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郑维山将军坐在书桌前，桌上堆满了军务文件。
他略带疲惫地翻阅一份手头的重要报告，忽然秘书送来一封信。
信件外表并不起眼，但信封上硕大的几个字却直入眼帘：“郑维山将军收”。
信的寄出地标注为“河南新县”。
“新县？”作为一位长期奔波在前线的将军，他对各地地名颇为熟悉，但对这个新县却毫无印象。
手指轻轻摩挲着信封的边缘，郑维山下意识地猜测这信是否是地方事务，“难道是送错了？”
正欲拆开信件，案头的电话铃声却骤然响起，打断了他的思绪。
电话另一端传来杨得志司令急促的声音：
“老郑，修路现场出状况了，你得马上赶过来。”
郑维山来不及多想，将信匆匆放入抽屉，披上军大衣，急步出门，赶往修路工地。
几天后，郑维山才从忙碌的事务中抽身返回家中。
晚饭后，他独自走进书房，正准备清理堆积的文件，却意外发现妻子正在书桌旁，手中拿着纸笔似乎正在给人回信。
他随口问道：“写信呢？是给谁写的？”
妻子放下手中的笔，转头微笑道：
“不是我写的信，是家乡寄来的信件，我刚看了，信里有不少事情要你处理，你自己看看吧。”
说着，她从旁边拿起那封早就被遗忘的信，递到他的手中。
一封家书接过信的郑维山盯着那熟悉又陌生的几个大字，顿时想起几天前被他随手搁置的信封。
他拆开信件，一行行文字映入眼帘。
最初是家乡的问候与叙述地方现状，随后字里行间透露出的沉重却让他如坠冰窟。
这封信详细提到家乡土地改革的进程，同时也提到一个棘手的问题——十多年前跟随他参加红军的70多名家乡子弟，因战乱下落不明。
而他们的家属因无法证明其身份，生活苦不堪言。
信件末尾的几行字写得尤为恳切：家乡百姓得知郑将军尚在人世，身居高位，希望他能为那些战士证明身份，还他们一个清白。
这短短的几行字，却像一把锋利的刀，刺穿了郑维山的心。
那些曾在战火中与他并肩的乡亲子弟的身影，在他的记忆中鲜活起来。
郑维山沉默良久，随后猛地站起身，拿起电话，迅速拨通了杨得志的号码：
“司令员，我有紧急事情需要请假，能不能批准让我立刻启程前往武汉？”
电话那头的杨得志被这突如其来的请求搞得有些愣住，连忙追问：
“发生什么事情了？这么着急？”
郑维山声音沉重，回答却很坚定：“具体事情见面再说，请您帮忙尽快安排车票。”
说完，他挂断电话，转身开始整理物品，妻子在一旁看着他急切的动作，欲言又止，最终只是默默帮他收拾随身的行李。
第二天清晨，郑维山将手头的工作迅速交接后，带着妻儿登上了驶往武汉的火车。
浴血奋战的赤卫队少年时间拉回到20多年前，1930年的湖北麻城，彼时，郑维山不过是个刚过十岁的孩子，却已对生活的艰难有了刻骨铭心的体会。
家乡土地贫瘠，粮食收成刚过一半，地主的催债便接踵而至。
那一年，共产党的号角在鄂豫皖苏区吹响，黄麻起义的烽火点燃了穷苦百姓的希望，年轻的赤卫队正在乡村中悄然成立。
这是一支特殊的队伍，成员大多是十几岁的少年，郑维山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加入了队伍。
他年纪虽小，却天生透着一股不服输的劲头。
赤卫队的生活并不容易，每天的训练、巡逻，甚至是同敌人对峙的战斗，都考验着每个人的意志力。
因为个头矮小，郑维山常被分配到侦察任务。
赤卫队的骨干力量是由泗店的七十多名青年组成的。
