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宪宗成化二年（公元1466年）农历十月，某卫所千户何成给辖内百户张勇布置了一项任务：“你去把大伙儿这个月的禄米支领回来。共计16石8斗4升。”张勇年少文弱，听话地点点头，拿出纸笔认真记录，还审慎地验算了一遍，感觉数额不对：“您是不是记错了？您给的数字比实际多出六石。正好娄敬等六人外出不在，按规定扣除他六人的份额，应为10石8斗4升。”

何成眼皮一跳，使劲蠕动嘴角肌肉，扯出一抹尴尬的笑：“你问这么多干嘛？你袭职不久，第一次出来办事，我来教导你规矩——让你支领多少，你就支领多少。好处么，历来是众人分享，必然少不了你那一份。”

话虽如此，架不住张勇年轻单纯、胆小怕事又不通世故，只认准“明规则”不能违反，不肯听从何成传授的潜规则，不敢搞那些营私舞弊的手段，仅据实支领了十石八斗四升粮米。何成羞恼不已，又担心张勇不易控制，将来很可能断他的财路不说，或许还会“出卖”他，遂决定拔掉张勇眼中钉：“初生牛犊不畏虎？我来给你好好上一堂【社会课】！”

何成篡改文册，指控张勇侵吞六石粮米。张勇为自己少不更事的正义感付出了代价。与此同时，在“大明王朝”这棵貌似巍然屹立的参天大树上，还有无数个“何成”在不同的角落啃噬着明朝的机体。

同月，山东白呆厮、张留儿等人置酒宴请当地负责计征赋税的基层工作人员魏安，请求魏安予以“照顾”。其实白呆厮、张留儿在经济上并不困难，相反，他们是富人，一出手就赠给魏安银子五两、布十叚，赠给魏安的助手郁隆银子三两、布五叚，只为贪心多赚些利润。魏安、郁隆抵挡不住金钱的诱惑，采取虚报账目等手段，协助白呆厮、张留儿等人减少应纳税额。

又有另一卫所百户朱敬主办八、九月份粮米发放事务，因其不识字，委托高旺协助工作。高旺抓住朱敬性格懦弱、意志薄弱的缺点，诱使朱敬与他通谋，趁指挥张智、军户杨勇等人外出“操备”，以张智、杨勇等名义冒领粮米共计十六石。

但以上“小打小闹”跟顺天府辖内通州、冀州等地广泛出现的伪造文书、偷筹粮草、“诓揽粮价”现象相比，真是小巫见大巫。

再来：成化五年（公元1469年）闰二月，军人刘福、冯玉等涂改文册、私自增添子虚乌有的姓名，冒支粮饷，吃空额；

严宗兆等人串通季昶、工匠金原等人弄虚作假，由金原动手在季家用铜铅掺合银子，以缺斤短两的银锭替换足值银锭，中饱私囊；

某器皿厂“作头”丘珎等人内外勾结，利用给光禄寺制作餐具的机会，盗取金箔、“娘珠”等原材料出外售卖。

更加令人发指的是，某卫所仓库管理人林清，不仅隐瞒军户程雄、李申见、郭三郎、李粲等人的死讯，冒支亡人粮饷，还将程雄的遗孤儿程团儿以收养为名留在自己家中使役……

如果说“严嵩”级的“硕鼠”毕竟寥寥可数，不足以动摇明朝的根基，“何成”等“蝼蚁”多如牛毛，无孔不入，则充分印证了学者李庆勇的论述：与古代其他时期相比，明代是“腐败十分严重的一个时期”，严重程度在整个古代史上都较为罕见，“明代的腐败深入到各个领域、不同阶层”，“腐败伴随明王朝的始终，如影随形，相伴而终，影响明王朝的兴衰，直至推动它的灭亡。”

我们忍不住要向明朝的各位大老鼠、小蝼蚁们发起一个灵魂拷问：“你们有地位、有饭碗（铁的），为什么要做这样做？”

最大的一条直接原因是：工资低。广大低阶官吏甚至连养家都成问题，更无法满足对美好生活的正常追求。如顾炎武《日知录》所言：“以俸给之薄而无以赡其家也。”明朝官吏的工资有多低？拿《明史》的话来说：“自古官俸之薄，未有若此者。”工资菲薄得前无古人。

首先，明朝取消了唐、宋时期分给员工的“职田”。其次，不按规定数额足值发放工资。明太祖洪武二十五年（公元1392年）规定各品级员工的月俸依次为粮米若干石、若干斗。

假如足额给付，大概也不算很差，但明朝常态化实行“折俸制”，把禄米折变成纸币“大明宝钞”、银子或胡椒、苏木、布料等实物。“大明宝钞”没有挂钩金、银、丝等钞本，好比无源之水、无本之木，纯粹依赖明廷的威严强制百姓使用，而且滥发无度、流通混乱，一路光速贬值，几成废纸。

至于禄米折换实物的比例，亦不会随行就市，而是必须遵照明廷规定的价格折变。例如，当市场上一斗米只能买到两匹布时，明廷依然按照一斗米换半匹布的比例发放实物布匹充抵禄米，本质是一种巧取豪夺式的降薪、欠薪。

