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道“关锋”这个名字的人，想必是上了年纪的人了，在上世纪六十年代，这个笔杆子红极一时，是一个名气很大的文人。

1967年的8月26号，这天晚上，在钓鱼台开会的现场，关锋被隔离起来，送去钓鱼台2号楼，要求他在此写检讨。同年的十月份，他被转送去了北京的西山，关押在一栋别墅里。此时，负责监管他的警卫，换成了北京卫戍区，可见，对他的监管变得严重了。

到了1968年1月，关锋被正式转送去了秦城监狱，开始了属于自己的囚徒生涯。

1982年1月，关锋被释放出狱，结束了他14年的牢狱sh此时的他，已经62岁了。值得一提的是，当时考虑到很多方面的因素，因此决定不对关锋进行起诉，只是维持了原来对他开除党籍的决定。

关锋出狱后，被安排住在《红旗》杂志社的宿舍（《红旗》杂志后来改为了《求是》），和妻儿一起共同生活。刚出来的时候，对他的监管还是有些严格，让他尽量不要和外人往来，到了八十年代中期以后，倒是没有这些诸多的束缚了。

尽管没有了束缚，但是关锋依旧过着深居简出的生活，几乎不和外人往来，顶多也就是和之前曾经的几个同事往来。

在刚出来的那头六年的时间内，关锋没有工作，为了保障他的基本生活，每个月发给他500的生活补助。在八十年代，这500元也是不低的费用了。之所以能给他这么高的生活补助，也是鉴于他曾经的级别来定的。

其实，关锋出来后是想回山东老家的，他也表达过这个意愿。老家那边得知了这个消息，也是积极给出了回应，还特意给他盖了二层的楼房，就等着这个笔杆子回老家。只不过，刚出来的时候，对关锋的管制还是比较严，这事就暂时搁置了。

后来，他的身体也有些羸弱，从北京到山东老家那么远的距离，那时候交通可没有现在这么便利，回老家这事也就不了了之。

1990年，对于关锋的处理有了最新的结果，九十年代的时候，社会的氛围也变得开放了许多。经过商定之后，关锋的待遇归《求是》杂志社负责（他之前是《红旗》杂志社哲学小组组长）。具体的说来，这些待遇包括了工资、医疗保险和住房补贴等等。制定待遇的时候，是参考了他当年的职务，这才给予了局级待遇。

晚年的关锋依旧写文章、写书，或许是为了避嫌的缘故，他晚年的著作和文章几乎都不用“关锋”这个笔名了，而是用的“古棣”这个新笔名。他晚年出版了不少著作，譬如和戚文一起合作编撰了《孙子兵法大词典》，这“戚文”是戚本禹晚年使用的笔名。除了“古棣”这个笔名之外，关锋也会使用“何明”这个笔名。

因此，关锋晚年还有稿酬这个副业收入，加上工资，如此这般算下来，他每个月的收入最少能有3000元，最多的时候差不多有个4000元了。月入三四千在九十年代，那妥妥是高收入人群了。

关锋的晚年没有什么大的爱好，总结起来只有这三样：读书、写作、练气功。

或许上了年纪的老人生活都很规律吧，关锋每天早上七点左右起床，随后去出门去附近的公园透透气。一开始，他只是去散步的，那个年代很流行练气功，每天早上都有不少老人扎堆练。看得多了，关锋也有些好奇，也跃跃欲试。

正好旁边有人免费教学，关锋也养成了这个习惯，每天早上起来之后，就溜达去公园一起练气功。到后来，他还买了当时很稀罕的录音机，专门用来练气功，对于一向节俭的关锋来说，能舍得花费这笔钱来买录音机，可见他当时也是比较痴迷的了。

他平常没啥花销，一年到头也难得给自己添置新衣服，他常年的穿着很是单调，通常就是一身的中山装，戴着一顶老式的干部帽子。这中山装一看就是有了些年头，袖子和领子都洗掉色了，还有明显的磨损。

这个老人不抽烟，也不喝酒，每天的正餐都很简单，一般就是两菜一汤，味道也比较清淡。大体上，老年人的生活和口味都是如此的吧，走过了浓烈的青年和中年岁月后，到了老年，大多数人也就过得很清淡了。

看父亲每天手写那么多文字，子女们也是心疼，恰好九十年代也有了电脑，虽然价格不菲，但是子女们还是凑钱买了一台电脑，想着给老父亲写作使用。一开始呢，关锋也是有些兴趣，对于这个新事物也十分好奇，也尝试着学习敲打键盘。

但是，键盘那种冰冷的感觉，让他这个笔杆子感觉不到写字的乐趣。还是觉得用笔一个字一个字的写下来，才是真正的创作。

这个读书人，这个笔杆子，这个文化人，在经历了诸多的起起伏伏之后，到了晚年，也算是过起了一个读书人的生活。每天就是读书写字，没有过多的打扰。虽然还是有不少人慕名来拜访，甚至于还有出版社邀约他写回忆录出版，但都被回拒了。

关锋的晚年就是埋头钻进了书堆里，用他的话来说，自己就是一只两耳不闻窗外事的“书虫”。而对于以前的那些事和那些经历，他不写、不谈，因此，他也就没有留下什么回忆录。晚年出版的那些著作，基本上都是哲学方面的著作和文章，大多都是研究中国古典哲学方面的内容。

到了2005年，关锋以86岁高龄去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