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昇
辽沈、平津、淮海三大战役之后, 国民党遭到重创, 金陵王气黯然收。蒋介石一面企图借长江天险与共产党划江而治, 一面做退守台湾的准备。然而, 他怎么也想不到的是, 当解放军百万雄师即将过大江之际, “自家后院”竟然起火了。曾先后进入其御用机构——总统府侍从室的段伯宇、段仲宇兄弟, 竟是长期潜伏在自己身边的中共地下党员, 并且成功地策动蒋家“御林军”预干一总队和伞兵三团起义。这两支全副美式装备的特种部队可谓蒋氏嫡系中的嫡系。蒋得悉此事后, 不禁猛拍桌子, 咬牙切齿:“段氏兄弟断送了我的半壁江山!”
周恩来说:你要想办法打入蒋介石那里
段伯宇、段仲宇兄弟出身河北省蠡县的军旅世家。父亲段云峰早年追随孙中山, 是同盟会会员, 在保定姚村速成武备学堂时与蒋介石是同学。蒋介石学的是炮兵科, 段云峰学的是步兵科。辛亥革命后, 在“整军经武、救亡图存”的号召下, 段云峰1914年考入陆军大学第四期, 与李济深、徐永昌是同学, 毕业后在保定军校任教, 先后教过步兵科、炮兵科的战术, 学生众多, 桃李满天下。陈诚、白崇禧、张治中、顾祝同、周至柔 (空军总司令) 等国民党军政大员, 都毕业于保定军校, 算得上是段云峰的门下。其后, 段云峰在段祺瑞政府一度担任代理参谋次长, 在军界的地位和声望十分显赫。段云峰因痛恨军阀混战, 辞官返乡办培德中学, 自任校长兼授国文、数学。
少年时期的段伯宇受父亲影响, 思想激进。1930年, 段伯宇从河北大学毕业, 应同学刘静波之邀到太原一起开诊所。后经父亲段云峰的一个老朋友介绍, 段伯宇到国民党32军干训团当了一名军医。
抗战爆发后, 段伯宇于1938年只身奔赴延安, 进入抗日军政大学第四期学习。毕业前夕, 队长找他谈话, 说明共产党与国民党有协定, 抗大不能吸收国民党现职军人, 以免引起对方“抗议”, 要求他毕业后回到原部队。当时实行国共合作, 他的身份比较特殊, 适合在国民党军队里做工作。8月初, 段伯宇回到国民党第32军。王兴纲听说段从延安回来, 主动约谈。王兴纲的公开身份是国民党第32军商震的副官和私人秘书, 实际是1928年入党的潜伏在该集团军的中共地下党负责人。不久后, 王兴纲郑重地通知段伯宇, 组织同意他入党。
32军调防江西不久, 蒋介石借口日军进窥南昌, 需加大防备, 将32军“肢解”到不同战区。段伯宇不得已离开了32军, 他奉命辗转来到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 受周恩来的秘书周怡 (以前是中央特科人员) 单线领导。周让段找个公开身份作掩护。通过父亲段云峰的关系, 段伯宇到“战地党政委员会”做了中校视察员 (该委员会由蒋介石担任主任委员, 李济深担任第一副主任) 。为了便于做统战工作, 周恩来担任该委员会委员, 并派了张友渔、高崇民、梅龚彬等一些中共党员去工作。
段伯宇向周怡汇报:李济深不大在公开场合讲话, 但私下里说过:看来共产党是真心抗战的;而且他主张团结抗战, 反对国民党搞摩擦。段的汇报引起了周恩来的关注。1939年某一天, 周恩来亲自和他谈话。周首先询问了其父段云峰的情况, 特别是他和蒋介石、李济深的关系。段伯宇简要汇报。周听完后, 首先“量体裁衣”, 给段伯宇的工作定了位:重庆这里也是第一线, 你就留在重庆……你的社会关系不少呀!今后你要和他们多接触, 主动和他们联系, 做好国民党上层的统战工作, 动员和推动他们共同抗日。还要通过他们去影响和推动蒋介石抗日。接着, 周恩来教给段伯宇工作方法, 教导他要学习三民主义, 学习国民党的《一大宣言》。要他“长长见识, 也好取得他们的信任。要用三民主义的语言来做国民党上层人士的工作”。
