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是循环的，现在不过是古代的轮回；所经历的，也不过是过去的复制。所有展现在我们面前的，只是一种简单的映射，不过我们把它复杂了，放映机前，我们现在是观众，以后会成为舞台上的小丑，观众变成了子孙……

现在世界局势不容乐观，俄罗斯、乌克兰，以色列、加沙，硝烟弥漫、生灵涂炭，老百姓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

在这场烟火盛宴里，我们仿佛又被卷入了时空的绞杀机，在血雨腥火里听闻到了古人滚滚而来的铁骑，战刀劈开了头颅，铁枪穿透了胸腹……

我们的周边也不太平，M国虎视眈眈，除了给我们添堵，就是给我们下绊。

面对这种局面怎样破局，采取什么样的手段？看看古人是怎样说的。

战国，之所以称为“战国”，就是因为国与国之间存在互相侵轧，相互战争，因此历史称之为“战国”。一个“战”字，其实是对历史前进车轮的最真实描述！

当时对各国了解，对“七雄”采取的策略十分有研究的荀况，曾经有一段十分精彩的论述，现在读来对目前国际局势有醍醐灌顶、茅塞顿开的感觉。

荀况来到赵国，赵孝成王接待了他。

当时赵王准备任用临武君（历史人物，具体名字已无所考证，是楚考烈王的重要将领，因为没能抵挡秦国的攻击而败）为将军。

赵王就军事问题向两人请教，说：“请问二位，军事的关键是什么呢？”

当然这句话可以理解为：军事取胜的因素有哪些？

临武君不但有作战取胜的经验，更有失败的教训，他不假思索地说道：“上得天时，下得地利，后发而先至，这就是用兵的要略。”

临武君的经验之谈也是血的教训换来的，这句来自于孟子的《得道多助，失道寡助》中的话有他的道理。

作为亚圣，孟子对天下的论述，对于一个国家的长治久安提供了一个答案。

但临武君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孟子在这篇文章中所讲述的是“道”，得“道”才能得到帮助，“道”就是人和。

临武君显然断章取义了，他对民心与国家发展的利益关系还是领悟不到，使得他对战争的胜负、国家的统一之间的辩证关系理解不到位，这也是致使他失败的原因。

同样是先儒家后法家的大师荀况否定了临武君的话。

他说：“不对！取胜的关键在于团结，上下一心。弓和箭没有调和，就是后羿也不能射中，六匹马不配合，就是造父（周王的司机）也不能跑远。如果老百姓不依附国君，就是商汤和周武王也不能战胜，所以得到人民拥护的，就是善于用兵的，所以用兵的要略在于人民拥护。”

得民心者，得天下！荀况一语中的。

唐太宗在他的获奖感言中同样也说道：“水能载舟，亦能覆舟。”

这里的“水”就是指老百姓，指民心的向背。

《孙子兵法》的第一篇，是论“能不能战”？能战的首要条件就是对“道”的把握上。他说：“道者，令民与上同意也。”意思就是上下一心才能战。

民心可用，军队才能用。其他的条件都可以候一候。

临武君说的也没错，但天时、地利那是下一步的条件。

见自己的论调被荀况否定，临武君有些挂不住了，他红着脸强辩道： “你说的不对，用兵贵在对势的利用上，在于制造形势，逼着人趋利避害，行军打仗都是变诈之势。所以善于用兵的人恍忽神秘，让敌不可测。不知道从什么地方冲出来，孙武、吴起就是用这套办法无敌于天下，哪里等人民归附了才去作战呢？”

临武君所说的也是《孙子兵法》上的内容，《孙子兵法》有“势篇”，上面说：“故善战者，求之于势，不责于人。” 意思是，人都是趋利避害的，你只要制造出“势”，啥人都能战。

比如说，置之死地而后生，你给他制造出绝境，必死的形势和求生的欲望，会使一个怯懦的人，也会变成亡命之徒去死战。

其实，两个人说的都不错，不过他们对问题的视角不同，所以论述的维度空间也不相同，是不同维度，不同层面的兵法。

荀况主要讲了战争之前的准备，临武君是说的战争中怎样把控。

两个人显然杠上了。

荀况说：“你说的才不对！我所说的是仁人之兵，王者之志。你所称道的是权谋势利。

仁人之兵是不可使诈的。那些被你诈术能对付的，都是他们粗心怠慢，防备不周。或者是君臣上下，君王、百姓之间离心离德的。所以说，如果双方都是桀纣之君，以桀诈桀，还能存有侥幸，如果以桀去诈尧，那就无异于以卵击石。

