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法局局长趁人之危，骗占美貌的母女二人，蒋介石气得下令枪毙

1949年的台北，一场震惊海峡两岸的丑闻即将揭开。一个身居高位的军法局局长，一对无助的母女，一笔巨额的钱财，一场不堪的交易，这一切都将在蒋介石的雷霆震怒中画上句点。谁能想到，这位自诩＂包青天＂的军法局局长包启黄，竟会以如此卑劣的手段，毁掉一个完整的家庭？更令人意想不到的是，这场悲剧背后，还隐藏着国民党高层错综复杂的权力较量。当那对母女跪倒在蒋介石的车前时，究竟是怎样的奇策，让一个曾不可一世的军法局局长，最终在自己亲手建造的刑场上伏法？

一、包启黄其人

世人皆知包启黄是台湾军法局局长，却不知这个自诩＂包青天＂的军法官，原是江苏无锡人，1923年毕业于北京法政专门学校。那时的包启黄，年少气盛，满腔热血，立志要做一名维护公平正义的法官。1927年，他通过司法考试，进入南京国民政府司法机构工作。正当包启黄以为自己即将开启光明仕途之际，一个意外的机遇改变了他的人生轨迹。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包启黄随政府迁往重庆。在那个风雨如晦的年代，他凭借着出色的法律专业知识和圆滑的处事手段，引起了蒋经国的注意。当时的蒋经国正在筹建军统局特务系统，急需一批精通法律的人才。包启黄就这样被调入军统特务系统，开始了他平步青云的仕途生涯。

在军统局期间，包启黄深得蒋经国赏识。1943年，他被提拔为军事法庭首席检察官。那时候的包启黄，已经褪去了昔日的清廉正直，取而代之的是老练世故的官场手段。他深谙权力游戏之道，懂得如何在军统特务系统中左右逢源。

1949年，国民党退守台湾。在那个特殊的历史时期，包启黄凭借着与蒋经国的特殊关系，被任命为台湾军法局局长。这个位置让他拥有了生杀予夺的大权，成为台湾军法系统中一手遮天的人物。他将军法局的办公地点设在台北市中心，还特意选址督建了一座刑场，用来处决那些＂罪犯＂。

包启黄上任后，很快就在台湾军法系统中建立起了自己的势力网络。他经常出入高级会所，与当地权贵称兄道弟。在外人眼中，这位军法局局长不仅权势显赫，还颇有学识，时常在报端发表法律文章，将自己打造成了一位学贯中西的法学专家形象。

然而，在这副光鲜亮丽的外表下，包启黄早已不是当年那个怀抱法治理想的青年。他开始利用手中的权力谋取私利，在军法系统内部形成了一个盘根错节的利益集团。每当有重大案件出现，他总能从中渔利。据说，但凡是经过他手的案件，几乎都会收取＂咨询费＂，少则数千，多则数万甚至数十万。

1953年，包启黄的势力达到顶峰。他不仅在军法系统内呼风唤雨，还与台湾特务系统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正是这种权势的膨胀，让他在处理魏文启案件时，犯下了那个改变他命运的致命错误。

二、魏文启案件始末

1954年初的台北，一场足以撼动台湾军法系统的案件正在悄然酝酿。时任联勤总部后勤科长的魏文启，因一起军需物资调配案件被牵连其中。这位在抗日战争时期曾立下赫赫战功的老军人，却在和平年代遭遇了人生最大的不幸。

案件的起因源于1953年底的一批军用物资调配。当时台湾各地军需物资紧缺，魏文启作为联勤科长，负责调配各地军需补给。在一次紧急调配中，由于手续繁琐，魏文启采取了临时调配的方式，将一批军需物资优先调往北部军区。这种做法虽然解决了燃眉之急，但却被人举报为＂私自挪用军需物资＂。

包启黄得知此事后，立即派人将魏文启传唤至军法局。在审讯过程中，包启黄不顾魏文启的解释，坚持认定这是一起重大的军需贪污案。他甚至在没有确凿证据的情况下，以＂危害军事安全＂的罪名，将魏文启关押在台北看守所。

消息传到魏文启家中，他的妻子李秀琴闻讯赶到军法局。这位曾在抗战时期担任过战地护士的女性，深知丈夫为人正直。她带着各种证明材料，试图为丈夫申辩。然而，包启黄却对这些证据视而不见。

在一次探监后，李秀琴得知军法局已经开始准备对魏文启进行军事审判。更令人震惊的是，检方已经开始着手准备死刑求刑的相关文书。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李秀琴托人打听到，只要能拿出20万元的＂司法咨询费＂，包启黄就可以网开一面。

