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产到户是顺应民意，根本不存在强制

说起包产到户，大家想到首先是小岗村，当然有一点需要牢记的是：当年小岗人的奋斗，主要是自己自发的，而不是自上而下的政策恩惠，而当年偷偷分田的也不仅仅是小岗，小岗甚至不一定是第一个偷偷分田的，只是机缘巧合之下，它才成为了农村改革的样板。

广东湛江雷州的潭葛村是当时有名的贫困村，那时全大队每年要吃掉国家返销粮约2万公斤，需要救济款3至5千元，群众的温饱问题长期以来得不到真正的解决。原潭葛大队书记吴堂胜接受采访时候说，那时候每年都有一、两百人去逃荒。

1977年11月冬种番薯时，吴堂胜决定在自己所在的潭葛大队南村第五生产队搞“包产到户”试点，结果当年就获得大增产，昔日有名的“乞丐村”、“逃荒村”，一下子解决了吃饭的问题。邻近的生产大队也开始悄悄效仿，时任海康县县长的陈光保知道情况后，暗中支持他们。陈光保说，当时政策上是不给搞“包产到户”的，但只要农民有饭吃，这有什么错?

最终，在陈光保的坚持下，海康县成为广东首批11个“包产到户”的县之一。

潭葛村也被称为“广东包产到户第一村”，比小岗村还早一年。

在河北省魏县胡家湾大队，他们在1979年初就模仿大名县的做法偷偷地搞了包产到户，因此有人说他们复辟倒退。为此队干部私下与农民商量，把划分地块时的橛子砸到地下，别露出破绽。

大名县辛寨大队第六生产队，在1978年时就不顾上级政策公然将部分大田包产到户。

怀安县的尖台寨大队，在干部带领下将800亩上等好地分包到户，其他大田也包产到户。翌年人均收入达到255元，劳动日值1.55元，增长一倍多。

最先实行包产到户的生产队普遍增产，已经产生了强大的示范效应。当然也有少数地、县领导干部违背省委的指示，支持和同情农民包产到户。

如湛江地委书记林若、海康县委书记陈光宝等。其实其他县也有这种情况，但多数不敢声张，怕受到上级批评。湛江地区包产到户或分田单干的，1979年已有2万多户，1980年上半年增加到6万多户。按林若的说法，到1980年上半年，包产到户在全区“即成燎原之势，到处冒烟”。

广大农民对实行承包制改革的愿望十分迫切，但是面对排山倒海似的改革呼声与浪潮，一些人民公社的“三级”干部和部分地方党政领导干部，仍存在不少怀疑、彷徨、争论，出现了农民群众推着中层、基层干部改革的“下推上”现象。

基层干部们为什么一定要强压农村不许分呢？

一、害怕承担政治风险。

在改革之初，最困扰基层干部的问题就是包产到户、大包干这些做法是姓“资”还是姓“社”？

过去几十年的政治风潮几乎让所有人都心有余悸，尤其是一些过去“挨过整”的干部怕再被 “抓辫子”，在对待改革时往往表现出了消极的态度。

山东一位大队会计话也代表了许多基层干部的心声：…咱都是集体啊，过去整天批“三自一包”“四大自由”，这不又走那一套了吗？那会咱也“包产到户”来着，可这不后来又成刘少奇的一大罪状了吗?

1977年，当时中央关于这个问题的争论很激烈，局势不明朗。《人民日报》更是直接刊登头版头条批判包产到户。这都导致基层干部看不透形势，不敢擅做主张，所以宁可按过去方针办先维稳。

二、包产到户直接或间接影响基层干部个人利益。

对于最基层的社队干部而言，包产到户还意味着失去自己的权力，事实上，包产到户后剥夺了大生产体制下干部对集体经济的指挥权和平调权。

“辛辛苦苦白干了几十年，分了以后自己手中的权力没有了，那份当干部的荣耀也没有了，而且还要和其他社员一样下地干活。

当时的人们是这样形容包产到户推行的：“中央三句话，省里在打架，县里在打坝，公社干部害怕，大队干部挨骂，群众急得发炸”。

所以换句话说，大包干的改革甚至可以说是当时感觉过不下去的农民群众们自发开始的，从而“倒逼”上面承认的过程。

一些人说起生产队是强制解散，理由就是派工作组；但派工作组是当时的工作方式，那时大事都要派工作组。

包产到户派工作组，其实就是针对基础干部的顾虑、阻挠和观望，如果你认为农民不乐意包产到户，那你肯定不知道生产队是怎么成立的，又是怎么坚持下来的，甚至不了解农民那些年的日子是怎么过的。

有自己可以做主的土地是农民多年的期盼，而且坚信只要这样就能吃饱饭。

可以说包产到户是农民求之不得的事！农民为什么要反对？

退一万步讲，即使有些人愿意保留大集体，也可以分田以后再恢复，这样起码可以保证加入集体的农民都是自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