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倪维思引种果树的动机，倪维思夫人海伦说道：“我丈夫之所以将西洋水果引入中国，是因为他持有一个信念，即一个传教士的职责不仅在于为周围人谋求精神上的福祉，还要关心他们当下的物质需要。”尽管倪维思引种西洋水果定然有世俗的欲求和个体需要。新教伦理本质上是一种世俗化的伦理观念，作为一名不同于天主教神父的新教牧师，倪维思肯定了世俗生活的合理性。童年长期的农场生活经历对他弥足珍贵，“他在祖父影响下对乡间景色产生了由衷的热爱，乡间生活是他获得快乐的一个重要源泉，”
“他常与祖父母和姑姑沿着农场的溪流散步，随时可以饱餐一顿各种新鲜可口的水果。”而来中国传教之后，他发现中国的水果品质非常差，并在著述中对此多有抱怨，“中国水果在种类上跟美国类似，但大多数却令人难以下咽，尤其是北方出产的葡萄、桃、杏。南方的橘子和香蕉在口感上与美国同类水果则差不多。”可见，倪维思有引种西洋水果以饱口福的愿望。
然而倪维思引种果树更为重要的一点是以科技为“婢女”，服务于传教这一主业。倪维思来华前后这段时间，在欧美普遍流传着基督教在华传教失败的论调。倪维思在分析基督教在中国传播面临的困境时指出，“部分责任是外国人自己造成的，鸦片贸易成为基督教传播的永久性障碍。还有外国人各种声名狼藉的道德败坏和违法行为均使得中国的基督化变得不可能。”当然，基督教在华传播还受到中国民众文化心理的抗斥。
在倪维思夫妇来华传教之初，倪维思夫人曾劝说一位患病的中国老妇人皈依耶稣，但这位老妇人的反应却是现世功利性的：“如果耶稣能让我恢复健康，我就信仰他。”这句话对倪维思夫妇影响很大，与中国人的广泛接触使得他们意识到中国人的实用观，“他们拜神、敬神是出于对神有所欲求。”倪维思意识到一个传教士的职责不仅在于为人谋求精神上的福祉，还要关心他们当下的物质需要。
对中国文化性格的把握为倪维思夫妇开展传教工作厘清了思路。学者方豪曾论及明末清初天主教的“适应策略”：“一个宗教，要从发源地传播到其他新地区去，如果它不仅希望在新地区吸收愚夫愚妇，也希望获得新地区知识分子的信仰，以便在新地区生根，然后发育滋长，那末，它必须先吸收当地的文化，迎合当地人的思想、风俗、习惯。”倪维思领悟到中国人的实用观，他见到山区的土地贫瘠，农民收入有限，生活艰苦，决定先帮助当地老百姓改善生活，满足物质需求，进而对传教士与基督教产生亲近感。这样，传教的问题就容易解决了。于是，倪维思尝试运用“适应策略”，引种西洋果树，从物质实用层面惠及中国百姓，进而使后者对外国传教士与基督教产生亲近感与皈依感，希冀“这会在各方面得到好处”。
1862年山东地区发生霍乱，为了扑灭疫情，倪维思夫妇在登州为当地人配药，免费发放。倪维思还会同郭显德牧师（Rev. Hunter Corbett）等人走遍青州、潍县、临沂等地，从事赈灾活动，使数万人民受惠，他的义举赢得了很多灾民的尊重。倪维思为人柔和谦卑，平易近人，与当地人们相处非常融洽。1864年，倪维思夫人海伦身患重病，登州医疗条件太差，只能返美就医同时也为在华的行动筹集款项。好在1863年宾州的狄考文博士（Calvin Wilson Mateer，1836-1908）来到登州，正好接替了他的工作。倪维思夫妇得以安心离开，海伦在美国得到很好的治疗，获得康复。
1867年，倪维思夫妇返回中国，继续在登州传教、教学和引种水果。1871年倪维思与妻子海伦搬到芝罘（现烟台），在毓璜顶那里购买土地并设计、建筑了一座宽敞的，名为“南楼 ”的住宅作为居所。同时他还开办了一家诊所，为那些不同宗派的新近到达这里的传教士提供服务，也为中国孤儿和穷苦百姓提供救济和帮助。以烟台为基地，倪维思通常每年都要游历整个山东两次，以考察山东的风土人情、地理、物产。
