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征决策由博古、李德、周恩来“三人团”做出，主体为博古、李德。最初计划在10月末到11月初突围，最终中央红军主力于10月中旬实现突围。长征是中华民族的英雄史诗，非“逃跑主义”。
博古
李德
周恩来
1935年秋，中央红军长征抵达目的地陕北时，仅存万余人。这支疲惫之师的行囊里装着三百多天的血战记忆，更藏着一段鲜为人知的决策内幕——长征的起点。尽然源于一场仓促的撤退，最初计划中的突围远非如此狼狈。
早在1934年夏，广昌战役的惨败，让中央苏区门户大开，时任红军临时中央总负责人的博古便已萌生转移念头。这位戴着圆框眼镜的年轻人，在共产国际的电报前反复踱步。莫斯科方面建议：派小股部队佯攻牵制，主力坚守根据地。可前线的溃败速度远超想象，敌军5个师的刺刀几乎抵住了瑞金的城墙。转折发生在8月的政治局会议上，留着长须的周恩来拍案而起，主张全军西进跳出包围圈。他手指划过地图上密密麻麻的标记，却被李德的冷笑打断。这位共产国际派来的德国顾问，用红蓝铅笔在地图上划出弧线：往北与红二、六军团会合才是正途。
会议最终折中：由寻淮洲率领红七军团打着抗日旗号东进，试图调虎离山。真正的决策核心藏在三人团的密室里，博古负责拟定路线，李德执着于计算行军里程，周恩来则默默整理着各军团的花名册。他们最初的算盘很精确：等蒋介石在十月调集四十文大军合围时，红军正好踩着时间差从包围圈的缝隙溜走。但是，情报送来时，李德惊了！手里的咖啡也洒了一地，情报说：白崇禧的桂军提前半个月完成了封锁线。于是，十万火急的军令在10月10日深夜发出，各军团匆忙打包包括印刷机和兵工厂等设备，中央纵队甚至来不及销毁更多的文件。5天后，8万6千多人的队伍在夜幕中分头开拔，抬着X光机的担架队与扛着银宝箱的运输队挤作一团。他们不知道，湘江河畔即将吞噬3万战友的机枪阵地，此刻已张开血盆大口。历史的戏剧性总在细节中闪现，当先头部队在汝城遭遇粤军拦截时，曾经反对毛主席躺在担架上的王稼祥，竟然在1934年12月12日，中共中央在湖南通道召开临时紧急会议时，支持毛主席。最终，会议听取了毛主席的意见，改变了原定的去湘西同二、六军团会合的路线，而取西入贵州。
而远在莫斯科的共产国际代表，此时正对着过时的战报绘制胜利反攻示意图。朱德的马鞭在湘江边凝滞良久，江面上漂浮的斗笠与文件箱，让他想起瑞金出发前夜，炊事班老班长往行军锅里塞最后一把咸菜的情景。后来他在回忆录里写道：若是按原计划钻进湘西，怕是连这几根革命的火种都要熄灭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