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2年10月20日，原本就驻扎在中印边界的大批印度武装部队在尼赫鲁的命令下向中国边境地区发动进攻，解放军立即反击，中印边境自卫反击战正式打响。经过32天战斗，中国政府于1962年11月21日宣布边防部队在中印边境全线停火后撤。
在这场战斗中，解放军以压倒性优势全胜印军。战争过去60多年后，印度再次谈起了中印战争，直言：中国32天打醒了印度，尼赫鲁无法保护自己的国家。
1947年8月15日，印度摆脱英国殖民宣布正式独立。英国殖民者统治印度期间，曾经在中印边境上设置了“麦克马洪线”为中印边境分界线。中国从未承认“麦克马洪线”，但从1936年始，非法的“麦克马洪线”便在英属印度的地图上出现了。英国和英属印度政府的官员以编造历史、销毁证据、出版伪书等手段伪造历史证据以证明“麦克马洪线”的合法性。
“麦克马洪线”将原本的中印边界从阿萨姆平原边缘向中国西藏方向推移150公里，直接以喜马拉雅山脊分水岭的连接线作为界线，在这条西起中国—不丹边界，东至独龙江流域的伊索拉希山口，长约1700公里的边界线被英国殖民者编撰出来的时候，原本属于我们的90000平方公里的领土被划入英属印度。
1947年印度刚独立，并未谈及中印边界问题，到1951年，时任印度总理尼赫鲁突然命令驻扎在中印边境地区的印度军队越过传统习惯线向北推进，侵占了“麦克马洪线”以南90000平方公里本属于中国的领土。
当时解放军还未解放西藏地区，信息获取并不及时，在之后的时间里印军又相继占领了中印边境东段“麦克马洪线”以北的兼则马尼，中段和西段的巨哇、曲惹、什布奇山口、波林三多、香扎和拉不底以及巴里斯等地区。
面对西藏地区频繁产生的边境问题，中国本着“攘外必先安内”的原则于1959年解放西藏。但这并未让尼赫鲁停止在中印边境上的行动，1959年尼赫鲁代表印度政府公开向我方索要中印边境线东段和西段共计123000平方公里的领土。遭我方拒绝后，尼赫鲁策划了针对蚕食我方边境领土的“前进政策”，印军在边境地区多次向我边防部队挑衅。
面对这样的情况，我方决定放弃自1954年开始与印度进行和平谈判的计划，毛主席于1962年10月17日在中南海的会议上确定了对印军实施自卫反击作战的决策。
确定解决中印边境工作重心后，毛主席将中印边界反击战定性为“军事政治仗”，目的在于通过武装打击逼迫印度改变对我们的政策，这样才能在维护领土安全的基础上避免更大规模战争。
1962年春天，我方向西藏地区调集部队，为接下来的战斗进行准备工作。在几个月的时间里，中印边境关系急剧升温，尼赫鲁于1962年10月2日宣布：“要以军事力量对付中国”12日再次下令“要把中国军队从印军侵占的中国领土上清除掉”。与此同时，印军也在不断的进行部队调度，到1962年10月的时候，中印边境上的印军部队已经达到了20000多人。
中印边境剑拔弩张，我方同样调集了近20000人的部队部署在中印边境线上。1962年10月20日，印军在尼赫鲁的命令下向我军部署在中印边境地区的部队发动大规模进攻，我军立即应战，中印边境自卫反击战正式爆发。
在第一阶段8天的战斗中，我军把印军原先在我边境内设立的43个军事据点全部夺回，并重创部署在中印边境的印度陆军精锐部队第7旅。在结束第一阶段作战后，我方有意和尼赫鲁及逆行和平谈判，遭拒。1962年11月，我军向印军发动第二阶段反击作战，直接将印军逼退至中印边境传统习惯线以南地区，撤军离开。
印军在32天的战斗中共投入了30000多人的部队，我军也投入了差不多人数相当的部队，但双方的伤亡差别巨大。印军共30000人的部队有4885人被击伤、击毙，4000多人被俘。相比之下，我军共牺牲722人，受伤1697人，战损情况和印军相比起来要好得多。印军当时基本上已经被我军打出了畏战心理，以至于尼赫鲁不得不向美国请求军事援助。
战争过去60多年后，印度人在回忆起1962年边境战争时仍然耿耿于怀，直言“中国32天打醒了印度，尼赫鲁无法保护自己的国家”。换言之，印度1962年的战败不是军队的问题，而是尼赫鲁决策的一系列重大错误。
当时印军在尼赫鲁的领导下前往中印边境执行任务，但面对我军强势反击，印军的实力明显不足。尽管在战争中，是我们的部队率先撤出战场，但事实证明我军的撤退是胜利撤军，印军在这场边境作战中全线溃败，当时印军共有8700多人被我军击毙、俘虏，如此大的伤亡情况让当时的印度人民对位于新德里的印度政府所采取的外交和安全政策提出了质疑，“尼赫鲁时代”也被认为是对印度外交史的终结。