但不久之后, 蒋介石害怕李济深反对他, 将李“放逐”桂林。战地党政委员会也被撤销。段伯宇一筹莫展。正在为难之际, 陆军大学特别班第七期公开招生了。段伯宇发奋努力, 在1943年的复试中脱颖而出。他怀着毕业后打进国民党“心脏”去做地下工作的壮志雄心, 走进了重庆山洞陆军大学的校门。
当时陆军大学流行同学会、同乡会、联谊会等活动, 段伯宇利用这些活动结交了一批对国民党消极抗日不满的人, 如贾亦斌、刘农畯、宋健人、宋光烈等。贾亦斌29岁时已是少将军衔, 虽不是黄埔嫡系, 但在抗日战争初期担任团长, 率部积极作战。
蒋亲自挑选的侍从参谋, 竟是共产党员
1946年初, 段伯宇和二弟段仲宇促膝相谈, 段仲宇问大哥毕业后的去向, 伯宇表示想回河北老家开展工作。段仲宇则建议他到总统府侍从室工作, 因为那是国民党最高军事机关, 有很多优越的条件, 可以用其所长, 开展工作。段伯宇同意了弟弟的建议。
二弟段仲宇提出这样的建议, 是因为他对侍从室非常了解——仲宇先后毕业于黄埔军校和陆军大学, 经国民党元老钱大钧推荐进入侍从室。
侍从室是蒋介石政权最重要、最机密的核心机构, 掌握军机、党政、人事大权, 地位凌驾于国民党政府各部门之上, 是影响中国的许多重大事件的策划之地。侍从室的人不仅可以影响蒋介石对人事的罢黜, 甚至可以决定将何种情报上呈给蒋。每天, 侍从室要将各院、部、委、局 (如军统局、中统局) 呈送给蒋介石的报告、文件等, 提出拟办意见, 直接呈蒋。蒋批阅后, 由侍从室再将这些报告、文件转至各承办单位。侍从室送与不送, 关系到一个单位的生死存亡, 因此, 国民党的党政机关和部队对侍从室奉若神明。蒋介石对侍从室人员的任用, 控制得特别严格。尤其是参谋、秘书、机要、警卫等人员, 都要亲自看审查表, 并一一亲自会见, 进行当面考核。
段仲宇的推荐人钱大钧, 一直忠心耿耿地追随蒋介石, 被称为蒋麾下的“八大金刚”之一。而钱大钧又非常赏识段仲宇的才干。不久, 段仲宇调任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军事参谋团中国代表团, 侍卫长俞济时询问他, 谁适合替补他离任后的空缺。段仲宇利用这一机会推荐说:“我大哥段伯宇适合这一工作, 他是陆军大学特别班第七期学员, 名列第七, 是上校军衔, 即将毕业……文字能力和组织才干都好, 还懂外语。”当时俞济时正在陆军大学将官班学习, 听段仲宇如此一说, 非常满意, 于是把段伯宇的情况上报给了蒋介石。
陆军大学特别班第七期在重庆举行毕业典礼时, 蒋介石以校长名义检阅了每个学员。典礼结束后, 蒋在后台召见了段伯宇, 询问姓名、年龄、籍贯、学习情况, 讲了一大堆勉励的话, 强调要效忠党国, 服从校长。最后蒋介石问他, 你陆大毕业准备干什么?段伯宇说:报告校长, 我写了一篇论文, 我毕业以后要带兵, 要打仗, 我要和共产党较量较量。蒋介石听了很高兴, 说:“你们父子三人都是陆大毕业, 难得, 难得!好, 好!” (《潜伏国民党军中最大共谍因生活俭朴遭揭发》, 《凤凰大视野》2010年1月29日;夏继诚《打入蒋介石侍从室》, 中共党史出版社2010年版)
几天后, 段伯宇被调到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侍从室 (后改为军务局) 第四科, 负责情报工作。但蒋介石怎么也没有想到, 当年他亲自挑选的侍从参谋, 竟是潜伏进来的共产党员。
