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选自陈乐民《启蒙札记》

西方文明者何?视之为“精神污染”之源者，一般是着眼于流行于西方的污浊。其实，在东方同样也有流行于东方的污浊。污浊，无论其为西、为东，都是有害的病毒。

《吕氏春秋·当染》:“墨子见染素丝者而叹曰:‘染于苍则苍，染于黄则黄，所以入者变，其色亦变，五入而以为五色矣。’故染不可不慎也。”对于肮脏的秽物，都要非常谨慎，勿受污染，不管这些秽物来自何方。

然而，文明首先应是人类为了求生存和生存得越来越好而创造的，所以文明本质是表现人类美好的东西。一个文明的社会与一个尚未摆脱野蛮和愚昧的社会的不同，是一个根本性的大区分。

因此，先要看清文明是社会进步的尺度这个本质，这是前提。然后再看这“文明”在发展中“异化”了的东西。任何事都会发生“异化”，把“异化”了的东西看作那事物的本身，概念就给偷换了。男女相悦相爱婚配生子……何等正常!“食色，性也”，见诸我们的东方圣人之书。然而它却可“异化”为淫乱纵欲、“一杯水主义”。性爱与嫖娼毕竟是两码事。

我们有些人，一见到“西方”二字，一下子想到的是文明的“异化”和这“异化”造成的“污染”，并视之为西方文明的本体本相。虽然他们对来自西方的物质上的享受是乐此不疲的，对视听之娱，也并不比谁更少着迷，但是却对西方文明从总体上抱着莫名其妙的“成见”，你道怪也不怪！当然、西方人对东方的事情也怀有偏见，这里只说我们对西方文明的认识(有些情况，对于一般老百姓而言，只是口耳之间的印象；若是认真地讲西方文明，就不能止于此了 )。

我以为，要认识西方文明，就先不要忙着做“价值判断”，即不要先做是非优劣之类的评估。首先应该做的，是了解它，认识它。做“价值判断”应是在了解和认识之后我们常说要“取其精华，去其糟粕”，这在实践上无疑是完全正确的。问题是，是精华还是糟粕，不能以其能否适用于此民此土为根据。适用于我们的，固可说是“精华”，其于我不适者，也未必就不是“精华”

大抵“文明”的含义，本质上总是好的，因为它是“野蛮”“愚昧”“黑暗”的对立面，否则就不好说是“文明”了。那么，“西方”的文明何所指呢？可能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理解。在我看来，用一些话来概括，就是：

——以求真善美的古希腊思想为源头的哲学、伦理学和美学;

——重视社会效能的政治学、经济学、法学;

——凝合(提炼)人生、人品、人格至善本性的基督教;

——探索宇宙，改造自然，造福人类的科学主义。

打开一部西方文明的历史，上面这些占了主要的内容。如果把天下的学问提为两端，当就是熊十力说的“尊德性”和“道问学”。上面举出的四条，除了第三条属于“尊德性”、其余都属“道问学”。“道问学”就是重知、求知。理性主义也是重知、求知，是重“理”而不是重“情”。西方文明是理胜于情。讲道德，那道德也必须是由知而来的。这点，中国便不同，中国是“情”重于“理”。

这样的西方文明就有一种刻意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开创”性格、“革命”性格，它总是要改变现状。它的哲学是彻底的“格物穷理”，这是从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一脉相传的传统。基督教是讲信仰的，但它同希腊哲学结合起来以后，理性主义便进入了神学领域，神成了理性的化身；而且越接近近代，基督教就越不能干预西方文明的创造性了。许多虔诚的基督教徒同时是大科学家，就可说明这一点。

在欧洲历史上，哲学家也好，神学家也好，都要讲逻辑，讲数学，讲物理，都要探究天体宇宙的奥秘一一希腊从幼发拉底河和底格里斯河文化汲取的智慧加上古希腊城邦文化，使希腊思想孕育了具有开放性格的科学内涵。历史的讽刺是，曾为希腊文化提供了精神营养的小亚细亚文化却没有在本土延续下来。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

古希腊思想蕴含有科学与民主的种子，在今天似乎已是不争之论了。古希腊的城邦很早就实行由众人推选首领的办法，由此发展为雅典式的“直接民主”。那种“民主”当然十分原始而野蛮，甚至很残酷，苏格拉底的性命就断送在这种“民主”手里。但是城邦的管理方式却为后世的民主制度留下了一笔“自己管理自己”的遗产。一块一块的城邦“自治”或许为早期的民主提供了天然的土壤。中世纪的佛罗伦萨也是实行城邦民主的例子。卢梭后来所提倡的“社会契约”、公民的“普遍意志”都有早期城邦民主的影子。

当然，欧洲史上出了很多专制的暴君、暴政，但那科学和民主的种子却没有因而干瘪掉。法国大革命以前，在旧体制下的三级会议已并非只是“橡皮图章”了。雅典的经验总在昭示着欧洲人，特别是思想家们。除了上面提到的卢梭，马克思在评论巴黎公社的“直接民主”时，也显然借鉴了雅典的古例。如果要写一部欧洲政治史的话，这些必定是少不了的内容。

