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哲宗元祐三年（公元1088年），御史翟思等人上奏表示：“清心莫如省事，省事莫如省官。现在天下的事情繁简多少，与设立官制之前相比并没有多大的不同。但是，从前一个官员主管的事情，今天分拆开来四五个人负责，从前一个基层官员负责的事儿，今天增加为六七个人负责。希望朝廷能够参考古时候的设置官员的制度，来弥补今天的问题。”（清毕沅《续资治通鉴•宋纪》）
毫无疑问，在御史翟思等人看来，当朝的官制——设置官员的制度显然是存在问题的；问题的核心在，大大小小的官员实在是太多了！而众所周知的一个基本事实是，宋哲宗之前的宋神宗之所以要启用王安石进行改革，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朝廷财政的入不敷出。为什么会入不敷出？朝廷命官的规模过于庞大，导致俸禄的支出成为朝廷财政的一大负担无疑是其中的一个。这一问题，到了宋哲宗的时候依然存在，所以，翟思等人才会提出这样的请求：愿朝廷参考古制，以救今弊。
翟思们所说的古制，是官员设置相对较少的古制。而参考这样的制度进行改革，又是有现实的需要与可能的：需要，是说减少冗官，必将减少朝廷的支出，可以把钱用到更重要的地方去，如改善民生等。说可能，是说现在的官员职位的设置，远远超出了实际需要，一个人本来就能处理得了的事儿，却要六七个、四五个人来处理，不仅是极大的浪费，而且降低了办事的效率。
这样的思维可以给今天的我们一定的启发：在中国，“一个和尚挑水喝，两个和尚抬水喝，三个和尚没水喝”的故事家喻户晓。它反映的是，人是有惰性的，在别无选择诸事只能靠自己的情况下，一个人可以焕发出极大的能量；反之，在可以推诿、存在依赖的情况下，一个人则有可能惰性上升，主动性、积极性下降，对为官之人来说也是这样。所以，想要官员们最大限度地发挥自身能量，减少乃至消灭冗官，让他们无可依赖、只能靠自己非常重要。
当然，越往古代去，社会的生产力越是低下，朝廷财政所能承受官员的“人头费”也越是有限。同时，“古代”相对于今天，社会结构相对简单，事务较少，因此，所需要的行使相关职责的人员——官员，自然也会相对较少一些也是事实。但是，另一些情况我们也应该看到，比如说，“今天”相对于“过去”，进行社会管理的手段与某些“凭借”越来越先进，是可以提高我们的管理效率的。例如，通讯工具与办公设备的现代化就是这样。所以，即便是在不增加人手的情况下，我们也完全有理由更好地进行社会管理。
另一方面，当官员的数量急剧增加，人浮于事的时候，扯皮、内耗等现象往往也会比较严重甚至十分严重，进而让“事”也随之增加。所以，省官进而省事，提高政府行政效率，也让当官的变得清心——心地恬静，无思无虑，真的很有必要。举例说，今天我们能不能改变很多机构一正N副的模式？因为既然很多下属机构都有主事的官员，为什么还要在其上方设置相关的副职？难道说是因为“排排坐，吃果果，冬冬不在留一个”吗？这样的“官制”，是不是有架床叠屋的毛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