中共在“国军”千里江防形成的秘密战线
1946年4月, 段伯宇到侍从室第四科报到时, 侍从室正处于向军务局过渡时期。
刚到军务局不久, 段伯宇就接到一份国防部递上来的军事情报。这是有关将中共广东游击队东江纵队转移到华北地区的报告, 其中还为东江纵队转移规定了具体路线, 要他们经江西、浙江、江苏抵达山东解放区。他看完报告, 心头一沉:长途迁移还要走规定路线, 分明是一个阴谋, 目的是在路途中截击消灭东江纵队。为了掩护该纵队, 段伯宇在随后召开的专门研究东江纵队转移一事的军务局内部会议上, 提出将他们水运北上。理由是既可避免他们沿途与群众接触, 又可便于监视。他的主张得到军务局内稳健派的支持和局长俞济时的同意, 报蒋介石批准通过。东江纵队2580多名官兵于当年6月30日由广东大亚湾乘船北上, 7月5日安全到达烟台解放区。
1947年, 段伯宇被擢升为少将, 并接任第四科科长, 参与蒋军的最高军事机密。这时, 正值国共两党为和平建国谈判、政治协商会议召开不久。国民党内部相当一批有识之士真诚希望和平建国, 不愿再打内战。段伯宇利用自己在军务局的有利条件, 和部分陆大同学多方联系, 酝酿如何反对蒋介石的内战政策。他与万建藩、贾亦斌、刘农畯、宋光烈、宋健人等一批陆大同学经常聚会, 漫谈形势, 各述见闻, 为日后组织武装反蒋奠定了思想基础。
在这些同学中, 段伯宇与贾亦斌和刘农畯走得最近。贾亦斌是当时公认的蒋经国的亲信, 所谓“太子系”的重要人物。蒋经国曾三次在蒋介石面前保荐这个朋友。贾亦斌因为目睹国民党日渐贪污腐败, 巧取豪夺, 与早先理想背离, 因而失去信心。只因蒋经国的抱负很大, 贾一度对蒋经国还抱有希望。不意蒋经国1948年8月乘国民政府发行金圆券代替法币之际, 雄心勃勃地在上海同时实施“打虎”行动, 结果因宋美龄和蒋介石的干预而不了了之, 此事激起贾的强烈逆反心理, 最终对蒋经国和国民党都死了心, 下决心倒向了共产党。 (贾亦斌《半生风雨录——贾亦斌自述》, 中国文史出版社1996年版)
1948年10月20日左右, 贾亦斌开着吉普车接段伯宇到南京中山陵半山上密谈。贾亦斌说:“国民党根本没有希望了, 准备逃之夭夭。你看我们怎么办?”段伯宇说:“要自己抓武装才有办法。光依靠杂牌部队, 不行。”经过分析讨论, “自己掌握武装”成了他们的共识。于是他们当即拟订了一个自行组织武装的初步计划。此后不久, 计划初见成效。贾亦斌利用蒋介石在长江以南组建30个新军的图谋, 毛遂自荐表示愿意负责动员召集和组织训练他手上的青年军 (共有7.6万多人) , 因此当上了预备干部局 (简称“预干局”) 代局长, 并兼任预备干部训练第一总队总队长。与此同时, 刘农畯调到伞兵三团任团长。这支部队是国民党军队之精粹, 号称“国军之花”, 是1944年从国民党远征军、青年军和中央军校精选组编, 并由美军顾问团训练的一支现代化部队。
1948年9月, 段仲宇被任命为上海港口副司令, 负责宁沪杭海陆空三军的供给。司令部设在虹口四川北路底。有利的是, 司令是汤恩伯的原财务处长兼任, 他常驻舟山, 事务都由仲宇代管。另外, 段仲宇还兼沪宁、沪杭两路铁道军运官和上海市政委员。所以, 段伯宇语重心长地对段仲宇说:“我们的重点放到了上海, 在你这里设个基点, 也是联络中心。”
