凛冬的风裹挟着雪花拍打着窗户，屋内昏黄的煤油灯光摇曳不定，映照着母亲布满皱纹的脸。她手里紧紧攥着一沓泛黄的纸片，眼神中带着几分责备。这趟探亲，我本以为能与家人共享提干的喜悦，却不料一进门就迎来了母亲的质问：“娘得跟你好好说说这事。”这“事”，便是那15元的借条，一张让我百感交集的借条。
1977年的冬天，我提干当了排长，第二次探亲回家。屋外寒风呼啸，屋内却因为15块钱的借条弥漫着紧张的气氛。母亲从她珍藏的旧报纸包里，小心翼翼地取出一张借条。借条上的字迹已经模糊，但借款日期“1975年11月15日”和“15元整”却清晰可见，我的名字赫然列在借款人一栏。
“娘，那借条您还留着啊？”我的声音有些颤抖。隔壁邻居的议论声隐隐约约地传进来，更让我如坐针毡。她们说我太老实，借钱给人都要不回来，母亲还要靠缝补衣服挣工分补贴家用。这些话像针一样扎在我的心上。
母亲戴上老花镜，借着昏暗的灯光，又念了一遍借条上的内容：“借到张同志15元整，1975年11月15日。”她叹了口气，语气里带着一丝埋怨：“这不是你提干当排长后第二次回家嗎？娘得跟你好好说说这事。”
我的思绪回到了两年前的那个深秋。1975年，我休假回家，在村口遇到了初中同学李建国。他脸色蜡黄，穿着打满补丁的棉袄，瑟瑟发抖。“老张，我爹得了重病，大夫说得赶紧送县医院。家里能借的都借遍了，就差这15块钱……”他说着，眼圈红了，声音哽咽。
当时，我看着李建国焦急的神情，想起了自己父亲生病时的无助。几乎没有犹豫，我掏出了准备买冬装的钱，全部借给了他。15元，在那个年代可不是小数目，够买三袋面粉，是我们家半年的口粮钱。
“你还记得你弟弟当时病得多重不？”母亲的话将我拉回现实。“你走后没几天，他就发高烧，烧得直说胡话，整整三天粒米未进。”母亲说着，眼里泛起了泪光。“家里连退烧药都买不起，我去找大队医生，人家说没药了。”
母亲继续诉说着那段艰难的日子：“那阵子，我白天在公社纺织厂上工，晚上还要给人缝补衣服。你弟弟病着，我又不敢离得太远。”为了给弟弟治病，母亲甚至当掉了父亲留给我的怀表，那是我父亲临终前唯一的遗物。她撑着漏雨的破伞，走了十里路才到当铺。
屋里很安静，只有母亲压抑的啜泣声和檐角滴水的声音。我的心像压了一块大石头，沉甸甸的。母亲的责备，邻居的议论，让我开始反思自己当初的决定。难道我真的做错了吗？
第二天清晨，我决定去找李建国问个清楚。在村东头，我看到他穿着白大褂，背着药箱，正准备出门。“老张！”他远远地就认出了我，脸上洋溢着笑容。“多亏了你那15块钱啊！不光救了我爹，我还跟着县医院的老孙大夫学了半年医术。”
原来，李建国用我借给他的钱，不仅治好了父亲的病，还学成归来，当上了村里的赤脚医生。“这不，现在当上了村里的赤脚医生。虽说挣不了多少工分，可看着乡亲们病好了，心里比啥都高兴。”
李建国告诉我，这两年他走遍了周围的村子，为乡亲们看病。穷人家看不起病，他就免费治疗，有时甚至自己掏钱买药。“你那15块钱救了多少人哪！”他拍着我的肩膀，眼里闪着光。
我回到家，把李建国的情况告诉了母亲。她愣了半天，然后默默地把借条收进了自己的布兜里，就像收藏什么珍宝一样。“儿啊，是娘错了。”她抹着眼泪说，“这钱借得值！看看人家建国，多好的娃啊！这些年，他给咱村里看病，从来不收穷人家的钱。”
夜深了，寒风依旧呼啸。母亲在煤油灯下，一针一线地为我缝补军装。望着那忽明忽暗的火苗，我的心里暖融融的。那15块钱，就像秋天里播下的一颗种子，如今已长成一棵为民造福的大树。
广播里响起了《军民团结一家亲》的歌声，这熟悉的旋律让我想起了自己参军的初心。母亲哼着歌，手中的银针在布料上飞舞，仿佛在编织一个个温暖的故事。“儿啊，”母亲抬起头，眼里闪着光，“有些钱，借了就值。这不是钱的事，是做人的道理啊！”
我看着母亲布满老茧的双手，心里一阵酸楚。这么多年，她付出了太多，却从未有过一句抱怨。在这个物质匮乏的年代，我们家虽然穷，但精神世界却无比富足。这15块钱，究竟是借给了李建国，还是借给了更多需要帮助的人？它究竟是金钱的付出，还是人性的光辉？或许，这个问题值得我们每个人深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