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7年5月28日，风雨交加，山东半岛外的海面上波涛汹涌，十几艘帆船徘徊在小清河口附近，一不打渔，二不进港避风，似乎在等待什么，船上的人个个翘首远望，他们当中既有中共干部，还有两名身穿中山装的国民党文官。
忽然，人群中发出一声惊呼：“船来了!”于是，大家一齐向东北方向望去，果然远远地看到有一团很大的黑沉沉的东西，好像一个小村庄似的渐渐出现在茫茫风雨之中。
美龄号登陆舰
由上海开来的“美龄”号登陆艇，终于抵达羊角沟，风雨无阻地给解放区运来大量毛料、睡袋、蚊帐、服装、罐头、奶粉、饼干、糖果，以及当时市面上紧缺的鱼肝油、盘尼西林、金鸡纳霜等药品，甚至还有两辆美制吉普车和几桶汽油。美制小吉普卸下之后，一辆留在当地，一辆则由当地的渤海区党委送给了中共中央副主席刘少奇。
几天以后，又来了一艘登陆艇，送来37部10轮大卡车，胶东军区后勤部派了40多名驾驶员去接车，这些车虽说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从美军退役的剩余物资，但都还能用，这对解放军简直是雪中送炭，因为组建不久的华东野战军炮兵纵队正急需载重车辆补充呢。
关于解放区获得的救济物资，我们只能从零星的史料中管中窥豹。例如，曾任华野13纵司令员的周志坚在回忆录中写道：联合国救济总署救援山东的物资，一直存放在仓库里，1947年9月，胶东战役期间，13纵领到一批毛毯，每匹马还发了两条，垫到鞍子下。
《晋冀鲁豫边区交通史》记载：1947年，晋冀鲁豫边区派工作组前往羊角沟接受救济物资，计有汽车50余辆，接回后交部队使用。
又据亲历者回忆：中原突围前，运往宣化店的几千吨面粉和救济物资，因为事先只顾部队的需要，打张小领条，就拿走了，事后到分署结账时，却有几千吨物资还悬在账上。那些第×分队第×小队的领条，也没有一个图章，根本不能报销。怎么办?只好做假账，搞了一个多月才完事。
“解总”档案
有关史料中，较为透彻的，当数《中国解放区救济总会山东分会两年来工作总结报告》，该报告称：“大部物资均用于支前或军工建设，对于自卫战争实起了相当作用。”
该报告又披露：1946年10月~1947年2月，仅部分面粉因转运物资，用作以工代赈，发给群众，医药器材、营养品等仍统拨卫生局，按军卫及地方医院实际需要，按比例分配。
此后，华东局决定一切物资可以作为财政收入者，统作财政收入，并各交有关部门接收处理。本会当依此原则分别执行，呢绒、布匹、毯子等类拨交财办，由工商局负责接收，工农器材全部交实业厅接收，医药器材交卫生局及卫生部接收，面粉、粮食等交粮食局接收，军服、工服等交军供给部接收，少数福利物资交滨海专署接收，分发群众。
那么，前方战场上国共两军打得热火朝天，国民党为什么要援助解放区呢?事情的起因，首先得从联合国说起。
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以下简称“联总”)于1943年创立，目的是在二战结束后统筹重建损失严重且无力复兴的同盟国参战国家，施予帮助者主要是美国、英国与加拿大，遭受战火最严重的中国成为主要受援国。
“联总”的救济工作主要通过各国的行政机构进行，在中国设有分署，1945年1月，国民政府设立行政院善后救济总署（简称“行总”），代表政府作为“联总”的对应机构，负责接受和分配“联总”提供的救济物资。“行总”的总部初在重庆，后迁南京，在上海、浙江、福建等省市设立 15 个分署。
“联总”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胜利在望之际，“联总”决定对中国提供5亿美元的紧急救济和善后修复。所谓救济，为急赈性质，占总额的1/3，着重于粮食、衣服、药品、住所及难民还乡；所谓善后，为建设性质，将工矿、水利、交通、电讯、医院、学校等公共事业恢复到战前水平，这方面的物资有火车、汽车、船舶、铁轨、建材、木料、燃油以及各种工具和器材，份额约占总数的2/3。
