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文化入侵时，我们既要警惕西方文化，也要杜绝俄国文化的糟粕

随着信息科技的飞速发展，我们的世界正在迈入一个文化交融越来越快，大家互相影响越来越深刻的时代。

从纵向的历史眼光来看看，这种文化交融不但是大势所趋，而且注定没有哪个国家和民族能够长期回避。

然而如果以横向的时代眼光来看，这种文化交融在为全世界各个国家和民族带来便利，让人民的视野更加开阔的同时，也无可避免地会造成一些文化上毁灭性的冲击。

就像地理大发现之后，很多相对比较原始的国家和部族，失去了自己的土地和文化一样，在这一次文化交融的过程中，也注定会有一些国家和地区的文化，会被更加彻底冲击涤荡，甚至自然消亡！

地理大发现时代，欧洲人是用枪炮强行推进他们的信仰和语言。

然而这一次的文化交融，却是因信息技术革新带来的便利，让处于强势地位的文化更容易通过技术便利深入人心的文化对抗。

如果地理大发现时代比作是“杀人”，那么这一次的文化交融，则毫无疑问就是“诛心”！

好在我们作为一个有五千年历史文化底蕴的大国，这几年咱们中国传统文化又在强势复兴，所以在这场文化交融的冲击中，我们保持了相当大的文化自主性。

在现状下，我们的民众对欧美普遍怀有戒心，所以在对抗欧美文化入侵方面，我们还非常有信心的。

只不过当我们的注意力集中在欧美的时候，对于北方俄国的一些文化入侵，明显有些防备不足，以至于它已经在我们的社会产生了影响，居然还不自知。

说到这里，肯定会有人以为本文观点是在危言耸听。

别急，等看完下面这些你肯定经历过的事情，再下结论不迟。

不知道大家所生活的城市或地区，有没有经历过各种所谓“创文明”之类的活动。

这类活动的名称和目标虽然各有不同，但是“创文明”这三个字几乎是必备的，所以我们以“创文明”直接代称。

这种活动一旦展开，对于我们的生活影响一般都是肉眼可见的。

通常都是一些平常很少接触的相关部门人员，为了“创文明”走向街头巷尾，对很多本来我们习以为常的事情，进行严格的管理，甚至因此出现相关部门人员与摊贩或商户发生冲突，造成负面舆论传播的现象。

我们必须以客观公正的态度承认，虽然“创文明”活动在进行中往往会引发争议，但是它的出发点通常都是好的。

只是这种“创文明”一来与很多人的习惯有冲突；二来在推行的过程中用力往往较猛；三来又总是只持续一段时间，虎头蛇尾；所以这种活动在各地普遍不怎么受群众欢迎。

由于“创文明”总是能在网络上引发热议，所以很多人把这种现象称之为我国的“特色”。

就事论事的讲，这种现象它还真不是我国的特色，甚至它的起源地都不是我国。类似这种“创文明”的玩法，最大最早最有权威的玩家叫弗拉基米尔，是基辅罗斯的圣人大公。

弗拉基米尔大公放荡了半生，遍访人妻还杀兄。但是忽然有那么一天，大公醒悟了，想要通过皈依基督教加入西欧“文明国家”的行列。

于是他通过大兵压境不给就打你的“文明”方式，求娶了拜占庭的公主安娜，并顺势从拜占庭搞来了专业级的牧师，回国强行“文明化”基辅罗斯。

弗拉基米尔大公“文明化”基辅罗斯的手段，足以让你觉得眼熟到惊掉下巴。由于在此之前基辅罗斯人信奉的是多神教，什么太阳神、月亮神、火神、水神、生殖神之类的都有人信奉。

所以用一般人的眼光来看，弗拉基米尔大公想要让民众一下子接受基督教，成为西欧国家眼里的“文明人”，肯定会是一件非常麻烦的事情。

然而弗拉基米尔毕竟是大公，不是一般人！

他首先下令基辅罗斯的民众们，在限期之内交出自己家里的多神教偶像或图腾，然后摆到河边公开用鞭打的方式侮辱之后，能烧的就烧掉，不能烧的就扔到河里去。

虽然“野蛮”的民众们不理解，但是弗拉基米尔大公有的是刀剑鞭子和士兵。不服？先抽一顿鞭子再说！再不服？刀子一拔出来，你以后都不用服了……

紧接着弗拉基米尔大公直接下令：“明天，不管富人、穷人还是奴隶，如果不到河边去受洗，那就是与我为敌。”