此后, 段伯宇加强了对国民党阵营的分化工作。到1948年冬, 段伯宇所掌握的部队有:贾亦斌领导的国防部预备干部训练第一总队, 刘农畯领导的伞兵三团, 王海峤领导的国防部工兵第4团, 齐国楮领导的江苏保安第九旅, 段仲宇领导的上海港口司令部及其所属辎重汽车团两个团, 贾亦斌老部下周敬亭领导的驻守江苏扬中县的41师, 贾亦斌老同学方懋锴领导的驻守上海大场镇的青年军209师、驻守浦镇的96军、驻守芜湖的106军, 以及国民党装甲兵一个营, 大约有六七万人之众。这些部队, 西起芜湖, 东至嘉兴、杭州, 沿江千余里, 形成了一条秘密战线。
1948年7月, 中共中央上海局专门成立了策反工作委员会, 张执一为书记, 委员有王锡珍 (即陈约珥) 、李正文、田云樵。他们利用一切关系策反国民党人员, 以减少解放上海的损失。1948年底, 策反工作进入紧张阶段, 段伯宇就以治疗肺结核病为由脱离了军务局, 到上海集中全力搞军运工作, 以便配合解放军渡江。
策划蒋家“太子军”嘉兴起义
据李正文的儿子回忆:1949年2月间, 上海党组织恢复了段伯宇长期失掉的组织关系, 又批准贾亦斌、段仲宇、刘农畯、宋健人等人的入党要求。对于这些新党员和联络员, 都按地下党的特别组织原则, 由李正文单线联系和领导。对他们的联合起义计划, “策委会”和上海局领导经过仔细分析和反复研究后认为, 条件不足不能实行。因为即使加上我党所掌握的其他所有准备起义的部队一起联合起义, 也会因为敌我力量悬殊难以成功, 只有各自利用有利时机单独起义、分别行动比较合适。 (李海丘、李海鹰《疾风劲草, 青史英豪——我的父亲李正文》, 《中华魂网》) 上海地下党提出先组织贾亦斌部起义的方案, 因为预干总队是蒋经国的嫡系部队, 起义又选在宁沪杭中心地带, 政治影响将是巨大的, 即便不能在军事上给国民党以重创, 也可使其新建30个军固守江南的计划受动摇, 并与解放军渡江作战相呼应。
可是, 贾亦斌已引起特务的注意。3月初, 蒋经国打来电话, 命贾亦斌随同国防部监察局局长彭位仁即刻去溪口见蒋介石。贾意识到溪口之邀无异于“鸿门宴”。去还是不去?贾亦斌赶到上海向李正文、段伯宇报告。李正文后来回忆:“贾亦斌当时估计, 去了凶多吉少, 重则拘留扣押, 轻则撤职了事。但去, 可以凭三寸不烂之舌, 争取信任于万一, 以便率部起义。不去, 固然可以避免关押之险, 但将完全失去为党率兵起义的机会。于是贾亦斌认为冒险去溪口还是值得的。” (李正文《我所知道的贾亦斌率领预干总队起义》, 载《国民党军起义投诚·沪苏皖浙赣闽地区》, 解放军出版社1994年版)
贾亦斌见到蒋经国后, 为打消蒋的怀疑, 爽快地服从南撤福建。蒋终于放贾亦斌回到上海。3月12日, 贾在华懋饭店向李正文和段伯宇汇报溪口之行情况, 并再商起义计划。不料, 蒋介石还是对贾不放心, 断然下令撤销了贾的各项实职, 只保留了一个国防部少将部员的虚职, 等于是撤职看管。
3月底, 贾亦斌回到上海。4月2日, 李正文和段伯宇正式向贾传达了中共上海地下党的指示:发动预干总队起义, 起义部队经莫干山向天目山挺进, 与苏浙皖边区游击队联系, 策应人民解放军渡江。起义日期定在4月15日, 起义后部队易帜“苏浙皖边区民主联军”。 (《贾亦斌:与蒋经国之间从挚交到分手》, 载王凡、东平:《特别经历:十位历史见证人的亲历实录》, 中共党史出版社2008年版) 贾当即表示:绝不辜负共产党对他的信任, 保证完成起义使命。
3日凌晨, 贾亦斌秘密潜回嘉兴, 他在秘密住所不断地同起义骨干碰面, 开始了紧张的起义部署。遗憾的是, 消息泄露了。5日, 贾亦斌在南湖游艇上与李正文紧急交谈, 要求提前起义。李鉴于形势紧迫, 当机立断, 代表策反委员会批准了贾的行动计划, 并告诉贾, 由于起义时间改变, 不可能通知驻平望的江苏省保安第二旅同步起义, 预干总队将在没有策应的情况下孤军奋战。