延安方面及时成立了中国解放区救济总会(以下简称“解总”)，当仁不让地提出解放区人民同样付出巨大牺牲，所以也应该同样公平地获得物资救济的要求，并作出承诺：“联总、行总说明，救济物资以人民为对象，不发给军队及政府机关，此为我军队政府向来一贯救济人民之精神，自能一致。遵照延安救济总会意旨，我各级救济机关本身之费用，由政府协助或另行筹募，不支用救济物资分文。”
对于中共的要求，美国表示支持，国民党也没有一口回绝，双方针锋相对的主要焦点始终是“多与少”，而不是“有和无”的问题。
正如“行总”自诩的那样：“根据联总决议，救济对象，无种族宗教及政治信仰之别，凡遭受战祸之地方及人民，均一视同仁。胜利之初，政协开幕，国共纠纷，正在协谋解决，举国翘望复兴有期，故内顺舆情，外全国家信誉，对共区救济，自应一秉大公，兼筹并顾；况共区人民，于抗战期间，同被战祸，期待救之情，正与其他区域相同，亦应在救济之列。”
董必武和“解总”人员合影
中华民国不仅参与创建了联合国，而且还跻身于“联总”的决策行列，成为“联总”中央委员会的四国代表之一，并兼任“联总”远东区域委员会常任主席，在国际舞台上庄重地签署过一系列宪章和协定，包括决不歧视任何不同种族、不同信仰的“联总”决议。有了这份约束，那就应该自觉地承担起相应的责任和义务。
正是基于这种立场，1945年12月，行政院善后救济总署署长蒋廷黼与周恩来经多次磋商，达成六项谅解：“救济以确受战事损失之地方与人民为对象；救济不以种族宗教及政治信仰不同而有歧视；救济物资之发放不经军政机关而由人民团体协助办理；如行总人员及运载物资车船于进入共区被扣留时，则行总人员即自该区撤退；行总人员不得过问共区地方行政；中共可派代表在共区协助行总人员办理救济工作。”
4个月以后，红旗飘飘的烟台港便迎来第一批登陆艇，大批物资随之纷至沓来，或就地移交，或继续转运到其他解放区。即使是在双方开打以后，屡战屡败的国民党尽管心里百般不愿意，但顾忌自己的国际形象，继续向中共方面提供救济。
这些援助虽然顶着联合国的名义，实际上主要是美国佬在买单，所以，可以认为解放战争期间美国对解放区同样给予了大量的援助。更诡异的是，为了将援助物资从国外运进解放区，国民党还补贴了高额的运费!
蒋廷黼
从1946年6月底的内战爆发，到1947年10月的停运为止，国民党仅通过山东沿海港口就向各解放区运送8万余吨救济物资，光是在新开辟的石臼所港，就有8艘登陆艇运来5000余吨物资。据统计，在联合国给中国提供的236万吨救济物资中，解放区总共得到约10万吨物资，价值上千万美元。
当然，国共两方对于物资分配自然不免有分配份额的争议。中共代表就强调在受战争灾害的人口中，有一半以上位于解放区，理应得到60%的救济物资，而实际数额只占总数的2%，绝大部分都给了国统区，极不公平。
针对这一问题，蒋廷黼曾多次以人格作保证，绝无所谓歧视问题，“若谓本署进入中共控制区之物资不及联总到华物资之2%，诚为最大之误会”，理由是像机头、车皮、铁轨、船舶、推土机等大宗器材，是恢复交通和水利建设的，并不配予民间。但是，即使考虑这个因素，解放区获得救济物资仅占总额的2%，也确实太少。
1948年4月30日，行总在报告善后救济两年来的工作时又解释道：“和谈正式决裂以前，中共控制区域，均在交通线外，故所需交通器材，显属次要；且三十五年年底以前，联总运到物资，以粮食为大宗，约占全数2/3，而当时共区则十九皆为粮产较丰之区域；虽水旱灾情亦有少数地点发生，然比之于湖南、广东等省情形，实又不及；若平均分配，不但轻重倒置，抑且缓急不分，故三十三年度共区分配，就表面数字言之，似嫌较少，因而有三十五年七月联总在华人员控诉行总成为政争武器之事件发生。”
救济灾民
同时，关于救济物资的争论，还有一个“好与坏”的焦点，比如，“解总”曾多次指责国民党总是把比较实用的、有价值的东西留给自己，而把他们不需要的给了解放区。《胶东解放区见闻录》一书写道：“如我看到的，联总的卡车把妇女穿的高跟鞋运了几卡车到莱阳城，这些东西拿到农村毫无用处，这是国民党故意跟我们作对。”
除了“多与少”“好与坏”以外，在黄河回归故道的问题上，国共两党关于工期、搬迁、土方、经费等方面的争吵也是纠缠不休。
