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语：阮元在中国书法史上有着极其重要的位置，他的书论将魏晋直至隋唐的书法分为“南”、“北”两派，并在书法史上首次系统地梳理了“北派”书法的发展脉络。
众所周知，1839年的虎门销烟，让林则徐成了万人敬仰的禁烟英雄。
其实，有一位抗英禁烟英雄，比林则徐在广东禁烟还要早18年。他在1821年受命担任广东海关监督，身处抵抗鸦片的最前沿，与国内外鸦片商展开不屈不挠的斗争，让国内的鸦片商胆战心惊，让走私鸦片的英语商人闻风丧胆。
这位抗英禁烟英雄就是“三朝阁老，九省疆臣，一代文宗”阮元。
除了显赫的政治生涯之外，他更是一位“尊碑”书论的倡导者，他的“尊碑抑帖”的主张为书坛开拓了生机。
阮元，初字梁伯，号云台，江苏扬州人。乾隆五十四年进士，官至浙江、河南、江西巡抚，湖广、两广、云贵总督，兵部、礼部、户部、工部侍郎，体仁阁大学士，太子少保，归隐后又晋加太傅衔，卒谥文达。在清代有“三朝阁老，九省疆臣”之美誉。
阮元位居高官，精于文艺理论研究，《清史稿》称其“身历乾嘉文物鼎盛之时，主持风会数十年，海内学者奉为山斗焉一。
阮元先后撰成书法理论著作《南北书派论》和《北碑南帖论》， 第一次系统地提出了碑派书法和帖派书法的演变源流，并且在顺应时代潮流的情况下，进一步确立了汉碑的正统地位。
《南北书派论》作于嘉庆十六年，时阮元48岁。正是这一年，他撰成《汉延熹西岳华山碑考》四卷，也正是这一年，他完成了《四库未收百种书提要》，同样是这一年，他的职务正好回到他二十年前的詹事府少詹事，因为两年前浙江巡抚任上的阮元受浙江学政刘凤诰科场舞弊案牵连被革职，这是他仕途上唯一一次处于低谷期的一年，却是奠定他在书法史上地位最重要的一年。
梁启超说：“综观二百馀年之学史，其影响及于全思想界者，一言以蔽之日‘以复古为解放’。”推之及书学亦然，这正是阮元书学思想的核心所在。阮元所提倡的碑派书法在帖派书法之外找到了一条全新的道路，使得书法审美观有了极大的改变，由此变得丰富而多元。
尽管阮元推崇汉碑和北碑的举动很成功，人们在抚掌称善之时，并没有对他在论述中用来支撑的证据能否成立提出质疑，他的理论中也常有矛盾之处，不能自圆其说之处甚多。
由于清代学术思潮的影响，清代中、后期书坛渐成碑学兴盛、帖学衰微的格局，从而影响到近现代乃至当代的书法观念和创作。在这个转折时期，阮元以其显赫的政治和学术地位，对清代碑学的形成和发展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阮元从书法史的角度考察，将书法分为两大流派——碑与帖，但他的这两大流派是建立在地域基础上的，并连为一体，密不可分，一为南派，即帖派。一为北派，即碑派。以东晋、南朝为南派，以十六国、北朝、隋代为北派，并列出各自代表人物，认为南北两派早就存在，是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同时对碑、帖两派的成因和发展的不平衡作出阐释。
他认为南北两派均出于锺繇、卫瓘，至王羲之、王献之等形成南派，至索靖、崔悦等形成北派，且一直并行发展，自唐以后由于太宗的推崇，“始令王氏一家兼掩南北矣”，加上宋代《阁帖》盛行以后，世间更不知有北朝书法了。
他在肯定书法史上存在两派的同时，主观上偏向北派，他认为北派是中国书法的主流。在论述两派的风格时，他认为魏晋南北朝之间已出现地域书风的明显差异，并将南北风格作出总结，所谓“南派乃江左风流，疏放妍妙，长于启牍……北派则是中原古法，拘谨拙陋，长于碑榜。”在《北碑南帖论》中也说：“短笺长卷，意态挥洒，则帖擅其长。界格方严，法书深刻，则碑据其胜。”
尽管阮元的地域书风理论显得很不成熟，仅是一个大致的轮廓，但他第一次在纷繁复杂的书史中，以其过硬的史学功底和敏锐的艺术直觉理清线索，其创造性的成果在书法史上的贡献是不可抹煞的。
在确立汉碑正统地位的基础上，阮元又把审美目光聚焦在北碑上，方正道劲、方正劲挺、格法劲正等一系列审美因素被阮元从北朝碑刻书法中发掘出来，如果用两个字来概括阮元心中的北碑之美，那就是“方”和“劲＂。
帖学书法发展至清代，早已变得柔媚无力，而碑刻书法中的“方”和“劲”正是补救帖学这一弊病的根本所在。为了对碑派书法进行正名，阮元将欧阳询、褚遂良等 书法大家列为北朝书法的代表人物，这样一来不但从审美上提炼出北碑书法之美，而且从师承关系和世人接受心理上确立了北碑书法的地位。
阮元撰写《南北书派论》的用意很明显：
元笔札最劣，见道已迟，惟从金石、正史得观两派分合，别为碑跋一卷，以便稽览。所望颖敏之士，振拔流俗，究心碑派，守欧、褚之旧规，寻魏、齐之坠业，庶几汉、魏古法不为俗书所掩，不办韩矣
从上段我们不难看出，阮元探究南北派别源流，实为推出碑派书法，而碑派书法则又以北朝碑刻为中心，继而上溯汉、魏古法。照阮元所述，汉、魏古法，其本质在于笔法中的“篆分遗意”，这正是碑派书法的核心价值所在。
然而，遗憾的是，阮元并没有在自己的书法作品中贯彻自己的学术观点，没有很好的达到理论与实践的统一。他的书法虽然四体皆备，但整体成就不高。就行楷书而言，他早年受董其昌以及科举应试之体的制约大多属于非常严谨、规矩、端正、秀劲一路，是标准的帖学“嫡系”，后来虽然融合颜体与隶书，但并没有反映出多少碑学的成分。
就其篆隶来讲，虽然分别取法《天发神谶碑》与《乙瑛碑》等，但仅仅停留在较低的阶段。他的篆书作品全法《天发神谶碑》，不免使人怀疑其为临摹还是创作。他的隶书结构方正、线条粗细一致，很难与后来的邓石如、伊秉绶、何绍基等相比。
结语：
阮元的《南北书派论》和《北碑南帖论》将古代书法体系分为二王体系与北方碑刻系统，南北两派是平等的。这个观点的提出，在中国书法史上是一个新突破，第一次有人将书法明确分成两大流派，可以说是阮元的书论和观点，吹响了碑学的号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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