倪维思还在烟台毓璜顶东南山坡，买下十二亩半的土地，辟作试验农场，用以种植繁育来自国外的果树，这就是中国第一个苹果果园。农场的正门上方高悬着一块匾额，匾额上用中英两种文字书写，英文在上，写的是Foreign Fruit Garden（外国水果园）John. Wannamaker.Yu.；中文在下，写的是“广兴果园”四个繁体字。因为这一片果园位于倪维思夫妇居住的“南楼”之南，故又名“南苑”。
倪维思在果园的路边上，建起了三间工具房。青砖砌的四角，灰色的小瓦盖顶，四围的墙从腰线以上，都用石灰抹得白亮生神；窗户开得很大，房间用石灰刷白，宽敞而明亮。果园所用的一切工具，都放在一间房内，其它两间放了一些桌椅，还有一块大黑板，是倪维思用来给工人以及想着来此学习水果栽培技术人上课的地方。为了解决农场灌溉问题，他还在岩石层的地下挖了一口深井，令当地人感到惊讶，他们认为这是不可能的事。倪维思将这片果园交给相交至好的中国教友管理，他自己则提供所有的经费，并定期前来传授专业的种植技术和经验。
倪维思从小就和祖父一起学习如何种植果树，加上后期的专业学习，对于各种果树的种植方法和病虫害防治很有经验。成为传教士后，他曾为没有机会施展园艺而感到遗憾，现在有了土地，他的愿望得以实现。为了获得优良的果树品种，“他广泛搜罗美国以及欧洲各地适合于山东土壤气候的果树品类，”由船只经海上运至山东。倪维思将从美国与欧洲引进的各种果树苗木在自己的果园上种植、实验，最后推广。他跟大家约定：果园应常备有嫁接用的外国果树接穗，并无偿送给前来索要的当地人。起初当地人都心存疑虑，因此果树接穗几乎无人问津。但几年后，当地人惊讶地发现这些洋水果结果后，果大色艳，风味绝佳，市价竟是本地水果的10倍以上，于是附近村庄里的人们纷纷前来索要种苗，从此以后，烟台地区开始大量种植各种水果。
1873年，倪维思由烟台向西进行了长达600英里的徒步传教之旅，同时考察周边的风土人情、地理物产。1877年，山东省发生大饥荒（华北大饥荒），倪维思在筹集资金、建立粮食配送中心、组织赈灾团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他还亲临临朐县赈灾，捐助救济银7600两，对灾民进行救助。同时，倪维思也开始将水果从烟台地区向山东其他教区推广，苹果开始在山东各地开花结果。
1877年，美国总统尤里西斯·辛普森·格兰特将军（Ulysses S. Grant，1822-1885年）卸任后，携妻子朱莉娅（Julia Dent Grant）作了为期两年的环球航行，游历了世界上许多国家。1879年6月16日，格兰特一行乘“里士满”（Richmond）号、“阿什洛特”（Ashuelot）号战舰离开天津前往烟台。6月17日清晨，格兰特一行乘坐的“里士满”号战舰到达烟台，来到这个被当时西方人称之为“中国纽波特（Newport）”的港口。时任登莱青兵备道兼东海关监督方汝冀为格兰特一行举行了隆重的欢迎仪式，中午在方汝冀道台官邸（一说为美国驻烟台领事馆）为格兰特一行设宴洗尘。宴会中格兰特与倪维思进行交流，对倪维思建造广兴果园，引进果树，造福一方的做法大为赞赏。
1889年山东大饥荒再次袭来，倪维思再次组织人员筹集资金、粮食进行救灾，使得许多灾民得以度过灾年。灾害的频繁发作，人们流离失所，更增加了倪维思要造福百姓，让大家都要富起来的信念。1890年7月，在朝鲜半岛传教的7位传教士邀请倪维思夫妇到汉城（今首尔）分享其传教方式。在朝鲜半岛的两周时间，倪维思详细地向这些传教士介绍了他的传教思想和理念。尽管其在朝鲜时间很短，而且只有少数几位传教士受到了倪维思的培训，但是倪维思的思想却被在朝鲜半岛的传教士普遍接受，对现在韩国基督教的影响巨大。