别问为什么，别扯有用的没用的，大公说了让怎么做，你就得怎么做。

第二天一早第聂伯河边就上演了这样一幕：一边站着正统的牧师，念诵着正统的经文，主持着正统的洗礼仪式。

而另一边则是拿着鞭子的士兵，和被抽得哭爹叫娘被赶下河的民众。

不管别人怎么觉得，反正弗拉基米尔大公觉得只要在牧师的念诵经文时下了河，爬上来就算受洗成功，变成“文明人”了。

靠着这手近乎卡BUG般的操作手法，弗拉基米尔大公迅速完成了创建基辅罗斯“文明国家”的进度，在短时间内就用刀枪与火让基辅罗斯的民众“基督化”了。

这场用无论如何也谈不上文明的手段，来“创建文明国家”的事件，对俄罗斯文化影响甚深，史称“罗斯受洗”。

然而“罗斯受洗”虽然在效率上非常高，但是其结果却跟大多“创文明”活动一样，多少有点莫名其妙和不伦不类的意思。

因为当时罗斯人信奉的多神教与他们生活的地理条件、生活习惯等密切相关。

你说突然让他们不能再信自己的很多神，只能去信一个新神的话，对他们来说简直是太难以接受了。

为了顺应弗拉基米尔大公的要求，同时又能够保留自己的信仰，聪明的罗斯人学会了强调愿意信奉基督教，但同时又通过各种方式保留自己的多神信仰的方式来应对。

打个比方说，有一块地方的罗斯人本来是信土地公公的，既然大公不让他们信土地神了，那他们就把基督和圣徒们搬进土地庙放主位，然后把土地神在侧位，大家该磕头磕头，该烧香烧香。