就在贾亦斌着手提前起义的同时, 得知消息的黎天铎, 也在筹划着如何逮捕贾亦斌, 扑灭起义, 向其上司邀功请赏。
4月6日临近黄昏, 贾亦斌接到第一大队长李恺寅已经发现贾在嘉兴的急报, 于是毅然决然作出当晚就准备行动的决定。
4月7日凌晨, 贾亦斌率领预备干部训练团第一总队4000余人, 在嘉兴举行震惊宁沪杭地区的武装起义。起义部队经莫干山向天目山解放区挺进。当日清早, 蒋介石、蒋经国父子在奉化溪口, 收到了贾亦斌率领“太子军”叛变的急电。听闻此讯, 蒋经国痛心疾首, 流涕向父亲检讨。蒋介石暴跳如雷, 连连斥责儿子“无能”, “用人失策”;他指示国防部火速调兵遣将, 对起义者围追堵截, 并悬赏银元5万, 购买贾亦斌的头颅。国民党当局随即调集了数个师及浙、苏、皖地区好几个县的保安队警察, 甚至动用了守卫长江的精锐和空军, 对起义部队层层包围, 以图迅速扑灭这燃起在国民党心脏地带的起义之火。
起义军在敌人重重围追堵截下, 且战且走, 损失严重。贾亦斌率余部300多人于4月12日下午到妙西山良村, 又遭到敌人的密集枪炮袭击。一夜血战, 只剩80余人冲出了敌人的包围圈。贾亦斌决定化整为零, 扮装成老百姓, 分散突围, 并散布了贾亦斌已战死的消息, 以迷惑敌人。国民党当局出于宣传目的, 在各报以大幅标题刊发“贾亦斌在良村被击毙”的消息。
后来, 贾亦斌在农民的帮助下, 历经辗转, 终于在浙江、安徽交界处, 找到了中共苏浙皖边区工委书记兼游击队政委钱敏。4月21日, 人民解放军突破长江天堑, 南京、芜湖等地先后解放。数日后, 贾亦斌被送往刚获解放的南京家中养病。
几天后, 中共华东局和三野的领导陈毅、曾山和中共中央上海局书记刘晓, 在丹阳大旅社接见了贾亦斌。贾亦斌悲怆地说:“我没有将起义部队全部带到解放区......”“不, 你已经胜利完成了起义任务, 你的英勇爱国行动值得称赞!”陈毅没容贾亦斌说完, 就截住他的话头。他随后留在了由陈毅统率的三野。
预干总队起义失利后, 除了牺牲、失散逃脱者外, 2200多名官兵被俘, 国民党将其改编后驻扎厦门。后来, 厦门部队中的原预干总队学员再度起义, 大多数参加了解放军。
“国军之花”伞兵三团海上举义
国民党伞兵部队于1944年组建于昆明, 下辖一、二、三团, 隶属陆军总部。伞兵军官都是国民党中级和高级军事院校的毕业生, 一律美式装备, 是蒋家王朝的特种嫡系机械化部队。1949年初, 伞兵第三团从南京调到上海, 驻防远郊安亭、三林塘一带, 担负沪宁线和沪杭线铁路警戒任务。
段伯宇与刘农畯建立关系后, 刘表明愿意投奔共产党。段向刘传达了中共上海局的指示:利用南撤之机, 在上海举行起义;然后调转船头北上, 直驰苏北连云港解放区。刘欣然接受。
1949年3月, 在解放军渡江战役前夕, 为了谋求最后的逃路, 蒋介石匆忙赶至上海, 召见伞兵司令张绪滋少将和3个伞兵团的正副团长, 决定将伞兵部队调往福建, 然后去台湾。就在这次召见时, 蒋特意单独对刘农畯交底:到台湾后, 将三团编为自己的“御前卫队”, 给予特殊待遇。上海策委会接到刘农畯送来的情报后, 决定放弃原定的就地起义方案, 让伞兵三团在调防途中起义。同时, 为集中策反力量, 中共上海局决定把策反伞兵三团的三股力量汇合在一起, 归上海策委会统一领导。这样, 这几路地下工作者终于接上了关系。
3月20日, 国防部给伞兵司令部下达命令:“因战局吃紧, 日后恐无法解决运输船只, 三团需提前起程, 与伞兵司令部军械处一道, 和伞兵二团合并为一个梯队, 于3月28日撤离上海。”面对突然改变的南撤计划, 段仲宇想尽办法, 以“三团一营还在北火车站担任警备, 接防的汤恩伯部队还没下命令调来, 一营不能撤”为借口, 予以拖延。
