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抗日战争初期，八路军以其灵活的游击战术在华北、华中等地建立了广泛的敌后根据地，有效牵制了大量日军兵力。尤其是在山西、河北等地，八路军运用地道战、伏击战等多种战术，迫使日军陷入漫长的游击战泥潭，极大地削弱了日军的机动性和战斗力。这种战略布局使日军难以在短期内消灭八路军，也分散了其进攻延安的主要精力。

1943年，毛泽东在一篇论述中提及，国民党在西北地区部署了三个集团军，其中一支负责防范日军，其余两支则主要任务是围困陕甘宁边区。这一兵力部署既是国民党内部政策的反映，也是应对复杂国际国内形势的一种战略考量。黄河的存在作为一个天然屏障，加之国民党军队的布防，构成了保卫延安的重要防线，迫使日军在进攻延安时必须慎重行事，避免引发更大规模的冲突。

日军在侵华过程中，实行“以战养战”的策略，倾向于占领经济发达的城市和工业基地，以此支撑长期战争的需求。然而，延安虽不如沿海大城市那样繁华，却是重要的战略要地，蕴含着丰富的自然资源，尤其是钨矿资源，对日本具有吸引力。但从政治角度看，延安的象征意义远远超过了它的物质价值。一旦成功占领，将对当时中国的抗日士气造成重大打击。然而，考虑到黄河防线和国民党军队的阻击，日军在评估攻占延安的成本与收益后，采取了相对保守的策略，避免直接的正面冲突。

在抗日战争的中期，日军面临多线作战的困境，需要在全球范围内调配兵力。一方面，太平洋战场上与美国的激烈对决，迫使日本军队不断增援东南亚及南太平洋区域；另一方面，中国战场的持久战消耗了大量资源。在此背景下，日军对于进攻延安的选择显得尤为谨慎。他们更倾向于通过对敌后根据地的持续扫荡，破坏八路军的后勤体系，而非直接进攻延安，以免陷入与国民党军队的直接对峙，增加不必要的军事和政治风险。

日军未全力进攻延安的决策，是基于对八路军实力的充分认识、黄河防线的存在、国民党军队的威胁以及自身战略需求的综合考量。这一决策反映了日军在全面战争中面临的复杂挑战，以及在军事、政治层面所做的权衡与抉择。历史的进程往往是由多种因素交织而成，对于特定时期的决策，我们需要站在当时的角度，结合国际国内的宏观背景，进行全面深入的理解与解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