哎，你看，这样以来既遵守了大公的命令，又保住了自己的信仰，不是“两全其美”了吗？

你不能说他们不信基督教，但要说他们信，你却又总感觉好像哪里不对……

这种现象叫做“双重信仰”，对俄罗斯的文化影响同样极为深远，甚至如今都仍有存留。

使用强力的手段来达到“文明”的目标，最后结果引发争议，后果不尽人意，这种事情在俄罗斯的历史上不是一次两次。

更加闻名的是俄罗斯第一位大帝彼得一世的改革，同样也是以野蛮的手段追求“文明”的进行，以至于后世人形容为“彼得大帝用自己的野蛮，驯服了俄国人的野蛮”。

由此可见“创文明”一类的现象，在俄国文化中的重要地位。

这里需要特别说明的是，在我们中国的历史上，这种以野蛮的手段来达到“文明”目标的做法，从来都是不被推崇，而且也几乎很少发生的。

因为我国的历史上在改革方面，早在公元前三百多年的战国时期，就已经有相当成熟的案例了。

而且这个故事，想必大多数人应该都知道的——立木为信。

大意就是说商鞅要在秦国变法，在制定好变法的条例之后，他知道老百姓对自己不熟，所以不可能会相信他。

于是他为了树立自己言出必行的形象，就在秦国都城最热闹的南门立了一根三丈高的木头，贴出告示说谁要能把这根木头扛到北门，就赏金十两。

三丈高的木头不算重，十两的赏金又太丰厚。所以秦国的老百姓围着这根木头议论纷纷，都觉得商鞅是在开玩笑；这位大人怎么可能会这么容易就让大家赚到十两金子呢？

殊不知商鞅要的就是这样的效果！商鞅一边任由秦国老百姓议论扩大影响，一边火上浇油的把赏金增加到五十两金子。

由于这笔钱金额太大，秦国老百姓中就有人忍不住了，主动出来说：“我来试试！”然后这个人就在众目睽睽之下，扛起那根三丈长的木头，从都城的南门一路扛到了北门。

商鞅也当着秦国老百姓的面，信守承诺，把五十两金子赏给了这个扛木头的人。

秦国老百姓因此都知道了商鞅信守承诺，言出必行，并且很快把这件事情广泛传播出去了。商鞅一看火候差不多了，顺势就颁布了他变法的各项内容。

由于立木为信事件的舆论影响，秦国老百姓都知道商鞅言出必行，所以商鞅的新法推行非常的顺利。

这里要特别强调一点，商鞅是我国历史上最成功的改革者之一，但他并不是以“仁爱”成名的，相反后人对他的评价以“刻薄寡恩”居多。

然而即使是“刻薄寡恩”的商鞅，他都知道推行改革的第一要务是取信于民，而不是用刀剑强权强迫，更何况是其他人呢？

所以大家可以遍观我国的历史，后来的改革者基本上都深知取信于民的重要性，几乎没有人耍“莽夫之勇”，单靠抡刀动枪来推动改革的。

弗拉基米尔大公虽然比商鞅晚生了一千多年，但是他对人性和改革的理解，却完全不能跟商鞅相提并论。

事实上在我国漫长的历史上，也几乎从来没有发生过像弗拉基米尔大公那样，只追求表面功夫，而不注重实际结果的“创文明”活动。

因为我国的先贤在先秦时代的“百家争鸣”中，就已经掰扯明白了“名”与“实”之间的复杂关系，历来都对重“名”虚“实”的事情反感至极。

弗拉基米尔大公正是因为没有弄明白“名”与“实”之间的关系，所以他推行的“罗斯受洗”才会留下很多问题。

罗斯人不上不下地卡在西欧“文明国家”的门槛儿上几百年，在宗教方面始终都无法与西欧方面达成一致，弗拉基米尔大公“创文明”式的改革也是其中的原因之一。

而与之相比的是，商鞅在秦国变法不但非常成功，而且对秦国旧有陋习的革除也非常彻底，深刻影响了我国的文化制度一千多年。

为什么同样是以雷霆手段推行改革，商鞅和弗拉基米尔的差距会那么大？

其主要原因无疑就是因为商鞅远比弗拉基米尔更懂“名”与“实”的关系，商鞅只是把“名”当成手段，用来追求他认为“实”的结果；而弗拉基米尔大公从一开始就把所有的手段，都放在追求“名”上了，对于“实”的结果他注定是无能为力的。

俄国文化与我国文化最大的不同，在于中国自“百家争鸣”时代，就已经定下了“天下为公”的思想基调，不管是哪个流派，提出的观点基本上都是以“爱人”为前提的。

即使是堪称“离经叛道”的法家，其终极目标也是终结乱世，让老百姓都能过上安生日子。

甚至连大家所熟知的“驭民五术”，法家也只是把它当做平定天下时采取的特殊手段，是弱国走向强国必经的过程，而不是终极目标。

而俄国却与我们不同，他们本身的历史文化底蕴并不算太深厚，文化风向大多数时间都在东西方之间徘徊不定。

在以普希金为代表的黄金时代之前，俄国根本就没有“爱民”的概念，在他们的贵族看来，底层百姓根本不能算人，只是一群用来压迫奴役的工具。

比如俄国著名女大帝叶卡捷琳娜二世，就曾经有一句名言：“这些农民根本不需要自由，在当奴隶和牲口的时候，自我感觉依然很好！”

叶卡捷琳娜二世这句话，不但对俄罗斯影响甚深，在如今我国的网络上同样有不少拥趸。

太过迷恋权威，蔑视群众、脱离群众，高高在上的，脱离实际，是俄国文化中连他们自己人都痛心疾首的恶习。

然而更让人不安的是，这种毒害甚大的文化恶习，近些年却在我国有明显的入侵痕迹。

类似于弗拉基米尔大公“创文明”式的事件一再发生，无疑是最明显的例证。种种崇拜强者、盲从强者的“俄式思维”在网络上的公开盛行，更是大家都看得到的事情。

在这个文化大融合的时代，想要强行排斥某种文化确实没有多大的可行性。

希望我们能探索出一种有更加成熟，更加人性，既符合中国文化传统、又符合现代文明的文化习惯，在警惕西方文化入侵的同时，也绝不能让俄式的文化恶习毒害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