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丰五年（1082）早春时候，苏东坡由黄州沿着江水一路下行，心里盘算着要去拜访那位隐居在蕲州的知名之士吴德仁呢。
他和吴德仁相互倾慕好长时间啦，遗憾的是这一回依旧没能碰上面。没过多久，苏东坡给吴德仁寄了一封信，还以《寄吴德仁兼简陈季常》为题写了首诗赠予对方，里头有几句可出名呢。
龙丘居士着实令人心生怜悯呀，常常热衷于谈论那些玄之又玄的空与有，每每到了夜里都难以安然入眠呢。
猛地听闻那河东传来如狮般的吼声，手中拄着的拐杖一下子掉落，心里满是茫然无措呀，这突如其来的状况，真叫人有些发懵呢。
“河东狮吼”存在两种解释。其一，自号龙丘居士的陈季常怕老婆，宴饮请歌妓惹恼妻子柳氏，柳氏杖击墙大骂。其二，陈季常好友柳真龄通佛道，其话语能让人顿悟，“狮吼”乃佛道威严的意思。
不过无论哪一种说法呀，实际上“河东”所指代的那可都是“柳”这个姓氏呢，总归就是说提到“河东”，往往就是在说姓柳的啦。
中国地理常依山川河流来取名，像“河东”，一开始说的是黄河以东呢。秦朝设了河东郡，位置在如今山西的运城、临汾区域。秦之后，“河东”所指范围时大时小，到唐朝，河东道涵盖整个山西省，不过大家习惯说的河东，还是在晋南那片儿。
在魏晋南北朝到唐宋的数百年里，时光流转，物换星移。河东柳氏家族仿若坚挺大树，始终不倒。那时，姓氏象征家族荣耀与繁华，好多柳姓人即便籍贯非河东，也会攀附“郡望”，将祖辈往河东靠呢。
费孝通先生觉得，氏族郡望无非是“血缘的空间投影”罢了。河东那地方可像被上帝眷顾着，有着三个声名显赫的大族呢，即闻喜裴氏、解县柳氏、汾阴薛氏。
历史宛如在这处拐弯的黄河一般，和河东那片土地相逢后，便涌起层层细密的浪花，哪怕是世代簪缨的名门大族，放在其中，也不过仅仅是一朵罢了。
【01】
在秦朝之前的时期呀，虽然并没有“河东”这个确切的名称存在呢，可实际上与之对应的那片地域早就已经存在啦，也就是有着后来被叫做河东的那块地方咯。
约8000年前地球有高温期，黄河中游环境更宜人类生存，各方部落往中原地区迁徙。《史记·五帝纪》提到“万国”，炎帝等先祖出现，随之有战争如炎黄、黄蚩之战，也有联合如炎黄结盟，开启了我国统一征程序幕。
华夏先祖的活动轨迹多集中于舞台中心区域的河东之地呀，像女娲、黄帝、蚩尤、尧、舜、禹等，都在此处留下了诸多丰富的神话传说呢。
《左传》提到“惟彼陶唐，帅彼天堂，有此冀方”，这里陶唐说的是尧。唐代孔颖达解释过，尧、舜、禹之都都在冀州统天下四方。经今人谭其骧考证，这些地方分别在今山西临汾、永济西、夏县西北，都在晋南呢。
晋南建都存在必然性。就拿临汾盆地的平阳来说，周边山地与黄河构成天然屏障利于防守，且太行、中条等山间河谷通道高差小便于出击，这般攻守皆便的特性，很契合部落战争需求。
那会儿全球气候作用下，山西南部气候温暖湿润，既没西边那般寒冷严酷，也无东边的水患困扰，农业极为发达。并且盆地周边还蕴藏诸多煤、盐等矿产，堪称最适合人类生存之地呀。
显然，自石器时代起，河东便已然是极为重要的文化中心了。就像考古学家苏秉琦讲的那样，晋南这一片区域可是中华民族的“直根”所在呀。
晋南各代地方志皆称是尧舜禹故土。从明万历十九年首修《临汾县志》到民国二十二年，七次修志的十二篇序文中，八篇指明临汾为尧舜禹旧都。且临汾尧庙、河津禹凿龙门等多处有其“踪迹”，河东相关地也留历史印记。
本地风俗带有上古痕迹。据《诗传》记载，唐地条件欠佳，百姓质朴勤劳、深谋远虑，有尧之遗风。此地民众向来秉持“陶唐遗风”，守规知礼且节俭，因地狭人多力事农桑，风气似儒家眼中尧舜禹的黄金时代。