仁人之兵，上下同心，三军同力，臣对于君王，百姓对于国家，就像是儿子对待父亲，弟弟对待兄长，就像是用手臂保护头颅和眼镜，保护胸腹一样。

仁人之师，团结一致，谁能欺诈得了他。仁人之兵，团结起来就是勇猛的团队；分散开来，就成整齐的行列；延伸时，如同莫邪的宝剑，碰上就会被折断；短兵相接时，如同莫邪的利锋，遇到立即死亡……所以，仁者执政，国家日渐光明，其他诸侯各国，先归顺的安定，后归顺的危险……”

荀况的论述，和现在的形势很吻合，像是一些西方国家，言而无信，前面说，后面抹，纷纷使用诈术来欺骗他国，M国更是人前一套，背后一套，用一袋洗衣粉就可以明目张胆地发动一场战争，歼灭一个国家。

发动目的就是用临武君所讲的这样，制造“势”端蒙蔽别人，趁“势”打劫，以薅他国羊毛为目的。他们这种在国际舞台上不断使用的“诈”术，在一段时间内或许取得了“胜利”，正义可能迟到，但不会缺席。

让我们拭目以待吧！

赵王和临武君被荀况慷慨激昂的演说折服了。

上下同心，看上去很简单的四个字，但做起来很难，作为君王能不能以身作则，道德治国，对待百姓能不能真心实意，能不能放下权力带来的负面，不鱼肉百姓。这些都是一个君王应该具备的。

君王，应该是“君子之王”，他们的道德规范，是成为君子的王道，是天下楷模，是君子学习、达到的标准，所以才把一个国家的领导人称为“君王”！

纣、秦的亡国就是反面教材。

赵王和临武君被荀况的“战道”折服，两个人就一起问：那么一个国家想要成为王者，应该运用什么机制，才能达到上下一心呢？

荀况开始论战时，临武君还是另一辩方选手，刚刚第一回合就跟着荀况的思路走了，这就是荀况人格魅力和学识的能力展现。

荀况说：国君贤能，国家就治理的好；国君无能，国家就会混乱；尊崇礼仪，国家就治理的好，不尊崇礼仪，国家就会乱。

治理得好的国家就会强，治理不好的国家就会弱，这是强弱的根本。在上位的人有威信，就能驱使百姓；在上位的人，没有威信，就会失去民心。百姓可用的就强，百姓不可用的就弱，这是强弱的常理。

那么当时各个国之间是怎样募兵，激励将士们作战的呢？

荀况说：齐国注重个人技战术，培养单兵作战能力，凡是斩首一名敌方士兵，国家出钱购买，给予赏金。

而且不论此战输赢，都按人头计算，就是打赢了，斩首少，给的钱也少；就算打输了，只要斩首对方的脑袋瓜子多，给的赏金也多。

这就有意思了。

要是遇见弱敌，冲上去，斩人头给抢钱一样；要是遇上强敌，看看没钱赚，就一哄而散。

这是亡国之兵，给从街上招募的一帮打手一样，没有比这更弱的部队了。

多么像是现在的雇佣兵。

魏国呢，注重选拔武卒，那些身体条件好的，身披重甲，能拉重弓 ，身挎50支羽箭，扛着长枪，腰悬长剑，背负3天的干粮，一天还要行军100里。

一旦通过考试，就免除徭役，赏给他们良田住宅。

经过几年后，他们的体质开始下降，但免除的赋税不能再征收，赏给的良田住宅也不能再收回，国家再选拔兵卒，也不能改变这个政策。

魏国虽然土地广阔，征兵越多，税收就越少，战争的投入反而越大。这种机制是危国征兵，军队越多，国家就越危险。

“再看秦国，秦地势险恶，国家对人民非常残酷，让他们隐蔽于险恶的地势，胁迫 驱使他们作战。战胜则赏功，战败则刑罚，百姓想改善自己的生活，只有拼命杀敌一条路。

功劳和赏赐成正比，只要砍下敌人5个脑袋，就能升任五甲，管理5户人家。这是最为长久的昌盛机制。所以秦国自从采取这策略以来，经历四代君主，才有今日之强。这是必然而不是运气。”

“所以说，齐国的技击抵不过魏国的武卒，魏国的武卒又抵不过秦的锐卒。但秦的锐卒抵不过当初齐桓公、晋文公的节制之师。齐桓公、晋文公的节制之师又不能敌商汤、武王的仁义之师，碰上仁义之师，他们无异于以卵击石。

因为各国培养的都是追求名利的将领和战士，打仗就像雇工和做买卖，没有谁愿意敬爱他的君王，而愿意效死。

诸侯各国中，如果有一国能微妙地理解这种仁义的原理和精髓，并加以运用，其他各国就危险了。”