他们大多来自贫苦家庭，平日里劳作时皮肤被晒得黝黑，双手布满老茧。
可一旦换上简陋的军服，拿起家里自制的武器，他们便是保卫家乡的勇士。
后来，这支赤卫队正式编入红军，成为红四方面军的一部分。
随着战事推进，队伍人员逐渐分散，1936年西路军远征的失败，更是让这支队伍受到重创。但那段峥嵘岁月却永远刻在郑维山的记忆里。
烈士遗属的期盼当郑维山乘坐的车驶入家乡地界时，沿途的一切让他既熟悉又陌生。
破旧的屋舍、依稀可辨的老树，甚至连空气中都透着一种乡土的味道。
自己这次归来不是为了叙旧，而是肩负着沉甸甸的使命。
村口的小广场上聚集了许多乡亲，男女老少挤作一团，当看到郑维山的吉普车缓缓停下，几位上了年纪的老人立刻迎了上来。
他们双手握住郑维山的手，眼眶里早已噙满泪水，“你终于回来了啊！”。
郑维山被乡亲们请到村中的小祠堂，这里是临时的会议场所。
一张简陋的木桌后，县政府派来的干部刘名榜早已在等候。
他递过一沓文件，语气中透着几分无奈：
“郑将军，这些是烈士家属的申诉材料，还有部分是土地改革中遇到的问题，我们按政策审核时，发现很多家庭没有办法证明亲人的身份。”
“为什么证明不了？”郑维山的眉头顿时拧紧。
刘名榜叹了口气：
“因为那些人都牺牲了，他们大多是您当年带出村的赤卫队员，后来编入了红军。”
“西路军失利后，这些人下落不明，现在土改工作要求清查身份，如果不能证明，他们就会被排除在优抚范围之外。”
郑维山的心猛地一沉，眼前仿佛浮现出当年一起征战的那些面孔。
“我一定会查清楚这件事。”他沉声说道，语气中透着不容置疑的坚定。
接下来的几天里，郑维山走访了许多家庭，在村头的一座小屋里，郑维山遇到了一个老人，他是当年赤卫队的一名随军医生，后来因负伤被迫留在后方。
听闻郑维山回来，他赶来提供了一份红军阵亡者的名单。
这份名单上，记录着许多赤卫队员的名字，他的手指颤抖地指向那些熟悉的名字：
“这些人，大多是泗店的人……他们都是为了革命献身的！”
战友情深
郑维山站在乡亲们聚集的小广场中央，面对满怀期待的面孔。
他立即与地方干部召开会议，细致商讨下一步的解决方案。
“这不是单纯的优抚政策问题，这是革命烈士应得的尊严。”
为了确保调查的准确性，郑维山向河南省委请示，希望能得到更高级别的支持。
李先念同志听完他的诉求后，没有多说一句废话，当即拍板：
“这件事刻不容缓，我们不能让为革命牺牲的战士被污名化，更不能让他们的家人流离失所。”
很快，县里组织了一支特别调查小组，负责搜集所有与赤卫队及红军有关的历史档案。
郑维山亲自参与，日夜与乡干部一道翻阅破旧的记录，走访当地的老一辈乡亲，希望找到足够的证据来恢复战友们的名誉。
当证明文件正式递交到省委时，李先念同志再次见了郑维山，两人详细讨论了具体实施细节。
“对这些烈士的家属，一定要按照革命军人家属的待遇对待。”
这一政策的落实犹如一场及时雨，迅速为这些家庭带来了改变。
失地的家庭重新分到了土地，年迈的老人得到了足够的生活补贴，甚至有些年轻人被安排了工作，从此告别了苦难的生活。
几天后，郑维山登上了返回部队的列车。
火车启动的一瞬间，他望向远处连绵的山峦，心里感到了一丝安慰。
这不仅仅是为家乡的70多名烈士正名，更是为千千万万个为革命牺牲的无名英雄找回了属于他们的尊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