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宗逊1908年生于陕西省渭南的赤水镇堰头村，出身于一个地位不俗的农民家庭。少年时代的他，受到了新思想的熏陶，马克思主义的光辉为他的青春岁月指引了方向。

17岁的张宗逊，怀揣着满腔热血，考入了声名显赫的黄埔军校，并加入了国民党，原以为这将是他崭新人生的起点。然而1926年蒋介石在广州发动的中山舰事件，震惊了整个党内外，张宗逊对国民党的幻想也随之破灭。

在学习期间，张宗逊曾多次参加毛主席在农民运动讲习所的演讲。毛的言论深刻，直指中国农村的苦难与出路，这让张宗逊深受启发，坚定了投身革命的决心。不久，他公开表明自己的政治立场，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27年秋，毛主席在湘赣边界发起秋收起义。在“攻打长沙”的激昂号召下，张宗逊与部队从修水出发，抵达龙门厂附近的天主堂，与主力部队汇合。在此，他被任命为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第一团第二营第六连的连长。

尽管起义部队初期连遭挫败，毛主席却未失决心。9月17日，他果断召集所有部队在文家市集中，重新布局。在这里，毛主席决定放弃直接攻长沙，而是沿罗霄山脉南迁，寻找新的战略据点。

9月20日，文家市一片草坪上，毛主席向集结的起义军讲话，他的每个字句都饱含力量：“大革命虽败，中国革命的火种未灭！我们的事业终将胜利！”这番话激励了张宗逊和所有起义军，坚定了他们的信念。

张宗逊第一次近距离见到毛主席，立刻被其魅力和远见所折服。在一次雨中射击训练时，毛主席亲临指导，他的亲切和对战士们的关怀深深打动了张宗逊。从那时起，张宗逊成为毛的坚定拥护者，更在随后的革命岁月中，成为他的贴身护卫，一路保卫这位伟大领袖。

1932年10月，中央苏区的领导结构经历重大调整。毛主席被调往苏维埃临时政府，而王明则接管中央红军的指挥。作为红12军36师的师长，张宗逊虽对这一决策深感不满，但他知道对党的决策必须绝对服从。

12月，张宗逊接到新的调令，他被派往闽西地区担任红12军的军长。途经长汀，张宗逊顺道拜访了毛主席。当时的毛主席正处于职务调整后的低落心情中，张宗逊的到访无疑为他带来了一丝慰藉。在毛主席的简朴居所，两人共享了深夜的长谈。毛主席详询前线战况，张宗逊一一细致回答，毛主席的宽广胸怀和对革命的坚定信念，令张宗逊倍感钦佩。

1934年中央苏区北大门广昌失守后，张宗逊离开了前线指挥职务，转至红军大学深造。在学习期间张宗逊再次来到毛主席的住处，毛主席得知他的近况后，安慰他道：“事已至此，焦虑无益。” 毛主席建议张宗逊向周恩来求助，毕竟周是他在黄埔时期的介绍人。在周恩来的协助下，张宗逊重回部队，出任红三军团4师师长。

长征开始时张宗逊被任命为中央纵队的参谋长，后调任红三军团第4师师长。在彭德怀的指挥下，他带领部队完成了多项关键战役，如强渡乌江、夺占娄山关、攻克遵义城等。

随着抗日战争的全面爆发，张宗逊所属的部队被整编入八路军的框架，成为120师358旅。在旅长尚未到任期间，张宗逊担任代理旅长，并很快正式被提升为旅长。在此职位上张宗逊带领部队前往山西前线，参与了战略要地雁门关的伏击战，有效地打击了日军的侵略势头，提升了抗日军民的士气。

作为358旅旅长，张宗逊在整个抗日战争期间，特别是在西北战区，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他不仅参与了多次重要战斗，还助力保卫了陕甘宁边区政府，加固了西北抗日根据地的防线，扩展了抗日影响力。

1946年，随着全面进攻解放区的计划失败，蒋介石迫于形势，不得不改变策略，集中力量攻打陕甘宁和山东解放区。他的目标清晰：断开解放区的两翼，进而从东西两侧包围华北解放军，切断其与东北解放军的联系，逐一击溃，最终通过黄河的天然屏障固守，使战争局限在解放区内。在这场狂热的战略中直攻延安，中共中央的所在地，成为蒋的首要任务。

面对此紧迫情势，毛主席立刻电令贺龙，调遣张宗逊率领的晋绥第一纵队西援陕北。张宗逊接令后迅速集结部队，补充兵力物资，日夜兼程越过黄河，向延安进发。到11月底，他的部队已抵达延安南部，再次担起保护党中央和毛主席的重任。

同年12月张宗逊在延安的机场，陪同毛主席检阅晋绥第一纵队。毛主席深情地对他说：“部队集结之后，我和朱总将前来视察，不用多作准备。” 12月7日当晋绥第一纵队士兵们在寒风中整齐列队时，毛主席与朱德总司令亲临其境。在张宗逊的陪同下，毛主席一一步行于旅团队列前，细致了解各部队的状况。这次检阅极大提振了部队士气，他们随即进入了紧张的战备状态。