在烟台居住期间，倪维思曾多次回美国休假。1890年倪维思最后一次回到美国。尽管这次休假接近两年时间，但是他一刻也没有忘记在中国的传教事业。1892年2月4日倪维思在给母亲的信中写道：“我已经休养了很长时间。我觉得我应该回到中国，继续我在那里的工作。亲爱的妈妈，我又要不得不与你分别。对我来说，这是最大的考验。但是只要有一息尚存，我就必须工作。我很快就会回来，到那时我们再也不分开了。”实际上，倪维思已经清醒地认识到，他这一去，可能再也无法与母亲见面了，因此在这年夏天，他尽可能腾出时间多陪陪母亲，尽情地享受天伦之乐。
1892年9月初，倪维思从纽约州的家中启程，北上经休伦湖和苏必利尔湖，辗转到达温哥华，准备在那里搭船前往中国。9月18日，倪维思一行踏上“中国皇后”号，开始了他们的最后一次中国之行。经过近一个月的海上颠簸，他们到达上海。在上海短暂停留了几天后，搭船前往烟台。强劲的台风一路尾随倪维思乘坐的船只北上，船在狂风暴雨中剧烈颠簸，航行极其艰难。这是他所经历过的最糟糕的旅行。当船缓缓地驶入芝罘湾平静的海域，倪维思才终于松了一口气。10月13日，在经过了六个星期的长途劳顿后，他们终于到达烟台。
许多中国朋友早已在码头迎接他们，抬轿子的佣人和为他们搬运行李的雇工也早已在一旁等待。半个小时后，他们回到了阔别两年的家——“南楼”。这一天阳光明媚，花园里的菊花、玫瑰、紫菀等各种花卉正争奇斗艳，灿烂地开放着。在邻居们的精心照料下，倪维思的居所被收拾得井然有条。邻居们纷纷前来表达问候和欢迎。此时对倪维思一家来说，这里简直就是天堂，倪维思继续在烟台开始新的生活。
在离开美国前，倪维思的心脏就出现了一些不正常的情况。回到家里后的喜悦与兴奋，摆在眼前的各种工作的压力，使倪维思的心脏几乎有点承受不了。严重的心脏病的征兆突然变得越来越明显。但是他依然那么开朗，那么精神振奋。过了几个星期以后，他的身体开始慢慢地好转起来。
1893年4月，倪维思的弟弟从美国西海岸探望哥哥一家。他的身体也不是很好，希望海上旅行和生活节奏的改变能对身体恢复有所帮助。40年来，他们兄弟两个一直很少见面，在异域的这次相逢对他们来说是一次难得的机会。虽然时过境迁，但是他们对诗歌的爱好都没有改变。在无数个恬静宜人的夜晚，他们一起朗读或者背诵莎士比亚、拜伦等人的诗。有时他们一起到海湾里去划船， 或者到海边的崖壁下野炊，但是这样的户外活动不是很多，因为时间对于倪维思来说太宝贵了，很多工作正等着他去做。
1893年春天，倪维思把“南楼”的屋顶全面维修了一下。他相信，这座房子至少可以再使用20年而不用做大的维修。他之所以这样做是希望能给别人省下点麻烦，因为他知道，说不定在什么时候他就有可能不住在这里了。这年夏天，来自各地的传教士云集烟台，参加在这里召开的祈祷聚会和传教会议。很多活动都是倪维思亲自出面张罗的。按照预先的安排，1893年秋天，倪维思还要在F.W.约克逊的陪同下到各地的传教点和教堂寻访，然后前去参加在潍县举行的一次差会会议和在青州府举行的山东传教士会议。
10月18日，星期三，倪维思比往常更加忙碌。上午，他先到领事馆去参加了一次重要的会议。下午，他还必须再次去那里。在回到家里的一点点时间，他除了不断地会见来访者，还要抽空收拾、整理外出寻访时必需的行李。晚上，倪维思来到妻子的房间与她做伴，因为倪维思夫人此时患上了严重的气管炎。整个晚上倪维思的精神都很好，谈话中神采飞扬，丝毫没有焦躁不安的迹象。但是他感到很劳累。他说，他感到比去年生病的时候还要累。
第二天早上，倪维思感到身体有些不适。早饭后，他到了楼上告诉妻子，他感觉特别累，想在做祈祷前打个小盹。于是夫人把他搀扶到床上，为他盖上被子，让他休息一会儿。但是他很快就来到妻子的房间，无力地坐进沙发里，随即把他的手表递给妻子，让她测一下他的脉搏。他的脉搏断断续续的，非常微弱，有时甚至触摸不到。倪维思夫人非常担心，但是没有说别的，只是问他是否应该请医生。他同意了。过了片刻，他起身走进了家里的小教堂做早祷。一起做早祷的有Bainbridge小姐、Jackson先生以及家里的佣人，还有好几名华人信徒。在前一天，倪维思曾经诵读、讲解了帖撒罗尼迦前书的前半部分，今天，他深情而绘声绘色地把这一部分讲完。最后，像往常一样进行了祷告。倪维思回到房间后，坐到桌子旁想休息片刻。
