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的一个夏日，在成都火车站，一张偶然的快照揭示了一个看似普通场景：一个中年男子席地而坐，周围散落着凉鞋和水瓶，全神贯注地注视着手机。外表看来，他无异于街边的乞丐，但这张照片一经网络传播，便有眼尖的网友认出，这位“乞丐”不是别人，正是曾经的四川宜宾市副市长、身家亿万的樊建川。这位前富豪，现在的样子究竟是因为热衷收藏而破产，还是另有隐情？下面小史就带大家一起了解一下。

1957年，樊建川诞生于四川宜宾市，一个军事家庭的怀抱中。他的父母都曾身穿军装，特别是他的父亲樊忠义，其经历堪称传奇。

樊忠义原籍山西兴县，在15岁时他加入了阎锡山的晋绥军。命运多舛的樊忠义在部队溃散后被迫加入日军的伪军行列，但他心存不甘，两次逃亡未果，第三次终于成功，并在逃亡途中加入了八路军，从此踏上了抗战英雄的道路，最终成为一名炮兵连长。

樊建川的名字也寓含着父亲对他的期望——“建设新四川”，文革期间由于樊忠义曾短暂为伪军，他遭到了严重的批斗。年幼的樊建川看着父亲被批斗，内心充满了不解和愤怒。这段经历促使樊建川开始搜集父亲过去的书信、传单等文献资料，试图还原真相，同时也在不知不觉中培养了对收藏的热爱。

在1974年完成高中学业后，樊建川响应国家的呼召，投身农村，体验了两年知青生活。这段经历深刻锻炼了他的意志。1976年，他通过严格的体检，实现了童年的梦想，成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一员。

三年后，高考恢复之际，樊建川身为一名解放军战士，抓住了这次重要的机会，考入了解放军西安政治学院。在那里，他不仅深化了对政治理论的理解，还培养了自己的组织和领导能力。学院毕业后，他被派往成都三医大学任教，这一经历使他对教育和培养未来一代充满了热情。

1987年，樊建川结束了自己的军旅生涯，出身军人的樊建川一直秉承为国为民的理念，在研究和制定政策时，他总是力求真实反映人民的需求和声音，这种真诚和热心让他迅速得到了上级的认可和信赖。

1991年，他被提拔为宜宾市常务副市长，尽管职位崇高，樊建川发现自己难以适应政府工作的繁文缛节和复杂人际关系。多年军旅生活培养出的直率和耿直让他对官场的某些操作感到不适。

尤其是在与不同界别人士的交往中，频繁的礼节性应酬让他感到厌烦。这种不适应逐渐积累，使得樊建川思考更为独立的职业道路。正值改革开放浪潮中，不少政府官员选择“下海”进入商界，樊建川也开始考虑这条路径。

樊建川的职业生涯转折点最终在他与一位老友的深夜对话中明朗化。讨论中友人的一句话触动了他：“真正的挑战和机遇，在于创造，而不仅仅是管理。” 这句话像是一把钥匙，打开了他心中的锁，坚定了他辞职创业的决心，开始了另一段传奇旅程。

1993年，六年的公务员生涯使樊建川站在了职业生涯的一个转折点上。那一年他被上级单独召见，提议让他升任宜宾市市长。对许多人而言这是一个令人向往的高位，然而对樊建川来说，这却成了一个他需要深思的问题。

樊建川的反应异常迅速，他几乎没有犹豫就决定拒绝这一职位，并计划辞去现有的所有公务员职务。这一决定引起了广泛的关注甚至有电视台对他的决定进行了专访。在接受采访时，樊建川坦率地表达了自己的担忧：“作为一名公务员，工资水平有限，难以支持我对收藏的热情。我害怕在金钱的诱惑下，做出一些违背我的原则的决定。

1994年，樊建川以其雷厉风行的办事风格和独到的商业洞察力，涉足了房地产业，并迅速在该领域建立了自己的商业帝国。进入新世纪随着房地产市场的繁荣，樊建川的事业如日中天，他的公司迅速崛起，成为房地产界的重要力量，他本人也因此荣登国内富豪榜，个人财富高达数十亿。尽管财富众多，樊建川始终保持着朴素的生活方式，常常出现在小巷的廉价餐摊前，这种反差使得他的形象更加接地气，赢得了众多的赞誉和关注。