历史其实就是集体的记忆呀。从古至今，生活在晋南的老百姓都实实在在地牢记着、祭祀着上古帝王呢，通过这样来获取地方上的认同，在他们眼里，这便算是历史啦。
【02】
部落联盟时代结束后，王朝于华夏大地兴起，战争随之愈发残酷血腥。河东之地凭借山河地势险要、固若金汤的优势，没多久便闻名于世了。
春秋末期，晋国在汾浍流域那百里地盘基础上迅猛发展，成了北方顶尖大邦，疆域绵延超二千余里，横跨太行山脉两边。到三家分晋之际，赵占北面，韩取南面，魏则掌控中部区域。
彼时魏国把都城定在安邑，占着河东那片地，自认为是晋国霸业的传承者。河东水陆交通畅达，境内诸水可通舟船。安邑位于多路交会中心，交通之便让魏国商旅云集、贸易兴旺，还利军队调遣与兵力调动。
魏文侯主政之时，启用吴起、李悝、西门豹等一干人才推行变法以谋强盛，成效显著。对外作战方面，接连对秦、中山、齐及中原区域主动出击，战果赫赫，后至“逢泽之会”，魏惠王携诸侯朝见天子，荣登霸主之位。
遗憾的是，魏国有两大要命缺陷。一方面，河东农业虽发达，可人口密集，人地矛盾凸显，李悝推行“尽地力之教”想解决此矛盾。另一方面，魏国分散孤立，四面受敌，如河内、上郡等孤悬本土外，还遭强邻威胁。
所以，魏国的应对之策在于：朝着中原地区拓展，进而发展成如同秦国、楚国那般幅员辽阔的大国呀。
秦国崛起之际，河东之地不断面临威胁。公元前408年吴起伐秦得胜后，魏国于河西转为守势，任由秦国壮大，还将主力调往东方，把经略中原当作谋取天下的关键所在。
之后，魏国把都城迁到了大梁（即如今的开封）。这有利有弊，河南虽富庶安定利于开拓中原，可此地无险可守。当时的中原似带毒甜品，尝其甜便遭围攻。马陵之战魏惨败于齐，后又被秦打击，魏自此衰落，难复往昔辉煌。
倘若魏国能赶在迁都大梁之前，倾尽全部力量去攻打秦国，进而拿下关中那片地方。要知道，彼时关中和河东是相连的，接着再朝中原拓展，说不定局势就会变得更为有利啦。
然而实际的历史情况恰恰相反呀。对于秦国来讲，若要向东进发，首要之事便是拿下河东。在公元前286年时，秦国派司马错去攻打魏国河西之地，随后魏国献出安邑，秦国就此占据河东，给日后的统一奠定了根基。
历史上有个怪象能由此解释：河东明明属三晋，可秦汉后常被划到长安所在畿辅区，受中原政权重视。像曹操与马超潼关之战等诸多事件，都彰显出河东作为战略要地的重要意义。
【03】
秦国拿下河东之地后，有过两次大规模迁秦人过去的举动。彼时秦国经商鞅变法，民风已改，尚武且遵法令，又因魏国故地是法家源地，于是以“先王之教”著称的河东，很快成了尚武、尚法之地。
西汉时期，河东之地可是给朝廷贡献了诸多人才呐。这些人当中，一部分是驰骋沙场、奋勇杀敌的武将，另一部分则是擅长用刑执法、手段严苛的酷吏。
对《史记》与《汉书》梳理一番，其中记载较为详细的河东人物差不多有这些：周亚夫、卫子夫、卫青、霍去病、曹襄、张隆、张次公、李文、胡建、尹翁归、周阳由、义纵、咸宣、霍光、闳孺、暴胜之、田延年等等。
周亚夫、曹襄皆是功臣（周勃、曹参）的后代，皆任武职。卫青、霍去病、张次公为抗匈出名将领。郅都、胡建等不少人是法吏呢。《史记·酷吏列传》记了11人，有4人是来自河东之地的。
和法吏武将大量涌现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儒学的落寞景象。那时河东地区连一本知名著作都未产出，仅有的一名五经博士，也让其文化影响力近乎于无。经济发达的这一腹地，思想竟如此贫瘠，着实令人难以置信。