不料, 在这个节骨眼上, 李正文等负责人被特务发现, 不得不撤离苏北根据地。段伯宇也接到上级指示, 必须立即撤往香港。策反委员会的工作改由张登主持, 改派田云樵领导伞兵三团起义。田云樵和段仲宇在万国公墓按约定暗号接上了头。田指示, 一定要按照已决定的方案行动, 如果上海火线起义不成, 就争取在调防途中起义, 决不能把队伍撤到南方去。
4月13日晚8时许, 登陆艇行驶到嵊泗列岛东北部, 这里是南下北上的转折点。按预订的起义计划, 舰艇应在此转向北上。关键时刻, 航行指挥官李贵田以国防部命令伞兵第3团北上青岛待命为名, 命令船长改航北上。刘农畯立即召开全团营以上军官会议, 传达所谓国防部令伞兵第3团北上的电报, 并宣布转航青岛的命令。
4月14日下午4时, 登陆艇来到苏北射阳县的东北海面, 即将向西拐入去连云港的航道。这一带已经是不受国民党控制的安全地带。指挥部决定召集连以上军官宣布起义。
刘农畯后来撰写的《伞兵三团海上举义记》, 展现了这一惊心动魄的场面:刘见军官们到齐了, 说道:“今天我团以孤军增援青岛, 无疑是以卵投石, 不是当炮灰, 便是当俘虏, 总之是有去无回。”此言一出, 全场愕然。“全团官兵, 上有父母, 下有儿女, 兄弟们与我共事多年, 不忍把大家往死里送。不少兄弟已组织起来, 提出不去青岛打仗, 起义投共, 因事关重大, 特地把各位请来商议”。
军官们听了, 面面相觑, 沉默不语。“共产党搞的鬼, 老子和他拼了!”八连长一声嚎叫, 猛地拔出一颗手榴弹, 用手指扣住导火索, 恶狠狠地说:“谁是共产党, 有种的站出来!”
“胡闹!”刘农畯一拍桌子, “甲板上堆满汽油弹药, 船舱里都是家小, 你想让大家都完蛋?把他带下去, 给我禁闭起来!”早有准备的纠察队一拥而上, 三下五除二将八连长制服, 架了出去。这当头一棒, 把满腹狐疑的副团长姜健等人镇住了。
“陈主任, 听听你的高见。”刘农畯有意让也是地下党员的伞兵司令部军械处主任陈家懋带个好头。“欲进无路, 欲退无门……”陈家懋沉吟着说, “如今只有起义这条路了。”
刘农畯看见营连长们纷纷表态愿意追随自己弃暗投明, 便说:“我宣布, 伞兵三团从现在起脱离蒋帮, 即刻起义。请各位立即向全团兄弟传达这一命令, 不服从的, 立即关押起来。”
当日深夜, 军务局长俞济时匆忙送给蒋介石一份电报:“新华社4月18日电, 驻上海浦东的国民党伞兵三团全体官兵毅然起义, 参加人民解放军, 全体官兵向毛主席、朱总司令发了致敬电……”蒋介石看后立刻脸色苍白, 头晕目眩。医生、副官、侍从闻声而至, 乱作一团……
预干总队和伞兵三团被称为蒋介石和蒋经国的“太子军”、“御林军”。这两支队伍“从蒋家的心窝里反出来”, 震撼了宁沪杭各方。它们的起义, 对于瓦解国民党党心军心, 配合解放军渡江, 解放南京、上海, 发挥了重要作用。
此后, 其他部队也相继行动。段仲宇利用手中职权, 以各种借口拖延发车、发船计划, 使国民党大量部队无法正常调动, 存放在上海的军粮、被服和武器弹药落入解放军手中。
段伯宇转移香港后, 找到乔冠华, 再转移到解放区。1949年10月1日, 段伯宇和他的战友们登上了天安门观礼台, 光荣地参加了新中国的开国大典。 (1998年逝世——编者注) 段仲宇解放后一直在军中任职, 1982年以副军职离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