2001年，在事业如日中天时，樊建川却突发奇想，决心要建设一座博物馆。这个念头一经提出，便遭到了家人的强烈反对，特别是他的妻子，她认为那是一个不切实际的梦想，而且可能会分散樊建川在房地产市场上的注意力。然而，樊建川坚持自己的决定，他向妻子表明了自己的想法：虽然房地产商人众多，但他希望能通过建立博物馆为社会做出更有意义的贡献，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

到了2004年，樊建川不仅购买了四川大邑县的数百亩土地，还亲自参与了博物馆的设计和建设工作。他不是坐在办公室里指挥，而是像一个普通工人一样，白天夜里都在工地上忙碌，亲自监督每一个建设环节，确保每一块砖、每一片瓦符合他的高标准。2005年，经过一年多的辛勤劳动，这座博物馆终于建成，并正式向公众开放。

在2005年，适逢中国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纪念之际，樊建川筹建的“建川博物馆”在四川大邑县安仁镇隆重开幕。首批设立了五个主题馆：中流砥柱馆、正面战场馆、飞虎奇兵馆、不屈战俘馆和侵华日军罪行馆，其中大部分展品都源自樊建川多年的私人收藏。

在2007年末，安仁镇见证了樊建川的一份非同寻常的决定。他表达了一个遗愿，那就是在他去世后，他的博物馆、珍贵的文物收藏，乃至于他的所有个人财产，全数无偿捐赠给政府。他的妻子经过一周的深思熟虑，最终理解并支持了他对于文化遗产的执着，对于樊建川另一更为非凡的遗嘱内容，她却无法签字认同。

这份遗嘱中，樊建川表达了一个非常独特的愿望：将他的遗体捐赠给重庆三医大，并使用他的皮肤制成一面军鼓，安置在博物馆入口。他希望通过这面鼓的每一次敲击，激活一个巨大的声控电视墙，他的影像便会出现并演唱一曲，参观者需为此捐款千元以支持博物馆的发展。“即便我离世，也能继续为博物馆做出贡献。”他如是说。

2008年，樊建川的这份执着与奉献精神被美国布莱恩特大学所认可，他被授予荣誉博士学位。推荐他的终身教授杨洪评价道：“樊建川先生身上体现了强烈的民族自尊心及为全人类文化历史留下宝贵资料的壮志豪情。

面对媒体的采访，问及他是否曾后悔放弃政途和巨额财富，樊建川坚定地回答：“人生若只如初见，纸质可存千年，文物则能传万代。人终将一去不复返，而这些文物将为历史作见证，直至永恒。

金庸曾经评价说，“侠之大者，为国为民。”樊建川通过他的博物馆建设和无私的文物捐赠是历史的守护者，也是未来的桥梁建设者。他用自己的方式，唤醒并启迪了无数可能已遗忘的灵魂。他的生命虽然有限，但他为文化遗产的保护与传承注入了无尽的生命力，确保了文化记忆的延续。

樊建川的梦想止步于已建的博物馆群，他抱持更远大的志向，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百年之际，完成100座博物馆的建设。“若能活至92岁，亲眼目睹新中国成立百年并见证100座博物馆的落成，我便无憾于此生。即便我未能亲见那一日，我的团队和爱女也将继续这一使命。”樊建川如是说。

他的规划不止于生前的贡献，还包括了他死后的奇特遗愿：他打算将自己的遗体捐赠给重庆三医大，并希望用自己的皮肤绷制成一面军鼓，安置在建川博物馆的入口。樊建川设想，每当有人敲击这面鼓时，他的录像就会在声控电视墙上播放他唱歌的画面，敲鼓者需向博物馆捐款一千元。“这样我虽离世，依然能为博物馆持续贡献。

在深谈到个人终极愿景时，樊建川分享了他对死后的期待：“若我的生命能鼓舞新一代肩负起民族的责任，那么我愿以‘鼓舞’二字作为我的墓志铭。”他渴望激励更多人站出来，成为国家的支柱。

樊建川坚信，虽然大多数人应享受安宁的生活，总有一些人需要挺身而出，为民族发声：“中国13亿人口中，有些人必须成为那敲响警钟的勇士。我希望成为这样的人，直至生命的尽头。

他的这番话体现了他的历史使命感，也深刻揭示了他对未来的深远期待。樊建川以自己的行动和计划，为我们树立了如何承担和传承责任的典范。通过不懈努力和不断奋斗，樊建川确信，历史的记忆与教训将被永久保存并赋予新的生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