在蒋介石的迫切指令下，胡宗南调动34个旅的兵力向陕甘宁边区集结，企图一举夺取延安。在这压倒性的兵力面前，毛主席作出了暂时撤离延安的决策，以避免直接冲突。中央军委随后决定将陕甘宁边区部队与即将到来的晋绥第二纵队合编为西北野战兵团，直接归彭德怀副主席兼总参谋长指挥。张宗逊被任命为兵团副司令兼第一纵队司令，与兄弟部队协同作战，继续肩负起保卫中央领导的职责。

随着1949年初解放战争的节节胜利，国民党政权摇摇欲坠。在这关键时刻，毛主席和党中央决定将张宗逊调入中央军委，加强中央的军事指挥力量。他们向彭德怀发出了征询意见的电报，提出这一调动建议。

彭德怀在阅读电报后显得颇为犹豫，他知道这对张宗逊的职业发展是一个巨大的机遇，但同时也意识到西北战场还需张宗逊的坚守。在内心的挣扎后，彭老总还是将电报展示给了张宗逊，希望听听他的个人意见。

张宗逊那时正担任第一野战军副司令，是彭德怀在战场上不可或缺的左膀右臂。他深知自己在西北战场的重要性，对彭老总说：“这个时候我离开西北，可能会影响战事的进程，西北还有战斗在继续，我应留下来完成任务。”彭德怀听后，虽然为张宗逊的忠诚感到高兴，但仍劝他再三考虑，中央军委的工作对他未来是极好的发展。

但张宗逊坚定地回答：“老总，我决定了，还是应该留在这里，和您一起把西北的战斗打完。”这份坚定和忠诚让彭德怀感动，他随即向中央回电，建议暂缓调动，中央也表示理解并同意了这一安排。

在1955年的军衔授予仪式上，张宗逊原本的资历和影响力足以使他获得大将军衔。实际上在最初的名单中，张宗逊名列“15大将”之一，显示了他在军中的重要地位。

张宗逊作为中央红军的杰出代表，虽然这是他的荣誉，却也在一定程度上成了他的限制。为了确保各主要派系和历史部队之间的均衡，尤其是红二方面军的代表性考量，最终导致张宗逊的名字被从大将候选中刷下。

这种调整使得张宗逊的部下，红二方面军的许光达，意外地获得了大将军衔。这一决策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高层对各主要革命阵营历史贡献的综合权衡。尽管在军衔的授予上遭遇了不公，张宗逊始终表现出高尚的品格和对党的忠诚。他并未因此而心生芥蒂或影响其对革命事业的献身精神。

在1963年的深秋时节，总参军训部刊发了一期《军训简报》，其中报道了郭兴福的创新教学方法。叶剑英对这种方法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对其潜在的革新意义给予了高度评价，叶剑英在当年12月24日亲临镇江，现场观摩了郭兴福教学法的演示。

叶剑英对郭兴福的教学法给予了极大的肯定，随后他向中央军委提交了详细报告，提出建议将这种教学法在全军推广，以期引发一场军事训练的热潮。毛主席在阅读了这份报告后，对叶剑英和张宗逊能够发掘这一教学模式表示赞赏。1964年3月3日，中央军委便发出了指示，号召全军学习并广泛推广郭兴福的教学法，旨在全面提升军队的战斗训练水平。

6月初，张宗逊和罗瑞卿在济南军区检查即将进行的大规模比武演习准备情况时，接到了从北京打来的电话，传达毛主席在一份简报上的批示：“此等好事，为什么不告诉我，能不能让我也看看。” 这份批示显示了毛主席对此次比武的高度关注。

得知毛主席希望亲眼见证比武，张宗逊和罗瑞卿感到非常振奋。经过商议，他们决定选派济南和北京军区的精锐分队前往北京，进行一次特别的汇报表演，以向党中央和毛主席展示他们的成果。

6月15日和16日，这些“尖子”分队在北京进行了汇报表演，场面壮观。毛主席、周恩来、刘少奇、朱德、董必武、邓小平以及参加中央工作会议的各地领导人全程观摩。毛主席对表演赞不绝口，甚至亲自拿起国产半自动步枪进行操作演示，并在一个沙袋上尝试了几拳，以示其耐用性。

毛主席的兴趣和热情极大地激励了在场的所有军人和领导。他强调：“仅有‘尖子’是不够的，必须把他们的经验普及到每一个士兵。” 此外毛主席还对在会议的地方领导强调了军事训练的重要性，提醒他们：“你们不能光论政、不论军呀！

在毛主席和其他高级领导的支持下，全军、全国民兵迅速掀起了一场前所未有的军事训练热潮，标志着人民武装力量训练史上的一个黄金时期。这一时期涌现出大量优秀的神枪手和炮手，极大地提高了军队的整体战斗力。

1978年2月，张宗逊退休。即便离开了公职，他依然关注社会与民生，经常为灾区和困难群众捐款捐物。他生活俭朴，甚至连餐桌上掉落的米粒也要捡起食用，体现出他从毛主席那里学到的节约精神。1998年9月14日，张宗逊因病在北京逝世，享年90岁。他的一生是对党和人民深切忠诚的生动写照，无论是在战火中的沉着指挥，还是在和平时期的精心筹划，张宗逊都以实际行动赢得了历史的尊重和人民的爱戴。

（参考资料：《张宗逊回忆录》《第一野战军》《大授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