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4年5月24日，人民大会堂。
在周公的接见下，李政道针对我国基础科学人才的培养提出了一些建设性的意见。
当时正值特殊时期，在整个会议期间，江青很不配合李政道的讲解，甚至还多次表现出反感的态度，以及时不时地“批判”几句。
当李政道谈到可以像上海芭蕾舞学校那样在十三四岁的少年中，选拔培养基础科学人才时，江青认为自己总算逮住了机会，她马上反问李政道：“五十岁就不行了吗？”
当时李政道不卑不亢，也反问江青：“舞蹈人才不是从小开始训练的吗？”
江青没想到李政道竟然敢“顶撞”自己，她又回敬道：“舞蹈，是有持续性的。”
“基础科学也有持续性，研究效率最高也是在年轻时候。所以也应该在年轻时开始训练，也许在十三四岁，或更早一些。”
后来在周公的打圆场下，那场会议只能草草结束。李政道也看到了重重阻力。
1974年5月，那是李政道第二次回国。
除了探亲访友外，李政道也希望能够利用自己的影响力，推动祖国科学教育事业的发展。
当他参观上海复旦大学时，发现当时大学里的教学环境不太到位。无论是教学内容，还是学习的态度，与国际顶级学府相比还有着明显的差距。
尤其是基础科学，很多大学生了解甚少，或者说整个大学几乎都是“科盲”。
为此，李政道回到家后，特意给国家高层写了一份题为《参观复旦大学后的感想》的建议书，并提出了自己的一些见解和建议。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才有了周公在人民大会堂接见李政道的场景。
当时参会者除了李政道夫妇、周公外，还有邓公、郭沫若、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
当时李政道原本是想用自己的见识，来提升我国的科学基础教育发展，以及向国家高层提出针对性的意见，没想到最后被江青搅局了。
不过即便如此，关于李政达表达的核心，周公还是一五一十地传递给了毛主席。
1974年5月30日清晨，阳光初照，中南海内一片宁静。
此时，毛主席突然提出想见一个人，而且希望在一小时之内能够见到他。
这样的情况在主席的晚年是极为罕见的。
要知道，那时的毛主席已经是一位81岁高龄的老人，身体状况一直不佳，行动多有不便。
更令人担忧的是，1974年，主席还患上了白内障，视力日益下降，给他的生活和工作带来了极大的困扰。
然而，尽管身体状况如此，毛主席还是坚决地提出了这个要求。
他通知身边的工作人员，让他们立即通过外交部联络处联系这个人，他要尽快见到他。
工作人员们虽然感到惊讶，但还是迅速行动起来，按照主席的指示开始联系。
当时毛主席想见的那个人，正是世界诺贝尔奖获得者世界顶级华裔科学家李政道。
当时李政道还在北京，正准备与夫人结束第二次回国的旅程，当天坐飞机从北京飞往香港，然后从香港返回美国芝加哥。
5月30日早上6点，李政道还没出发，就接到了外交部的电话。
外交部告知李政道，毛主席想在一小时内在中南海住所见他，一会儿有车来接。
这一通知令李政道夫妇既感到意外，也十分惊喜，因为他们知道毛主席的身体状况，特意在本次回国时没有安排这项行程。
30日早上8点，李政道一行随工作人员来到了主席的书房。
此时毛主席已经坐在他那宽大的沙发上，看到李政道一行进入书房，连忙起身与李政道握手。
寒暄几句后，毛主席便用他幽默的方式与李政道开始探讨对称、平衡、电子、粒子等相关物理学方面的知识。
毛主席站在哲学的层面，与李政道的科学层面见解不谋而合，两人聊的十分愉悦，原本计划的45小时谈话，最后足足聊了2个小时。
期间，关于李政道提到的“人才培养计划”，毛主席非常赞同，也给予了高度肯定。
这也为后来的“中美联合培养物理类研究生计划（CUSPEA）”的实施奠定了基础。
第二天，李政道携夫人要返回美国了。
临行前，毛主席专门派人给李政道夫妇送来了礼物。礼物正是他前一天会见李政道时谈到的汤姆逊的科学著作——一套1923年版的《科学大纲》。
在书籍的扉页上，还有毛主席的亲笔签名。
收到毛主席亲笔签名的《科学大纲》，李政道与夫人万分激动。同时也为李政道的第二次回国访问划下了一个完美的句号。
关于李政道对我国的贡献，国内很多人并不了解，由此前几天李政道先生去世的消息传来后，很多人发表了不少不和谐的声音。
要知道李政道虽然生活在美国，他也是一直心系祖国的。他当时没有选择回国，背后有着很多因素和不为人知的原因。
单单是他一生三次回国，给我国提出的建议，或者给我国学者进行的科学讲解等贡献，也是很多人一辈子不能达到的高度了。
第一次回国：1972年。
1972年，是李政道第一次回国，那是自1946年赴美学习后，李政道在阔别26年后第一登上祖国大陆的土地。
此次回国，李政道受到了周公的亲自接见，并在上海和北京进行了讲学活动。
他十分关心祖国科技教育事业的发展，向毛主席、周公建议选拔优秀青少年进行系统科学训练，这一建议得到了支持，成为后来少年班的雏形。
第二次回国：1974年。
第二次回国，是1974年5月，此次回国，李政道除了继续讲学外，还受到了毛主席的接见。同时更加深化了“人才培养计划”建议和实施计划。
与此同时，他还积极参与国内高能物理界的发展计划讨论，并提出了建造正负电子对撞机的建议。即便当时这一建议未被接受，但也给国内科学界打开了新的视野。
第三次回国：1979年。
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深入，科学教育事业得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视。在此背景下，李政道于1979年再次应邀回国讲学。
此次回国，李政道开展了为期3个多月的讲学活动，在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研究生院开设了“统计力学”与“场论简引和粒子物理”两门课程。
他的讲学不仅传授了前沿的物理学知识，还激发了国内青年学子的科研热情。
此外，他还实施了选拔优秀学子赴美留学的计划，推动了中美联合培养物理类研究生计划（CUSPEA）的实施。
正是在李政道的积极努力下，1978年3月，中国科技大学开设了“少年班”，正式开始面向全国招生，第一期招收了21名学生，平均年龄14岁，最小的11岁。
我国人才培养超常教育模式的探索从此起步。
当时正在美国的李政道得知这一消息后欣喜不已，他专门发来贺电：人才代出，创新当少年；桃李天下，教育数科大。
每一位先贤都是伟大的，虽然爱国的方式不尽相同，但是背后的拳拳爱国之心，和为中国发展贡献的光和热，却值得我们后辈时刻铭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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