神病院。胡风在监狱中曾进行绝食，要求公开审判和辩护，但都未能如愿，最终他的身体和精神逐渐崩溃。
胡风原本只是文艺圈中的一位小人物，但他和其支持者被指控为反革命分子，整个事件演变成了一场政治风暴，触及到社会的各个层面。即使是自然科学界，也未能幸免。胡风的“集团”被彻底清除，而他的思想也成了那个时代最危险的“异端”。
1965年，梅志被“宽大处理”，与胡风一起被送往四川乡下劳改。尽管生活依旧困苦，她与丈夫相依为命，勉力支撑。然而，命运并未对他们手下留情，仅两年后，胡风因再次创作而再次被捕，这让梅志的伤口无法愈合。
胡风在监狱中身心俱疲，精神状态严重恶化。家人曾希望他早日出狱，然而他的创作再次招致惩罚，胡风被判无期徒刑，无法上诉。梅志孤身一人，在困苦中坚持着，她的信念从未动摇。她知道尽管一切看似无望，但她始终相信，总有一天，胡风会重获自由，重回他们曾经拥有的那份希望。
时间与历史最终还给胡风一个公道。经过多年冤屈，他终于得以平反，重获自由。女儿张晓风调入中国艺术研究院，成为父亲的秘书；儿子张晓山通过高考考入内蒙古师范学院，后又成为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副所长；大儿子张晓谷也成为北航的教授。虽经风雨，胡风的子女们在自己的领域做出了不小的成绩，他们从父亲的历史中汲取了直面困苦的勇气和不屈的精神。
随着岁月的流转，胡风的子女逐渐理解并认同父亲的坚持。张晓风曾说，父亲的坚守像“殉道者”般执着，这种信仰让他们既痛心又钦佩。胡风骨灰盒上的铭文“亦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显示出他对信念的坚持，但同时也暴露出他心中的孤独与无奈。
然而梅志寒的坚韧与守护，为胡风的家人带来了安慰与力量。在那个动荡的年代，她从未放弃对正义和爱的追求，也让家人明白，无论多么痛苦，坚守自我才是最宝贵的东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