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少年来，人们谈论三国，几乎都聚焦在谋略、武力和个人性格上，认为影响那个混战时期成败的，是谋臣的军事策略，是武将的武力值。

这多少有点受小说的影响了，或者说有点小说化了，以致潜意识里会将那些厉害的武将想象成三头六臂所向披靡无人能敌，会就那些排行榜名列前茅的谋士想象成神通广大，运筹帷幄如自设程序般。

其实不然，或许决定三国成败的，并不是军事，而是财政和社会经济。

在引经据典聊这一观点之前，先给大伙分享一个网上的段子。

有一网友发帖问：如果在古代，我是掌管30万精兵的将军，天天给他们吃稀饭萝卜干，逢年过节偶尔才给顿肉，会不会被造反销户？

底下的回复是这样的：

“那您早就一统天下了！”

“不不，如果谁敢造反，士兵们会跟他拼命。”

“将军，这是您的黄袍，请穿上！”

“隔壁军队听说后会连夜提桶前来归降！”

或许相比起电视剧上大口喝酒大口吃肉的古代士兵形象，这一帖子下面回复的内容更贴近实际些。

在冷兵器时代，除了些许难得的以少胜多战役之外，军队人员的数量就是绝对的武力优势，而军队的养成和壮大不能只靠画饼，一开始激情演讲可能会洗脑一部分死忠跟着你干劈情操，但慢慢的会发现肚子的叫唤才是王道。

这是一个非常简单且现实的逻辑。

这个逻辑反过来便是：有钱——能让军队吃饱饭——大伙跟着你卖命——江山到手或皇位无忧。

哪怕四分五裂，群雄并起的三国，亦是如此。

一个一个来。

先说说汉王室。

郭汜、李傕作乱时期，由于没有足够的粮食，甚至出现了人吃人的惨象。

当时还在长安的汉献帝叫人把皇室储存的米、豆拿出来给饥民煮粥，但是粮食被官员们直接盗走，饥民们每天大批地死去，皇帝只好亲自去给饥民施粥。

献帝东逃后，郭汜、李傕在后面追杀。皇帝、皇后也缺食少衣，皇后的几匹细绢被人抢夺，连她身边人的性命都赔了进去。到了后来，皇帝也只能用野草、青菜充饥。

这样的条件下，汉室怎么可能有起死回生的资本，汉献帝除了当曹操的旗子以换取几餐温饱之外，就只能沦为难民，别无选择，哪怕他不甘心。

再说说董卓。

董卓之乱后，整个东汉帝国的财政体系彻底崩塌，在他的带头下，各地的州牧和将军们为了供养部队，首先实行的是掠夺式财政政策。一切都是暂时的，以一次性搜刮为目的。

董卓本人更为恶劣。

攻克了城池之后，他的军队都会将城市的财富洗劫一空。与曹操看重粮草不同，董卓根据以往的经验，更看重货币。他认为只要有了钱，就可以买到一切。他劫持了皇帝之后，就废除了五铢钱，铸造另一种小钱来流通，希望持有更多数量的铸钱。

由于极端缺乏货币，董卓还将十座传了数百年的秦始皇铜人熔化掉了（秦始皇收缴了天下的兵器后，将它们铸成了十二铜人)，铸成了钱币。

不管是劫掠钱财，还是铸造更多的铜钱，最终目的只有一个-军粮。有了军粮，才能招募更多的士兵，才能形成战斗力。但在战乱时期，许多百姓都无法耕种田地，无法生产足够的粮食。这时，不管出多高的价格，都无法买到军粮，所以当时的物价已经涨到了一石粟五十万,一石豆麦二十万,大约是和平时期物价的一万倍。

至于曾经繁华的长安城，更是一无所有，连人都看不到，整个关中平原成为一片荒地。

由于他们的大肆掠夺，农民无法种粮，随着粮食的枯竭，军队也成了受害者，战斗力下降，最终西北军阀被东部的军阀所消灭。

顺便提一下，在东部的中原一带，与曹操争天下的袁绍和袁术，采取的也是和董卓同样的战术，也以掠夺为主。到了后来，袁绍的军队要靠路边的野枣糊口，而袁术的军队则寻找贝壳充饥。

接着到东吴的孙权。

在东吴，孙坚父子并非本地人，根基不深，且江东受战争的破坏最少，东汉时期的豪族大户结构得以保留。所以，孙吴政权更多地是利用豪族势力来统治，但这有个弊端，那就是皇帝的命令无法贯彻得那么彻底，行政效率低下。战争不多，孙吴对于屯田的需求也不大，直到曹氏统一了北方，江淮一带成了争霸的主战场，孙吴的财政需求也在增加，

故而陆逊上表请求屯田。孙权亲自劳动，鼓励农耕，也获得了一定的效果。

东吴地盘虽小，人口也不如北方的曹魏，但是他在三国中却坚持到了最后，直到西晋才灭亡，这离不开他们百姓的支持，而百姓的支持前提是孙氏给了足够的安抚政策，而非掠夺政策。

