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伊始，各地百废待兴，省会的选择成为影响未来发展的关键。特别是广西壮族自治区，在省会的确定上，涉及深重的历史、地理及战略因素。桂林、南宁和柳州，这三座城市各具特色，争议不断。究竟哪座城市将成为广西的政治和文化中心？这一选择背后隐藏了怎样的故事和较量？下面小史就带大家一起了解一下。

从元朝起中国采纳了创新的行政区划体系——行省制。这一制度依据地形地貌如河流、湖泊和山脉将国土分为10个行省，而随着社会的演变，这种行政划分也逐渐得到优化和发展。

到了明朝，广西的行政区域轮廓更加明确，明朝政府决策将桂林定为广西首府。桂林作为广西首府的历史悠久，从元明清三朝延续至915年之久，许多人不禁疑惑，桂林何以有如此持久的吸引力？

桂林作为首府的理由主要有两点。首先，桂北地区粮食生产丰富，能有效保障居民及军队的粮食需求，在频繁的战争年代，这是非常重要的战略考量。其次，桂林的水运系统发达，能够有效连接内陆与沿海，为物资交换提供了便利。

清朝晚期随着西方列强的入侵，特别是法国对中南半岛的控制及其对广西的侵扰，清政府开始考虑迁移首府以应对外部威胁。当时的两广总督岑春煊和广西巡抚林绍年提议选择地理位置更加战略的南宁，这个建议基于南宁靠近边境的位置，更便于国防和国际贸易。

但这一提议引发了朝廷内部的激烈争论。桂林籍官员唐景崇坚决反对，认为迁都会造成巨大的经济负担并加重民众疾苦，因此这一迁都计划最终搁浅。进入1912年清朝末年，广西的政治版图再次发生变动。陆荣廷控制了广西的军政权力后，提出将南宁设为首府，而将桂林定为军政府的办公地点。这一方案最终在1915年得到实施，虽然有部分人士对此决定持保留态度。

1930年代，随着李宗仁和白崇禧领导的新桂系崛起，这两位桂林人开始考虑首府的再次迁移。抗战时期，由于首府机关的安全问题，李宗仁和白崇禧提出将首府迁回桂林。1936年10月1日，广西首府成功迁回桂林，尽管两人对此感到满意，但这一变化并未持久。

在1949年春，我军成功实施渡江战役，不仅打破了国民党的“划江而治”战略，也为华南地区的解放铺平了道路。此时广西地区的解放战争已进入关键阶段，随之而来的行政问题亟待解决。

到了8月1日，中央决策层正式宣布成立中共广西省委；接着在9月22日，广西省委在武汉的万国饭店正式成立，张云逸被任命为首任书记，陈漫远等人则被任命为副书记。

随着省委的建立，接下来的关键任务是选择一个合适的省会城市。关于这一决定，意见呈现分歧。一方面有观点认为桂林，这座具有深厚历史文化背景的城市，因其丰富的旅游资源和较为完善的基础设施，是理想的省会选择。桂林不仅声名远扬，而且教育、文化设施一应俱全，具备承担省会角色的所有条件。

另一方面有人提出柳州更为合适。作为广西的交通枢纽，柳州的工业基础坚实，多条铁路线交汇于此，从地理和产业发展的角度考虑，都显示出其独特的优势。柳州的地理位置使其成为连接各地的中心，有利于推动整个区域的均衡发展。

还有声音支持南宁。这些人认为南宁是广西省委和省人民政府的实际驻地，且其地理位置接近国际边境，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南宁的水路交通网络发达，可以促进与周边国家的贸易往来，增强其国际地位。

面对这些不同的观点，广西省委的成员们感到难以作出决断，他们决定将这一问题提交给中央，由毛主席做出最终裁决。当毛主席得知这些不同的建议后，他经过深思熟虑，认为将省会设在南宁是最为合适的选择。他认为南宁地理位置优越，其作为交通枢纽和与越南的接近性，都是未来发展中不可忽视的优势。

在1950年2月期间，广西省政府正式成立，并由中央确定南宁作为省会城市。然而由于长期战乱的影响，南宁的基础设施严重损毁，整个城市显得破败不堪。当时的南宁几乎是一片废墟，道路毁坏严重，政府命令难以下达至边远地区。此外因为防卫力量不足，地方上还有土匪肆虐，严重威胁着人民的生命安全和社会稳定。