自汉武帝起，新冒头的军功世家就数卫、霍氏家族了。汉初曹参凭军功封于河东平阳为平阳侯，爵位世袭。武帝时，曹襄是曹参曾孙，卫青、霍去病都和后续平阳侯家关联大，霍出身经历似卫，河东与曹氏相互影响着。
武帝之后，全国都掀起学儒之风，可河东那地儿却不咋热衷。霍去病异母弟霍光做汉昭帝辅政大臣时，仍用酷吏。霍光死后家族覆灭，班固说他“不学无术”“暗于大理”，就是指责其不遵从儒学那套。
不过，文学蓬勃发展的势头已然无法阻拦，河东的人才也只得朝着儒学贴近。就像霍光废立昌邑王之际，能从《尚书》寻得凭据，此后便越发器重精通经术之人。
东汉时期，儒学已非单纯学问，成了新特权。地方大族若仅具强大宗族、雄厚财力与武装，只是“豪族”。儒学给豪族提供向上晋升途径，无需靠沙场拼杀入中央，所以河东走上文学之路乃历史必然。
在东汉明帝与章帝那个时期呀，挑有经学背景的人去当河东地方官，都成了常事儿啦。这情况对河东当地人的文化形象有了影响呢。西汉时河东没人官至三公，到东汉中期，平阳梁鲔、解县王卓这俩河东人可都当上啦。
那会儿河东这边的儒学大师着实没几个，不过豪族就好比播下的种子呀，已经被文学的养分滋养了许久，也该是迎来收获满满成果的时候啦。
【04】
就像文章开头讲的那样，在魏晋到隋唐期间，河东有三个闻名天下的大族，分别是闻喜裴氏、解县柳氏以及汾阴薛氏。但要知道，这三大家族可不是同时兴起的呀。
汉末那会，裴氏一族突然崛起，裴潜效力于魏，官至尚书令，成了裴家首位宰相。到南北朝时，天下乱糟糟的，裴氏家族得做抉择，有的迁去燕地，有的前往凉州，还有的留在老家。
隋唐时期，裴氏愈发兴盛。李渊父子太原起兵获裴寂相助，李渊称帝后称全靠裴寂。李唐时裴氏有17人任宰相，诸多重要职位任职者众多。藩镇割据时裴度更是出众，力挽狂澜，封晋国公，可与郭子仪比肩。
柳氏这一姓氏源自古老的姬姓，先祖是大名鼎鼎的柳下惠。南北朝前柳氏没啥名气，西晋亡后分两支迁徙。起初靠勇武，后为融入南方门阀圈子转从文。在门阀社会，兼具文化素质与骁勇善战，成其崛起关键。
就如同裴氏那般，柳氏在唐朝可谓盛极一时，各个分支皆有才俊涌现，或为将，或拜相。在文化领域更是诞生了柳宗元、柳公权这类能名传千古的杰出人物呀。
和前两个家族有别，薛氏并非一直世居河东的原住民，是在三国后期魏灭蜀后才迁到晋南的。薛氏原是蜀人，文化程度欠佳。但受河东儒风熏陶，经仕宦与学术化，其西祖一支在北魏逆袭，与裴氏、柳氏同列“郡姓”。
薛氏有南祖这一支，尚未彻底完成士族化进程，主要活动局限于军事领域。即便如此，也涌现出像薛仁贵这般极为骁勇善战的著名将领呢。
河东三姓崛起路数存在相似点。那三个和中央政权关系不紧密的地方豪强，凭军功踏入政权，又经文学、学术方面的发展，得以跻身统治上层，由此从地方性、军事性宗族转变为全国性、政治性士族。
不过三姓兴起的时间各有差异，这恰好能说明一点：时代无非是提供了个舞台罢了，至于怎么上台，又怎样保持长盛态势，依靠的终究是大族自身具备的实力呀。
再者，河东三姓相较于南朝门阀士族，多了质朴和尚武之气。他们即便身处高位，也未自居清流、舍弃弓马，沦为政治点缀。就拿受儒学熏陶久的裴氏来说，裴度、裴行俭等皆是文韬武略的儒将呢。
历史研究者表明，在中国中古阶段，“唯有以血缘作根基的家族堪称当时社会力量的核心”，各地世家大族接连登上政治历史的台面，变为“中国中古社会极有力量的一股社会势力”。
河东那块地最能凸显此特点啦。那可是满是黄河农耕文明的地儿，“家庭本位”观念特深厚。裴、薛、柳三姓分支多还常迁徙，遍布全国，到唐代已非河东大族，可籍贯能变，郡望始终未改哟。