如成化十六年（公元1480年）, 规定“以【三梭布】折米, 每匹抵三十石, 其后【粗阔布】亦抵三十石”。但“三梭布一匹, 极细者不过值银二两”, 而当时米价逢高可达“一石值银一两”，相当于应发工资30石米，实发2石。如此发薪已属“耍流氓”，后来进一步规定每匹仅值三、四钱银子的【粗阔棉布】亦可充抵禄米三十石，简直与打劫无异。

明廷的员工们领取了一堆实物，须得自行换购为生存必需品。布匹还好办一些，如果是胡椒、苏木，因在古代系进口奢侈品，市场需求量小，很难换回足量的生活资料，真是欲哭无泪。明英宗正统元年（公元1436年），吏部主事李贤指出，“在朝”员工如按“俸米一石”领取酬劳，在单身过活的前提下仅能支撑十天，根本无力赡养父母妻子。加上各种应酬、人情往来所需，自然是捉襟见肘。譬如成化年间，状元罗伦在任福建市舶副使期间, 因入不敷出，不得不卖字挣外快，以贴补家用。

对于“体面”生活的向往是大多数人的本能。十年寒窗，进士及第，工资收入竟难以维持基本的生活品质，“操守”二字自然会渐渐黯淡应有的光芒。

因此，李贤认为，“臣以为欲其无贪，不可得也”——不可能指望他们不“贪”。

于是，有明一代，“贪”形成一种文化、一种规则，如“张勇”之类拒绝同流合污的人，反而遭受排挤、打击。很多人被迫随波逐流，不知不觉地蜕变成自己曾经最讨厌的那种人。结果，大大小小的蛀虫“遍布内外，剥削及于骨髓”。

既然如此，明廷为什么不适当调涨工资呢？非“不为”也，乃“不能”也。根本原因在于明朝的生产力发展水平与资源配置结构不匹配。

古代农业靠天吃饭，产能提升缓慢。在明代，江南地区是明廷财赋的主要来源地，明朝用于给各级员工发放工资的财物在很大程度上依靠南北漕运。古人抵御天灾的能力孱弱，黄河只要发生一次改道或决口等变故，就会对漕运造成一次破坏。自明初到明末, 运河的运量从每年约400万石左右下降至138万石。明廷可用于发放工资的财物越来越少，等着领工资的人却越来越多。

明朝厚待宗室，致力于保障龙子凤孙世世代代享受“食禄而不治事”的优渥生活。为了养活这群快速繁殖的米虫，明朝的宗室开支不断增长。据部分学者研究，明代宗室人数“大约每30年增加一倍”。

明太祖洪武年间“亲、郡王以下男女”只有58人, 到了明神宗万历三十二年（公元1604年)，宗室人数膨胀至“不下八万”。明世宗嘉靖后期, 举“天下财赋”之力，每年供应给京师的粮食不过【400万石】, 但各宗室王府消耗的禄米共计已达到【853万石】之巨。

明代“吃皇粮”的官吏人数也在持续增加，远超汉、唐、宋。汉代文武职人数最多曾达到7800多人，唐代最高峰为1.8万人，宋代3.4万人。而明朝正德年间文武职合计12.47万人。外加各卫所“旗军”总人数89.6万人, 吏员5.5万人,账面禄米总需求远高于夏、秋粮食总产量（约2660万石）。缺口巨大，无以弥补，后期对宗室的禄米都不能保证，当然只好委屈各位员工了……

可是，明廷的各级“员工”并不是最可怜的人。身处食物链最底端的是寒耕热耘的明朝普通劳动者。他们缴纳名目繁多的贡赋，用血汗供养着“吃皇粮”的宗室老爷和文武大人们。成化年间，某地赵信等40户人家因家境窘迫，迟迟缴不齐1200束草。里长周原因年老体弱，委托王四、李秀山出面催征。赵信等40户断断续续地拼凑出草、银、布等，其中，银子、布料托付给王四购草上缴，竟被王四“侵欺”草价达30两银子——吃惊吗？其实也不是非常意外吧！

但与王四构成鲜明对比的是，李秀山仗义疏财，卖掉自己的小骡一头、肥猪七口，帮助“人倒户绝”的人家缴纳贡赋。

这个世界虽然不乏乌烟瘴气，却仍然值得人们热爱，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有李秀山这样善良的人存在。不过，对于大明王朝这艘巨轮来说，“李秀山”的数量太过稀少，他们所作的贡献很快就被不计其数的蛀虫淹没，直到明朝沉没。

作者简介：细雨丝竹，又名浅樽酌海，文史控、推理迷、言情痴、考据癖。主要作品有唐代历史背景小说《神探王妃》、《鱼玄机》等，均已出版或签约出版。

本文参考资料：张兆凯、陈长泉《论明代俸禄制度演变的原因及其影响》，李庆勇《环境、姑息与低俸:明代腐败的三个诱因》，明•王槩《王恭毅公驳稿》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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