为了筹集这笔天价求情费，李秀琴变卖了家中所有值钱的物品，又向亲友四处借债。当时的20万元，相当于一个普通公务员十年的工资。最终，她带着这笔钱来到包启黄的私邸。然而，包启黄在收下钱款后，却又提出了更加过分的要求。

李秀琴带着年仅二十岁的女儿魏春兰，原本以为只要付出这笔钱，丈夫和父亲就能获得自由。可她们没想到，包启黄看中了母女二人的姿色，以＂需要进一步了解案情细节＂为由，多次传唤她们到自己的私邸。在这种情况下，这对母女不得不忍辱负重，希望能换回魏文启的生命。

然而，就在李秀琴以为一切即将尘埃落定时，军法局却在1954年3月突然宣布，以＂贪污军需物资，危害军事安全＂的罪名，判处魏文启死刑。更加讽刺的是，整个审判过程仅用了不到三天时间，连基本的辩护程序都未经历。判决下达后的第二天，魏文启就被匆匆处决。这个结果，让付出了一切的李秀琴母女陷入了绝望的深渊。

三、母女的艰难抗争

1954年3月15日，台北街头飘着绵绵细雨。李秀琴和女儿魏春兰跪在总统府门前，手举＂为夫伸冤＂的血书。这对母女在寒风中跪了整整四个小时，直到被警卫强行带离。这一幕，成为了当年台北街头最令人震撼的一幕。

在魏文启被处决后的第一个月里，李秀琴和魏春兰几乎每天都会出现在各个政府机关门前。她们带着完整的案件材料，试图向各级机关申诉。然而，在包启黄的势力笼罩下，没有任何部门愿意接手这个案件。

4月初，李秀琴找到了当年在重庆时认识的老战友张明德。张明德现任职于总统府秘书处，通过他的引荐，李秀琴终于找到了一条申诉的途径。张明德建议她们收集更多的证据，尤其是包启黄收受贿赂和胁迫母女的证据。

为了搜集证据，魏春兰想出了一个冒险的办法。她以送礼为名，多次前往包启黄的私邸。在这些拜访中，她暗中使用了一台微型录音机，记录下了包启黄的种种不当言论。这台录音机是她从一位在美军顾问团工作的同学那里借来的，在当时可以说是最先进的取证设备。

同时，李秀琴也没有放弃其他途径的申诉。她找到了当年在联勤总部与魏文启共事的同僚，收集了大量证明魏文启清白的证据。这些证据显示，所谓的＂军需物资贪污案＂，实际上只是一次正常的紧急调配，而且所有物资都有完整的去向记录。

5月中旬，一个意想不到的转机出现了。包启黄的一名秘书因为工作矛盾，主动向李秀琴提供了一些关键信息。这位秘书透露，包启黄不仅在魏文启案件中收受贿赂，还在其他多起案件中有类似行为。更重要的是，他还提供了一份包启黄的私人账本复印件，上面详细记录着各种非法收入。

有了这些证据，李秀琴和魏春兰决定孤注一掷。6月1日，她们得知蒋介石将在台北视察，便在总统府附近蹲守。当蒋介石的车队经过时，母女二人突然冲出，跪倒在总统座车前。这个举动虽然冒险，但确实引起了蒋介石的注意。

在警卫人员试图驱赶时，魏春兰高声喊出了案件的关键细节。蒋介石听到后，立即命令随行秘书接收她们的申诉材料。这份材料包含了完整的案件始末、包启黄收受贿赂的证据、录音带，以及那本关键的账本复印件。

这次冒险的申诉行动，终于让这起案件突破了包启黄的势力范围。蒋介石在查看材料后，立即下令成立特别调查组。调查组由总统府、国防部、司法行政部三方人员组成，直接向最高层负责。这个决定，标志着包启黄的末日即将来临。

四、特别调查组的调查过程

1954年6月初，一场针对台湾军法系统的风暴正式展开。特别调查组成立的第一天，就对军法局进行了突击搜查。调查人员将包启黄的办公室和住所同时查封，搜出了大量账册和文件。这些材料中，不仅有魏文启案的相关证据，还牵扯出了其他十多起重大案件。

调查组的行动引起了轩然大波。许多曾经被包启黄经手过的案件当事人纷纷站出来作证。一位曾在1952年被判处无期徒刑的前空军少校透露，他当年也是因为拒绝向包启黄行贿而被重判。另一位商人则提供了详细的行贿记录，证实包启黄在处理军需采购纠纷时，经常以＂疏通关系＂为名索取钱财。

6月中旬，调查组传唤了军法局内部的多名工作人员。在严密的审讯下，包启黄的亲信开始松口。一名负责文书工作的职员交代，在魏文启案件中，包启黄曾指示他们篡改了多份证据材料。原本只是程序违规的轻微过失，被人为加重为严重的贪污罪名。