再接着说蜀汉。

蜀国也有过短暂的屯田。诸葛亮平在四川大力推行务农措施；在陕西境内，也有计划进行屯田，以供征伐。诸葛亮的经济计划交由姜维实现，姜维在甘肃境内进行了屯田。

然而，蜀国的粮食却浪费在了连年的北伐战争之中，这些战争大都没有结果，几乎每一次撤军，都受困于粮食的不足和运粮的困难。

公元234年，诸葛亮最后一次北伐。为了准备这次北伐，诸葛亮开辟了从四川前往陕西的水路，并囤积了大量的粮草，力图不再受制于粮食的短缺。但可惜的是，由于诸葛亮在北伐过程中的去世和随后而来的撤军，大量的粮草资源都落入了对手司马懿的手中。第二年，魏国的中原地区发生大灾，司马懿从陕西调五百万石粮食救济洛阳，其中的粮食，就可能包括当年诸葛亮辛辛苦苦从四川运去的粮食。

最后聊聊曹魏。

史书记载，三国时期，魏国在籍人口大约是四百四十万，吴国不到二百四十万，蜀国不足一百万。

请注意，这里的人口并不是曹魏初期的人口，而是后期。相反，由于董卓之乱，这里人口外流最为严重，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他们人口甚至不如东吴。

那么，曹魏的当家人又是如何扭转局势，让百姓回流安居，壮大兵源基数和粮草供给，最终一统北方，成为最为强大的一家的呢？

公元196年，整个中原都处于混乱之中，每一个军阀都企图吞并别家，成为最终的胜利者。

就在这种局面下，曹操做出了一个惊人的举动——当所有的人都关注军事的时候，他却强调农事。

曹操听从了羽林监枣祗“赶紧屯田”的建议，以枣祗为屯田都尉，任峻为典农中郎将，四下招募流民，把他们安置在许都一带的空田进行耕作。因此招得到百万石的粮食之后，曹操将经验向全国推广，使得每年粮食产量已经达到了几千万石。

定都邺城后，局势逐渐稳定下来，除了屯田之外，曹操将税收加以制度化：普通的耕地要求每亩收租四升，每户每年再缴纳两匹绢、二斤绵，除此之外不得擅自增加额外税收。

依靠严格的财政纪律，曹操腰包鼓了起来，兵马自然也得以壮大，最终统一了北方。

这时曹氏的魏国已经到了人人谈论发展经济，讨论如何获得更多粮食的地步，经济头脑已经成为谋士必备的素质之一。

比如关中地带在历史上一直是京畿要地，这里农业繁荣、物产富庶。但董卓之乱后，关中一带的老百姓四处流亡，有十多万户流落到荆州，脱离了曹魏的国土。

侍中卫觊想恢复关中的经济，决定将这些逃亡户招纳回来。他发现，老百姓很想返回家园过正常的生活，但他们身无分文，就算回到家乡，也根本没有办法组织生产。如果要让他们回家，政府必须提供生活补贴，帮助他们渡过最初的难关。但是政府手中也没有钱去帮助百姓。又该怎么办呢?

卫觊上奏提出可以恢复一部分盐业控制权来帮助老百姓回归。这相当于国家从盐业中提取一笔特别税，这笔税款专项用于购买农具和牲畜，补贴返乡的关中老百姓。

曹操采取了他的提议，许多老百姓因此得以返乡种田，关中经济步入了恢复的轨道。

比如战后人们生产工具不足，京兆太守颜斐就鼓励人们学习木工，多养猪，之后再卖掉猪去买牛。很快，老百姓家家户户都有了牛和车，耕种效率大幅度提高。

再比如扬州刺史刘馥兴修芍陂、茹陂、七门、吴塘等水利工程，用以灌溉稻田；豫州刺史贾逵在汝水建造水坝、开挖运河；沛郡太守郑浑兴修水利工程郑陂；凉州刺史徐邈兴修盐池、广开水田，敦煌太守皇甫隆推广耧犁、灌溉田地。

慢慢地，魏国境内各地都实现了粮食的自给自足，不再需要中央调配物资。这一点使得魏国成为当时最强盛的国家。

有人说，曹魏最终不是也不能统一三国吗？

没错，最终为统一三国扫平障碍的是司马懿。要知道，在对待财政和社会经济这件事上，司马懿比曹操还上心，他当曹氏家族谋臣的时候，每逢打仗必想着偷袭对方粮草，每遇天灾必开仓救济。接管曹氏政权后，司马懿重用邓艾，主要原因不止是邓艾能征善战，更重要的他还是一位财政专家，前线后勤一人全部搞定。征服之地，不是掠夺，而是休养生息，不仅让百姓心服口服，还为中央贡献了财政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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