例如：由于以前的河床被开垦为村庄和农田，“解总”方面便提出每人补偿10万元、共计补偿400亿元的要求，而行总方面则认为需要搬迁的人口没有那么多，只同意支付150亿元，于是以周恩来为首的解放区代表以不妥协、不退让的态度，坚持反对引黄归故，并强烈谴责国民党修复黄河的罪恶目的就是以水代兵，蓄意淹毙700万解放区人民。
鉴于黄河汛期的迫近，复堤工程刻不容缓，“联总”于1947年6月19日致函国民政府，要求签订“君子协定”，于近日内沿黄河两侧大堤各5英里中止军事行动，在6月下旬~7月底，不加阻难地保证人员和物资进行复堤工作，并立即为这一工程提供额外的紧急供应和财政援助。
南京当局则表示，如果中共方面接受停火建议，国民党方面则不成问题。于是，“联总”很高兴，又希望与中共方面达成“君子协定”，也命令沿河停战，全力保护施工人员和物资的安全。
黄河修堤
然而，周恩来于6月26日发给“解总”代表的密电却是：关于黄河下游修堤问题，显然是要阻止我军渡河南下，“如我拒绝此项要求，则蒋介石便可于夏汛时决堤淹我解放区人民，妨碍我黄河两岸作战交通……现我方应暂置之不理，勿与谈判，以观变化。”
4天以后，刘邓大军便强渡黄河，揭开了战略进攻的序幕，国民党随即于1947年7月8日开始对解放区实施全面禁运，接着联总又无奈宣布暂停北纬34°(即大致位于许昌、淮北、宿迁一线)以北地区的救济活动。
纵观解放区的救济工作全过程，风波不断，一再发生不愉快的事件，甚至刀枪相见。有趣的是，当国共双方为救济物资发生争议时，一般都是国民党退让妥协——这倒不是国民党为了救济难民而“忍辱负重”，而是联合国的物资国民党拿到的是绝大部分，一旦双方争执不下，让“联总”暂停提供救济物资，损失最大的还是国民党当局。所以，国民党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对于发放解放区的救济物资一般都能大开绿灯。
救济灾民
1946年6月3日，“行总”接到青岛分署的请示报告，要求必须持有郑介民签证，救济物资才能放行解放区，电文如下：
行政院善后救济总署署长蒋钧鉴：案准青岛警备司令部三十五年五月三十一日参三字第三一六号代电内开：“顷奉第二绥靖区司令官王辰筏辰二文电，转准军调部郑委员辰寒执行一直电开，共军近来利用国际善后救济总署输送救济各方及调处之机会，常假借执行部名义运送物资至共军占领区，而共军对于流入我区物资，则严密封锁，嗣后凡往共军占领区之物资车辆，须持有本部郑委员签字之证明文件，方准执行。凡由共军占领区进入我区者，亦同样办理饬即遵办等因。除饬属遵照外，相应电请贵署长谅察并婉为转达联总驻青专员。此后，如有运送共军占领区之物资至希查照，上项手续办理为荷。”
这也就是说，第二绥靖区司令官王耀武对共军钻空子很不爽，希望加强管理，请正在参与国共和谈的军统首脑郑介民把好最后一道关。
然而，“行总”方面却很强硬，于6月28日发出这样的指令：“运往任何地区之救济物资，业奉行政院令准，经军事委员会通令全国部队放行，且依照国际协定亦应放行，本署未便接受任何签证，仰即婉复转知。”
同一时间内，黄百韬的第25军又扣下运往苏北解放区的救济物资，周恩来致电蒋延黼，“请望飞速放行为祷”。于是，学者出身的蒋署长也很客气，复函称：“周恩来先生大鉴：系(35)发字第五四五号大函奉悉。运淮阴物资已代电二十五军，请即放行。”
当然，黄百韬此举没有任何借口，纯属无理取闹，不过，对于那些“有理取闹”的事情，国民党也没有借题发挥，殃及其他。
1947年阳春三月，一条长长的船队从天津出发，沿运河直发解放区的泊头重镇，不幸在沧州被查出地下党夹带的火碱、印钞纸等违禁品，国民党河北省主席孙连仲只是把违禁品封存待查，运单以内的4500吨救济物资全数放行。
救济物资的使用
1947 年 11 月 25 日，联合国第三届代表大会决定撤销“善后救济总署”，根据第二届联合国大会决议，“联总”宣告解散。“解总”驻沪办事处于 1947 年 12 月结束，年底撤离上海。
1948年3月，由于前线军事形势不利，蒋介石开始翻脸了。他指示国民党当局对解总工作制造障碍，在国民党的阻挠下，“行总”终于停止了给解放区提供物资。1948 年 10 月，“行总”撤销，各分署也先后结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