“所以招募也好，选拔也好，奖惩激励也好，都是功利至上。而利义教化，是齐民之道，是让人民团结一心。以诡诈对付诡诈，还有巧有拙，能比试比试；以诈遇齐，就是用诡诈对付团结，那就是用一把锥刀去扎泰山了。 ”

“所以商汤诛桀，武王伐纣，能从容进军，暴君的人民都愿意倒戈协助，诛杀桀纣，桀纣就成为孤家寡人，独夫民贼。”

“所以士兵能大齐，团结一心，就能王天下；小齐，程度低一点，也能制伏邻国。”

“那些招募选拔、激励奖惩、崇尚功利的军队，则胜负无常，起落不定，这叫做‘盗兵’，跟强盗一样，君子不走这条路。”

荀子所论述的内容，用现在的话说，就是团队和团伙的区别，团队有愿景，有价值观，有理想，有文化，有爱。

团伙只有岗位职责和激励机制。如同战国各国，都是武装团伙。

赵孝成王和临武君听了荀况的言论，都若有所思，想了一会儿，道：“请问将领怎么选拔呢？”

荀况说道：“知莫大于起疑，行莫大于无过，事莫大于无悔，事至无悔而止矣，不可必也。”

荀子的这段话什么意思呢？

最大的智慧就是不用诈，不用奇谋巧计。以不变应万变，任你千条妙计，我有一定之规。

最了不起的行动，不是一举成功，而是不犯错。

做事的原则，就是一旦决定就不要后悔。不后悔，就没有侥幸心理。事至无悔而止，决策的时候决策到只能这个样，无论什么结果都不后悔，因为你不可能期待必胜。

无过和无悔，是你没有反复。最高的效率不是你行动有多快，而是从不返工；最好的进步，是你不退步。

《孙子兵法》说：“胜可知，而不可为。善战者，能为己之不可胜，不可使敌之可胜，不可胜在己，可胜在敌。”

战争首先要保证自己立于不败之地，那么战争的主动权就掌握在自己手里了。敌人什么时候被打败，要看他的情况，他如果也搞得好好的，那就相安无事。

三国时期，晋派羊祜去守边，待机而动。而吴国的陆抗，同样优秀，两人在对峙中相安十几年，虽各为其主，但心照不宣。所以在羊祜的时候晋没有和吴开战，这就是《孙子兵法》中所说的“胜可知，而不可为……”

当敌人露出败相的时候，一定要抓住，不要错过机会。

荀况说的“无悔”，并不是指一种心理，一种豁出去不要命的匹夫之勇，而是把事情控制在可接受的范围内，不出这个范围，所以叫“事之无悔而止矣”。

“无悔而止，不可必也”，不追求最好的结果，确保不是最坏的。

“止于至善”，就是止于最不坏，你理想中的最完美，根本不存在。这是儒家的观点。

上面所述，只是君王应该对天下、国家、政策、制度、自己态度的一个正确认识。

但一个好的军队必须有一个好的统帅、将军，才能决策千里，战无不败。

荀况接着说：“一个好的将军，必须要做到六条：第一，制定号令，严明且有威信；第二，赏功罚罪，要确实而有信用；第三，阵地营垒，粮秣财物，要周密严固，让敌人不能夺取；第四，调动行军，无论是挺进还是撤退，都要保持秩序，安稳而迅速；第五，派出斥候侦察敌人，都要深入到敌人内部，甚至和敌人队伍相参，直接探听到他们的消息；第六，和敌人遭遇决战，一定打有把握的仗，不要在情况不明时做出决策。这六条，叫六术。

另外还有五条：第一，不要因为我喜爱他就任命他为将领，不喜欢就不用；第二，不要打了胜仗就疏忽怠慢，忘记随时可能被敌人打败；第三，不要对内威严，对外轻忽；第四，不要只见其利，不见其害；第五，凡考虑问题，一定要成熟，使用财物，一定要宽裕。这五条，叫做五权。

另外，又有三条，第一，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分三种情况，一是宁愿被处死，也不要因听取上级命令把军队带到不安全的险境；二是宁愿被处死，也不可听上级命令去打不可能打胜的仗，导致全军覆没；三是宁可被处死，也不能听取上级命令去伤害平民百姓。这三条，叫三至。 ”

“受命于君王，上任为主将，率领上、中、下三军，三军既定，将校尉官各就其位，粮秣财物各得其正， 则君王的赏赐不能让他喜悦，敌人的挑衅不能让他愤怒，心中有主见，外物不能使他动摇，这就叫至臣。”

“任何事情都实现谋略周全，保持敬畏，慎终如始，始终如一，没有覆没之祸，就大吉了。 ”