面对这些困难，部分官员向中央建议，考虑将省会迁至其他地点。但当毛主席接收到这些汇报后，他表达了坚定的立场：“广西的省会不需要迁移，我们可以修复道路，我们也能消灭土匪。

在毛主席的坚决指示下，广西省会的位置争议暂时平息。他进一步指示罗瑞卿立刻规划三条航线，确保北京、广州和昆明与南宁之间有直达的航班，以加强省会与国内其他重要城市的联系。

到了1950年9月，尽管仍有声音建议变更省会位置，中央最终决定维持南宁的地位。领导层表示，经过深思熟虑后，认为保持南宁作为省会是大多数同志的普遍意见，是符合实际需要的。

在随后的一年中，广西的社会秩序和基础设施得到逐步恢复和改善。在毛主席的领导下，1951年广西铁路系统开始恢复功能，大大促进了地区的交通和物资流通，同时土匪问题也得到根本的解决，治安状况显著提升。

1955年韦国清被中央选派前往广西任职，带来新的活力和发展思路。韦国清在革命战争中展示了卓越的军事才能和政治洞察力。他早年参与百色起义，并在邓小平、张云逸的领导下走上革命之路。经过长征和解放战争的磨砺，韦国清的职位稳步上升，直至成为红军的团长。抗战和解放战争期间，他的英勇表现为他赢得了毛主席的特别赏识和信任。

建国后尽管毛主席曾打算让韦国清从事外交工作，但因种种原因未成，韦国清最终被派往越南作为军事顾问团团长，协助越南人民进行抗法斗争。完成任务后1955年韦国清回到家乡广西，开始担任省长职务。

韦国清在任职期间，深感南宁作为省会存在战略和发展局限。他在1958年的南宁会议期间向毛主席提议，认为柳州地处广西中心，其交通优势明显，更适合发展教育、工业和政府机构。韦国清指出柳州的荒地广阔，便于进行大规模的城市规划和基础设施建设。

毛主席对韦国清的提议回应颇具机智，以北京的地理位置为例，强调首都位置不必追求地理中心，而应考虑战略、政治、文化等多方面因素。他认为南宁靠近国防重地，如龙州、钦州湾等，能有效发挥在国防和地区发展中的关键作用。南宁还可以作为连接云南、广西和广东西部的经济走廊的枢纽，从而推动整个西南地区的经济发展。

尽管广西省会的位置在南宁已经稳固，1958年初广西的发展策略又一次被推到了风口浪尖。当年1月毛主席访问南宁，主持了一场重要的中央工作会议，广西省的省人民政府主席韦国清借此机会提出了一个大胆的建议：将省会迁移至柳州。

韦国清在担任省长后，便开始深入研究广西的地理、经济和社会结构，力图推动地区快速发展。在他看来，柳州地处广西的心脏地带，拥有更优越的交通和工业基础，是建设更多学校、医院及其他基础设施的理想地点。

在中央工作会议上，韦国清向毛主席详细阐述了柳州的地理优势和发展潜力，强调柳州的中心位置能更好地连接广西的各个角落，促进区域平衡发展。他认为南宁虽然具有历史地位，但在新的发展阶段，柳州提供了更多机遇。

毛主席对此提议持谨慎态度。他用北京的例子反问韦国清，指出首都北京尽管地理位置并非最优，但它的政治、文化和历史地位是无可替代的。他强调每个地方都有其独特的优势和局限，决策应考虑全局而非片面之利。

毛主席的回答深刻影响了韦国清，使其重新思考省会的战略意义和发展定位。此后，韦国清未再公开提出迁移省会的议题，转而专注于在现有条件下优化和扩展南宁的城市规划和基础设施建设。

随着时间的推移，南宁巩固了其作为省会的地位，还成功地转型升级，成为了广西乃至西南地区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在党和人民的共同努力下，南宁展现出繁荣发展的景象，验证了当年决策的前瞻性和正确性。

到了1992年，随着国务院的决策将南宁列为开放城市，并将广西定位为连接大西南与东南亚的重要通道，南宁的战略地位和经济影响力得到了显著提升。南宁成为中国—东盟博览会的永久举办地，还在区域发展中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

这一系列的发展成就证明了毛主席当初选择南宁作为省会的决策是极具前瞻性和战略智慧的，南宁的崛起为广西乃至整个中国的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