所谓的“尼赫鲁时代”是一个由独立印度第一任总理贾瓦哈拉尔·尼赫鲁（Jawaharlal Nehru）的思想主导外交政策的时期，他认为，只有在和我们战斗之后，印度才能够在国际舞台上变得更强大。
印度方面对“尼赫鲁时代”的外交政策曾经进行过分析，认为尼赫鲁的外交政策主要集中体现出5个要素：第一，与两个冷战超级大国保持中立的关系；第二，从印度独立运动中继承的道德政治倾向；第三，寻求印度在世界上新独立国家中的领导地位；第四，更喜欢合作而不是竞争；第五，出于意识形态和实际原因强调安全和军事力量。
在中印关系破裂之前，尼赫鲁曾经将中国视为领导第三世界的合作伙伴，那时他还提出“中印两国亲如兄弟”（“Hindi-Chini Bhai Bhai”）的外交口号。那时候尼赫鲁想要和中国建立特殊的合作关系，与中国合作对印度来说是正确和符合实际的。但是在之后的时间里，尼赫鲁见中国不能满足印度的诉求，便开始转变策略，直到双方关系恶化，爆发战争。
印度资料显示：1962年中印战争爆发的主要原因是阿克赛钦邦和阿鲁纳恰尔邦边境地区的主权争端，印度认为阿克赛钦是印度拉达克的一部分，但中国认为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这就是对抗的开始，双方争端最终演变为战争。
另外，印度国内有一个普遍的声音：中国的攻击证明，尼赫鲁的外交政策无法确保印度的安全，国防和军事力量应该是新德里的首要任务。面对中国的猛攻，一个不结盟且武器薄弱的印度既不能依赖其有限的军事力量，也不能依赖其盟友。
印度国内认为，1962年的战争爆发就已经证明，印度与中国的伙伴关系是一个错误，在危机发生时，新德里的道德政治和第三世界概念被证明是错误的。事实确实如此，1962年战争爆发时正是尼赫鲁执政，他并没有带领印度军队在战斗中获胜，反而因为一系列错误的决策，使得印度军队出现了近9000人被击毙、俘虏的损失。
印媒在报道中也在找说辞：“1962年的战争给印度的外交政策带来了重大变化，事实证明，印度需要一个更强大、更符合实际的外交政策。”这样的改变在尼赫鲁执政的最后两年才开始形成，直到尼赫鲁去世几年后印度才完全采用。他们认为，1962年的中印边境战争“除了结束‘尼赫鲁时代’外，还激发了印度外交和安全政策的三大长期变化。”
第一个变化就是促使新德里专注于军事，从而使印度成为主要的军事大国。战争结束后，印度的国防开支大幅飙升，从1961年占GDP的2.1%上升到1963年的4%，并在冷战的其他时间都超过了GDP的3%。第二个变化是促使印度进行重大军事改革，大力发展印度国防工业。
正因如此，印度才能够在1974年进行核试验，并于1998年获得核武器。第三个变化是使印度的外交政策更多的考虑政治上的实际需要。这方面改变的影响在1962年战争爆发的时候就产生了一定的效果，时任印度总理尼赫鲁为扭转战局，向美国、英国购买武器，还专门向美国寻求了空军援助。
当然了，1962年战争给印度带来的影响并不止这些，在尼赫鲁之后，印度实行的外交政策更加以权力为导向。正是在这样的倾向下，印度于1971年与苏联结盟，并在孟加拉国的创建中发挥了关键作用，将巴基斯坦一分为二。
在印度看来，这些转变都是印度外交政策向政治方向转移的结果，而印度外交政策的转变是因为1962年那场战争所带来的，所以他们认为1962年的中国对印度自卫反击战使印度的外交政策发生了转变。
还有一点需要特别注意，尽管1962年的战争是因印度才挑起的，但经历过这场战争后，也促使印度永久地将我们重新定义为潜在的安全威胁。
正因如此，他们才会在中印1988年恢复关系、1993年和1996年签署关键防务协议的基础上，仍然将中国视为最大的潜在的安全威胁。当年印度研发核武器也是以防备中国进攻为借口的。正因为1962年的那场战争，才导致了印度如今对我们的敌对态度。
总之，1962年的中国对印度边境自卫反击作战确实给印度政府的外交和安全政策带来了改变，他们的军队更加现代化，武器更加先进了，但其观点是可笑的，中国难道不应该捍卫自己的主权？自己的疆土吗？我们始终坚持是“人不犯我我不犯人”，如果不是印度持续侵占，无视多次和谈请求，中国不会还击，因为在当时中国比印度更不想发起战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