自唐末起，经济重心往南移，科举制也越发完善，那些名门大族没了活跃的条件，就连一直兴盛的河东三姓也相继走向衰落。此刻，在河东生活的家族，得去寻觅一个全新的发展舞台啦。
【05】
明朝初期那会儿，北方时有侵犯，朱元璋为此设了九边重镇，军需花费巨大，政府财政压力山大。就在这时，山西省行省参政杨宪想出“开中法”，各地客商能自行送粮草去驻军处，缴一石粮可获一张“盐引”。
一个全新的舞台诞生啦，它带着别样的风采出现在大家眼前，给人带来诸多期待，仿佛有无限的精彩即将在此处一一上演呢。
河东那块儿有个历史挺久的盐矿，就是运城盐池啦。远古时候它就供人食盐，春秋时鲁国人猗顿来此贩盐发了家。到元代，运城在盐池附近建起，打这往后，河东的政治中心就挪到运城去咯。
山西因自身得天独厚优势，成响应“开中法”极积极地区。把晋南粮食运至九镇换盐引，再售运城盐池产的盐于全国。这大生意需可靠之人，多为亲戚或同乡，由此商业与宗族结合，晋商便正式诞生了。
河东蒲州冒出好些盐商大族呢，就像日后明朝内阁首辅张四维他们家。张四维的父辈靠开中法运军需发了家，成了当地有实力的大族。张家为稳固地位，还和蒲州盐商王家联姻，搞起了区域垄断。
然而在传统中国社会里，商业难以助力家族进一步向上发展。家族需经营科举之事获取权力维持繁荣。所以盐商们格外看重子弟科举功名，即便在外行商，也会买典籍寄回老家给子弟阅读。
之后，张四维及其舅父王崇古皆获功名步入仕途。出身商人家族的他们，凭家族财力在科场、官场顺遂，凭商人的精明广结人脉进入权力核心。入中央后，以权力反哺蒲州科举，嘉靖至万历年间，蒲州三大家族出进士22人，成科举家族。
嘉靖二十五年（1546年），俺答称汗欲议和，朝廷屡拒。四年后其犯大同、蓟镇等，即“庚戌之变”，后常扰明边境。隆庆四年（1570年）九月，俺答孙子把汉那吉因矛盾南逃大同请降。边使觉其不重要，王崇古却坚持留他，还冒风险上书求用封贡互市减北地威胁，廷臣多反对。
到了隆庆五年（1571年），王崇古又向朝廷呈递上疏，提议封贡互市。明穆宗让群臣廷议，朝臣分成两派，争斗激烈。其外甥张四维当起联络人，劝高拱，在高拱、张居正力挺下，议和最终达成。
封贡与互市的开展，让明蒙之间持续了近两百年的敌对态势得以终结。在此之后的数十年里，明朝北部鲜少有大规模战争爆发啦。
在“隆庆和议”后，凭借与张居正的关联，张四维得以跻身明廷权力核心。彼时，反对派的两部尚书一郁卒一辞职，杨博、王国光接任，后张四维入阁，又有陕西官商家族出身的马自强与之交好，晋籍官员在张居正内阁占重要地位。
回首往昔，河东三姓靠着武力与文学得以长久兴盛。当下呢，河东的家族又一次寻得了新时代的发展途径，那便是商业以及科举之路呀。
权势发生转移后，那些蒲州的官商家族慢慢走向没落。接着，晋南又冒出几个商业家族，像清朝的介休范氏身为皇商，靠权力捞了大把财富，可最后仍免不了被抄家的命运。
终究还是印证了那句“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呀。这世上哪有啥能一直不变、永远存在的呢，啥都不会是永垂不朽的啦。
从西汉起，家族便与河东之地紧密相连，却宛如漫长历史里的小小注脚。地下藏着先民遗迹，地上尧庙香火袅袅，谱牒记着家族兴衰。曾经那植被土壤似已不见，只剩黄河仍在，只是当下的我们，到底身处河东还是河西呀？
在咱们自身化作历史的一部分之前，大概是永远都没法知晓答案究竟是啥的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