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玩”，或称“清赏”，初始是指那些不切日用、非饮食起居所必需的美好之物。因其非必需品，因此被视为“长物”，亦即“多余之物”；但又因其多余而美好，也就是超越食色之欲且富于审美品质，被冠以“清雅”的名号。而后，更进一步的“清玩”则脱离了器物本身，融入山水万物与传统文化之中。

“清玩”的历史久远，历朝以来其包罗的范围，从文房器具、书画、古董、金石渐次拓展到奇石、异香、林壑、酒茗、卉木、禽鱼、窑器、漆器、竹器等。古来记述“清玩”的书籍不少，有明代计成的《园治》、曹昭的《格古要论》、文震亨的《长物志》、清代李渔的《闲情偶寄》等。

明代文人陈继儒在《小窗幽记》中这样写道：净几明窗，一轴画，一囊琴，一只鹤，一瓯茶，一炉香，一部法帖；小园幽径，几丛花，几群鸟，几区亭，几拳石，几池水，几片闲云。花前无烛，松叶堪燃；石畔欲眠，琴囊可枕。文中将幽径、池水、亭台，乃至游鸟与正在燃烧的散落松针均归于“清玩”。

陈眉公在《小窗幽记》更进一步描述文人置身“清玩”中的行为：“清闲之人，不可惰其四肢，又须以闲人做闲事。”他所说的“闲事”，就是把自己浸润在清雅幽远的“清玩”之中，使感官与身体获得充分的快适和愉悦，如“临古人帖，温昔年书，洗砚宿墨，灌园中花，扫林中叶”等。

可见“清玩”有别于“古玩”和“珍玩”，它不仅是器物，亦是景物与行为方式，是文人生活中赖以消遣自适，构建艺术化生活情境的主要资源，而且成了借以确证身份、标榜风雅不可或缺的文化符号。即便资用不丰的贫士，也“必焚香，必啜茗，必置玩好”，以期达到格物致知的精神境界。

“人情必有所寄，然后有所得”，历代的文人们因此重视“清玩”。他们游历山川，在居所造景，于文章中抒情，将自己的兴趣寄于山水万物中，让自身也成为“清玩”中的主体。自此，山川所见的一草一木，居所建造的一砖一石，文房之中一笔一墨，不再是孤立的存在，更不是纯客体的物。物物融于造化，物物“皆著我之色彩”，这才是中国艺术的最高境界。

器虽素雅，也见光华；物惟无声，也诉千言。对于今日的收藏爱好者来说，闲赏“清玩”，是人与物的互动。学习鉴赏的过程，也是了解中国传统文化的过程。理解那些附于藏品内外的文化密码，才能真正享受收藏之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