过去在读欧洲历史时，通常都认为，中世纪扼杀了古希腊思想，妨碍了科学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现在，这个看法已经修改了：中世纪并不是千年的“历史断裂”。需特加说明的是，应该把基督教作为一种欧洲人的思想意识，和教廷那一套神权等级结构、扼杀理性的教廷纪律，加以区别。基督教义中有宗教迷信，但基督教追求至善的努力，又含有理性化的成分。上帝既是善男信女膜拜的象征，同时又是理性的化身。正因此，基督教的理念不仅不妨碍，而且鼓励科学家们以“上帝”的名义去探索真理。基督教与佛教不同，不是只专注于内省。所以，在基督教的统治下，可以产生哥白尼、布鲁诺、伽利略、牛顿、笛卡尔、斯宾诺莎等在科学上的成就，也并没有妨碍他们是虔诚的基督徒。

问题是教会成了一种高压的“政权性组织”，借上帝之名对教徒实行专制，迫害异已，时而与政权勾结，时而与政权对立。所以，在中世纪妨碍社会进步和科学发展的，正是教会这种具有镇压之权的教权，宗教革命反对的正是这些，并不是推翻信仰。宗教革命对于资本主义的形成所起的作用，现在已无人否认了。

上面我想说的是必须把教权组织与基督教义做一区分。二者是既分不开又分得开，宗教革命的一大成绩，就是把二者分开了。

同时也要看到，在新教出现以前，旧教在欧洲历史上还有两个重大影响，不可忽视。第一是经过拉丁化的完成和以后的十字军东征，从12世纪起，基督教的传播确实起到了在思想意识上把欧洲“统一”起来的作用，也就是说，“欧洲观念”的形成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曾有赖于基督教的“欧洲化”。二是由于基督教的普及和推动，欧洲的许多城市建立起大学，高等教育通过寺院教育得到发展：哲学(神学)、数学、化学、医学等，是各大学的共同必修课程，各地图书馆收藏着类似的基础图书。欧洲的文化教育实际上是在中世纪奠定基础的。

总之，在教权与政权有分有合的复杂关系中，在民族国家成长的过程中，欧洲连年兵戎相见，同时又要对付来自东方如土耳其、撒拉逊的压力；然而与此同时，欧洲的文化认同过程却完成了。一批著名的科学家和思想家，既属于各自的民族国家，同时又是“欧洲”的。

可见，中世纪对于欧洲是有很大贡献的。圣奥古斯丁等教父派领袖把教义理论化，基督教用几个世纪的时间“战胜”了异教，但也吸收了世俗文明。欧洲经过几度“小文艺复兴”，终于迎来了发端于意大利、遍及欧洲的文艺复兴。

文艺复兴和宗教革命以后的欧洲走向，自然、坚定又明朗；启蒙运动和工业革命是前一段时期的、合乎逻辑的后续。欧洲之走上资本主义的道路一一由重商主义推动工业革命，由早期的民主传统递变为普遍的代议制一一乃是一个合乎自然规律的过程 (natural process)。再经过17、18、19 世纪到今天，以高科技为动力的现代工业革命、信息革命、全球性的金融体制、无孔不入的市场经济……同样都是水到渠成的事，事实上影响着、牵动着全世界前行的步伐。

它所具有的冲击力比起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所描述的“相互依赖”，不知要广多少倍，深多少倍，强多少倍。马克思和恩格斯在那时已经预见到，“东方”将处在“西方”的巨大影响之下。今天的事实已经表明，无论是正在崛起的亚洲太平洋地区，还是仍然非常不发达的非洲等地区，都不能不是以西方文明为前导文明的世界的一部分。

我们之从西方引进先进的科学技术、经济上与国际“接轨”、“复关”谈判、知识产权谈判，等等，都实际上等于承认了这种“前导”的作用。所谓“亚洲崛起”、“太平洋时代”等概念，归根到底是表明亚洲太平洋地区是在西方发展走过的轨迹上“追赶”西方的。迄今为止，具有划时代意义的科学发明和命题(理论上的、实践上的)，绝大多数仍出在西方亚洲可以在科学领域里创造出奇迹，有的项目甚至可以超过西方，但是由于历史的或其他种种原因，在相当长的时间内还难以(甚至不可能)在总体上超过西方并取代它的“前导”地位。我们习惯于把科学技术同生产力联系在一起，这当然十分正确；但却还没有充分觉悟到科学和技术的区分，也就是说没有迫切地感到，我们所差的不单单是“技术”，而尤其是“科学”。

到此为止，侧重的是西方文明的经济和科学内涵。如果把眼光转向西方文明的政治(民主、议会)和人文(理性主义)内涵，那同样无法否认西方文明在世界历史走向中的位置。只以中国而论，它的近代史便既是与西方相冲突(反对西方列强对中国的压迫），又是向西方学习的历史。严复、康有为的时代过去以后，晚清还是不得不派员“放洋”去考察政教，以做“立宪”的准备。孙中山领导辛亥革命，其中受到欧美革命的影响甚大。辛亥后的中华民国在不成熟的历史条件下效仿的也是西方的立法、司法、行政的经验。再看看西方以外地区的国体、政体，无论取何名目，总不是与西方经验毫无干系的。

因此，从世界历史的总体走向看，西方文明大体上从15世纪起已明显地跑在前面，并且越来越施加影响于其他地区。而西方文明之所以到15 世纪进入一个新的历史阶段，也不是突如其来的偶然现象，而是有从古希腊罗马经过中世纪漫长历史的“铺垫”——古希腊罗马时期、基督教的拉丁化和理性化、文艺复兴和宗教革命、启蒙运动和工业革命以及接连不断的科技革命，直到今天的信息时代，连成了一个接一个的链条、后浪推前浪的“自然进程”(natural process)。

这里需做说明的是，上面是严格地就“文明的本质”来谈文明的，没有涉及西方文明在自身发展和向外扩散过程中人的非道德行为、政策和罄竹难书的罪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