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坚和李渊结成的“亲贵”，都有各自的特殊的政治环境和体制环境。
杨坚于北周末期执掌大权，以巩固政权以实现政权更替，瓦解宇文氏的政治力量，所以他要实行独裁统治；自周为隋以来，北周和西魏之间的关系依然存在，山东东魏、北齐的老官员和当地的力量也不容忽视，在统一了南方之后，更需要重新制定新的政治体制，而在这个时候，文武百官依然是权力与管理主体，所以任命亲旧控制内部之司，既可保证政局稳定，也有助于杨坚的独裁。
李渊在推举杨戬为皇帝后，就开始整顿社会和政治势力，与他一同造反的人，无论能力、社会影响、政治理念，都有缺陷，而且李渊对他们充满了怀疑，所以在与自己关系最好、政治观点最接近的人中，寻求合作。
自建唐以来，各地团体及各个阶级的政治部署，必须维持李氏的绝对统治，而亲族又是他在朝廷中最好的代表。虽然在杨坚治下，三州体制已有了一定的发展，但在战时与战后恢复期间，文官管理的行政工作必须以确保效能为首要目的，而政治机关之间的协调决策和干预则被决策的原则取代，因此，“亲贵统”的决策权力，就落在了李渊身上。
这两个王朝的“亲”和“贵”政策的共同点，就是在统一了政局之后，面对纷繁复杂的事务，皇上和大臣们协调解决具体的行政事务，制定相应的政策。
由政权主导，统治者建立政治合作原则，以政治集团或区域力量为政治力量，以政治力量为政治力量，在隋代初期，其作用最大。
亲贵与君王之间的密切配合，是基于彼此之间的政治信任，而当信任的根基消失后，“惠政”就会被认为是一种罪恶。
杨坚和李渊在位时，高颎和裴寂等人都是他们最信赖的人，负责朝政，但因为他们的权力是以一种很奇怪的方式进行的，所以他们的继承人对他们的统治方式和以前完全不同。
开皇时期，高颎“以节操为先，以引贞良为先。苏威，杨素，贺若弼，韩擒虎，都是他举荐的，都是他的得力助手。在我身上立下汗马功劳的人，更是数不胜数。”但他却在独孤皇后扶持杨广篡夺王权时，与杨坚易立，被杨广认为是立下大功的人，后来杨广登基，将他处死。
裴寂深得李渊信任，执掌朝堂，又是李渊的后盾，他当然不会同意李世民篡夺皇权，这让他在李世民面前被人唾弃。
因为帝王的喜好，他们的身份会一落千丈，这就是皇室的附庸，他们对皇室没有任何反抗的力量，这也是他们被信任的基础，也是他们对自己和自己的亲近程度。关陇家族的出身，只是他们认识了这个国家的最高领袖，而不是他们的政治身份。
这种交情的缘由，源于杨坚、李渊两人的个人经历，以及他们的生长经历，使得他们在十几岁的时候，也就认识了关陇家族的一些重要人物。
杨坚和李渊将重要的权力交给了自己的亲信大臣，表面上看来，关陇派的成员已经形成了独霸政坛的格局，但他们出生在某个地方，仅仅是因为他们的政治身份，而他们能否真正的掌权者，则取决于他们自己的意愿，如果他们不能满足自己的要求，那么他们所掌握的政治资源就无法起到作用。
同理，如果不是杨坚和李渊的最高领袖，高颎，杨素，裴寂，萧瑀，这些拥有关陇势力背景的人，还能不能当上宰相，就很难说了。杨广在任期间，故意将关陇家族的人排除在中央体系之外，这说明了他的政治地位，对于皇帝这个选项的统治者来说，是多么的脆弱。
从杨坚和李渊统治时期的特定情境转移到较广阔的时代，开皇、武德时期的亲贵政制可能并非单纯的战略抉择。
从隋建国以来，社会和政治形势不断地发生着改变：首先，关陇势力由于北周的内乱而分裂，并呈现出“边民”的倾向；二是在北周平齐之后，曾经属于关陇势力的山东旧族被割裂，重新回到自己的家族，使得士族的社会组织和势力关系更加复杂；三是由于山东的统治体制在北、隋等时期的统治下改变了原来的社会形态，从而使得那些维持着较为紧密的组织性的群体，形成了“山东豪杰”等当地的统治力量；四是在巩固了山东和江南的情况下，怎样才能在新一统时期既能保持自己的文化、社会和家庭的结构，成为新的问题。
而周隋政权内部的军队制度和官员制度的变动，则是与上述的社会和政治变化相互联系的结果，为一个统一的国家在集中统治下重新组织政权结构的可能。
虽然存在着多种可能，但其特定表现方式却仅限于个别特定的政治活动，而最具有统一性的则是诸如杨玄感之叛、隋末山东之乱、李渊之晋阳之举等。
兵变和兵变的融合程度更高，是因为他们不能仅凭一个地区的力量和阶级来组建自己的组织和规模，所以从周平齐到李世民登基的这段时间里，所有的政治和社会都在进行着一次权力的调整。
在这样的局势下，杨坚和李渊采取了最保守也是最安全的办法，那就是利用自己的人脉来在中央政坛上进行政治上的联合，在这样的情况下，任何地方的势力都不可能凭借自己的影响力来统治整个国家，而皇帝和皇室则可以凭借自己的权力来获得绝对的统治。
而这种保守的方式，更是让那些拥有一定影响力的地方组织和社会组织，寻找着新的突破，尤其是在突然发生的政治事件上，获得更多的力量，从而影响到中央政权的分配。就像后来的武皇登基为例。
李渊从太原百姓起义到成为皇帝，其势力的重心始终是李氏一族的嫡系和亲信，而太原的大部分从立国的官员都是底层的后盾，这一点很有意义。
李渊之所以如此抉择，关键在于其自身经历与性格，晋阳的政治与社会的特殊性，抑或是某种特定的政治背景？如果说晋阳地区的情况比较独特，那么它在关中以后仍然不会有任何变化，这就可以证明这一点。
王世充和李密都是掌握着关键地区的外来者，却没有和李渊那样的势力，这显然不是真的。
与他的儿子李世民不同，李渊不爱说政治与制度、人性与国法、国家政治与兴衰等问题，而由于他在贞观时代改版了唐朝的历史，所以很难掌握政治人物的政治面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