“要做到，敬谋、敬事、敬吏、敬众、敬敌，保持敬畏，小心谋划，不可懈怠；敬慎行事，任何大事小事都不懈怠；敬自己的部下官吏， 不可对他们怠慢；敬自己的士兵，不能高高在上；敬敌人，一分一秒也不能懈怠。这五敬，叫‘五不旷’——五个不懈怠。”

“谨慎地遵循以上我说的六术、五权、三至，再处以恭敬、无旷，这就是天下之将，与神明相通了。”

兵法的关键不在于胜，而在于不败。败的一方总是因为先犯错，而被对方抓住了错误，军事上不能试错，试错成本太高，绝不可心存侥幸。侥幸是人性的大弱点，人们愿意相信一些事情，只不过希望那是真的。

人们对待战争，要有理性思维，胜利只是偶然，失败才是必然，有这样的思想才能领兵打仗。

临武君彻底被荀况的战略思想征服了，他不顾赵王在侧，情不自禁地问道：“好，那么王者之师的军制是什么呢？”

荀况说：“为将的，建其擂鼓以令三军，不能弃鼓而奔，死也要死在鼓旁；驾战车的不可弃掉缰绳而逃，死也要抓住缰绳；各级军吏呢，就要死守住你的职位；士大夫就死在行列之中，决不弃职而逃 。”

听到鼓声就前进，闻见鸣金就撤退，一切行动听指挥，服从命令最重要，夺取战功是次要的，没命令你前进你前进，与没让你撤退就撤退是同罪。

不杀老弱，不毁坏庄稼，不战而退的，不去追杀他；负隅顽抗的，格杀勿论；奔走来投降的，不要囚禁他。凡是诛杀，不要诛杀百姓，要诛杀那些祸乱百姓的乱贼。

王者之师，只有诛杀，没有战斗，无需发动攻城，也不用对阵血战，我大军抵达，敌军上下欢喜庆祝，就顺利结束战争。

为什么呢？因为敌国百姓和军队都痛恨他们的国君和政策，盼着我们的军队来解放他们。”

荀况说到这里，临武君听迷了，不由得赞叹：“说得好！”

一旁的陈嚣听到这里，忍不住开口问道：“先生论兵总是以仁义为本，仁者爱人，义者循理，那为什么还要谈兵呢？凡兴师动众，都是为了利益吗！”

这个问题问的好，我们现在也是这个观点，既然讲仁义道德，那么就不要打仗。

荀况说：“仁者爱人，就是痛恨那些害人的坏蛋；义者循理，循理，就是痛恨乱理的奸人。军队是用来除暴安良的，不是用来争夺利益的。”

荀况虽然这样说，但在战国当时的环境下，是不被人接受的，战国上下的君臣，其价值观已经变得偏颇了，因为在他们心中已经没有了王道思想，只有利益争夺。作为研究学问的荀况，其理论再正确，对像是陈嚣这样的大臣来说，也不过是对牛弹琴。

荀子给赵孝成王上了一课，成王很受启发，他想来想去还是觉得老将廉颇更符合为将的标准，于是就任命廉颇为将去攻打魏国的繁阳。

不久，成王去世，儿子赵悼襄王继位，新赵王就想用自己喜欢的武陵君乐乘来代替廉颇。

赵王犯了荀况所说的“五权”中的第一条，这是很危险的。

果然危险来了，廉颇纳闷，我带兵好好的，你小赵王干嘛换我？廉颇索性领兵攻打乐乘，乐乘跑了，廉颇也在赵国呆不下去了，干脆投降了对手魏国。

好好的一盘棋，走错一步，满盘皆输。

后来，赵王又任用老将李牧伐燕，攻取武遂和方城。

李牧是历史上有名的战将，他领的兵虽然不是王者之师，但至少符合荀况所说的主将具备的条件。

特别是对“六术”的运用上，李牧信手拈来。他在守卫边疆，与匈奴作战的时候，就把匈奴掌握了赵王给予的特权，有自己独立的财政大权，他每天都宰几头牛犒劳士兵， 平时严格操练士兵，设置烽火台，变大量派出间谍侦察敌情，但就是不出战。

他这是在等机会，在等敌人露出破绽，然后一举消灭。

李牧通过疑兵之计，斩杀匈奴骑兵十余万，灭掉了东胡，单于孤身逃跑，以至于匈奴往北迁移，十几年没缓过劲来，不敢踏进赵地半步。

要不是后来赵王中了反间计，说不定统一天下的就是赵国了。

视线拉回到现在，世界形势无所就是历史的重演，回顾荀况所说的战略、战法，那

视线拉回现在，世界形势无所就是历史的重复，回顾荀况所说的战略、战法，那么谁又堪称“仁义之师”呢？

我想读者心里已经有答案了！

以不变应万变，用王者之师看那些“诈术”的失败。

资料来自于《资治通鉴》《史记》《孙子兵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