过了一会儿，杜思韦特（Douthwaite）医生到了，倪维思起身到门口去迎接。然后，他们一起来到书房。这时倪维思的脸色十分难看，杜思韦特医生于是要求他到沙发上躺一会儿。他回答说， “不，还是待会儿到我妻子的房间去吧。” 杜思韦特医生问他：“昨天晚上睡得怎么样？” 他说：“很好，非常好，比往常都要好。”他把桌子上的东西略微收拾了一下，笑着转过身，嘴唇动了一下想说什么，忽然他整个身子慢慢地向前倒了下去。
此时海伦在楼上，正要准备下楼来迎接杜思韦特医生。忽然，她听到一阵奇怪的声响，好像是椅子歪倒的声音。她急忙从楼上冲下来，惊讶地看到她的丈夫仰面躺在桌子前的地板上，杜思韦特医生表情茫然地坐在他的旁边。海伦问道：“这是怎么了？” 杜思韦特医生说：“倪维思先生累倒了。”按照杜思韦特医生的建议和要求，海伦赶紧找了些白兰地回来，然后跪在他的身边，把他的头抱在胸前，轻轻呼唤着他的名字。但是倪维思没有丝毫的反应。望着倪维思安详的面容，海伦明白她心爱的丈夫已经离她远去了。
倪维思的葬礼在10月20日星期五的下午举行。首先，在Corbtt和杜思韦特的带领下，人们在教堂中为倪维思进行了祈祷。随后，Scott主教和Greenwood主持了倪维思的葬礼仪式。Corbtt在讲话中对倪维思给予了高度评价，并表达了深切的祝福。最后，人们一齐唱起了两首赞美诗，其中一首是倪维思生前最喜欢的。这一天天气温暖而和煦，人们送来的鲜花摆满了倪维思的墓地。
倪维思的墓地坐落在毓璜顶西坡的广兴果园旁。在很多年前，倪维思就为自己在这里的高坡上选择了一块土地作为自己百年后的墓地。现在倪维思的很多好友都已长眠在这里，而他生前植下的树木也生长得非常茂盛。倪维思的墓被鲜花簇拥着，墓前立着一块墓碑，墓碑的反面以中文镌刻，正面上刻着英文，碑文是：“约翰·利文斯顿·倪维思。1829年3月4日生于美国，1893年10月19日逝于芝罘。一位虔诚、忠诚、富有献身精神的传教士。四十年来，他把所有的爱都献给了中国人。”1942年，为了铭记倪维思为烟台地区的经济发展做出的突出贡献，时隔38年之后，烟台水果行业总会为他在广兴果园立像纪念。
倪维思一生传教、园艺之余，勤于著述，在华40年间，除了在当时出版的英文版《教务杂志》（The Chinese Recorder）上经常发表文章外，还有英文《中国和中国人》（China and Chinese: A General Description of the Country and its Inhabitants）等多部著作问世，对研究外国人眼中的中国人、中国文化以及不同文化比较，极有价值。
倪维思夫人海伦除传教和在教会学校教学之外，业余时间也勤于著述，写有不少早期到山东特别是登州的基督教新教传教士中文小传记，以及长老会早期登州、烟台传教史，可惜的是这些著述现在已难见到。海伦的英文著作《我们在中国的生活》（Our life in China：New York: Robert Carter and Brothers，1868），介绍他们夫妇到中国初期各方面的情况。倪维思去世两年后，海伦亲自为他撰写《倪维思传》（Helen Sanford Nevius，The life of John Livingston Nevius: for forty years a missionary in China，New York : Fleming H. Revell，1895），描述了他们夫妇截至1893年的在华经历和事业。海伦在丈夫去世后，继续在烟台、登州等地传教。海伦在中国传教、教学57年，于1910年去世。
让人们富起来，中国苹果、大樱桃的始祖——倪维思之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