更令人震惊的是，调查组在包启黄的私人保险箱中发现了一本特殊的记事本。这本记事本详细记录了从1949年到1954年间，他经手的每一笔＂收入＂。仅1953年一年，通过各种案件收受的贿赂就超过了100万元。这个数字，相当于当时一个普通军官五十年的薪水。

调查过程中，包启黄的一些政治关系也被逐步揭露。原来他不仅在军法系统中结党营私，还与特务系统中的某些人物有着密切往来。这些人在各自的领域中互相包庇，形成了一个庞大的利益网络。这也解释了为什么之前李秀琴母女的申诉会屡屡受阻。

7月初，调查组找到了更多证人。一位曾在包启黄家中当过佣人的老妇人作证说，她亲眼看到包启黄多次威胁李秀琴母女。另一位军法局的退休职员则提供了一份重要的录音带，记录着包启黄在一次私下谈话中，肆无忌惮地谈论如何操纵案件的内容。

随着调查深入，包启黄的罪行逐渐清晰。调查组认定，他不仅在魏文启案件中收受贿赂、徇私枉法，还利用职权多次勒索和侵犯女性。在其任职期间，至少有二十多起案件存在严重的徇私舞弊行为，造成多人冤死或入狱。

7月下旬，调查组向蒋介石提交了详细的调查报告。报告中不仅列举了包启黄的具体罪行，还揭示了军法系统中存在的严重问题。这份长达数百页的报告，最终成为了定包启黄死罪的关键证据。

在整个调查过程中，特别调查组共讯问了超过一百名证人，收集了数千份文件证据。这些材料不仅还原了魏文启案件的真相，也揭开了台湾军法系统中一段不光彩的历史。调查结果表明，包启黄确实利用职权，诬陷魏文启，并借机勒索和侵犯其妻女，手段之卑劣，令人发指。

五、正义的审判

1954年8月1日，台北地方法院特别军事法庭正式成立。这个专门针对包启黄案件的特别法庭，由最高军事法院院长亲自担任审判长，五位资深法官组成合议庭。为确保审判的公正性，整个审判过程向社会公开。

庭审第一天，法庭就座无虚席。包启黄被押上被告席时，已经不复往日威风。检方宣读起诉书长达两个小时，详细列举了包启黄在任职期间的二十八项重大罪行。其中最为严重的是魏文启案，检方指控他收受贿赂后仍诬陷无辜，导致一位功勋军官惨遭冤死。

第二天的审判中，李秀琴作为关键证人出庭作证。她详细叙述了向包启黄行贿的经过，以及后来遭受胁迫的全过程。检方同时播放了魏春兰秘密录制的谈话内容，包启黄在录音中肆无忌惮地炫耀自己如何操纵案件的言论，在法庭上引起一片哗然。

第三天，多位军法局内部人员出庭作证。他们证实包启黄长期把持军法大权，以权谋私。一位退休文书官员提供的证据显示，包启黄不仅在魏文启案中徇私枉法，还私自更改了多起案件的审判结果，甚至篡改法院档案。

在为期两周的审判中，检方共传唤了六十多名证人，出示了数百份证据。这些证据中包括包启黄的私人账本、收受贿赂的收据、被篡改的案卷等实物证据，以及大量证人证言。面对铁证如山，包启黄最终承认了自己的罪行。

8月15日，特别军事法庭对包启黄作出最终判决。法庭认定包启黄犯有徇私枉法、收受贿赂、玩忽职守等多项重罪。考虑到其罪行特别严重，且造成无辜者死亡，法庭最终判处包启黄死刑，并没收全部财产。

判决书特别指出，包启黄身为军法官员，本应秉公执法，维护司法公正。然而他却利用职权谋取私利，草菅人命，其行为严重损害了军法制度的公信力，必须从重处罚以儆效尤。

8月20日清晨，包启黄在台北郊外的刑场被执行枪决。行刑前，他承认了自己的罪行，并向魏文启家属表示忏悔。当天下午，军事法院特别向李秀琴母女送达了一份平反文件，宣告魏文启无罪。

9月1日，军事法院为魏文启举行了隆重的平反仪式。魏文启的军衔被恢复，并被追授荣誉勋章。李秀琴代表家属接受了这份迟来的正义。军方同时宣布，将对魏文启家属进行抚恤，并对其他受害者家属给予适当补偿。

这起案件的审判结果，在台湾司法史上具有重要意义。它不仅还了魏文启一个清白，也推动了台湾军法制度的改革。此后，军事审判程序得到规范，军法官员的任用和监督制度也进行了全面整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