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9年，一位年轻人带着父亲变卖祖传良田换来的200元银洋，远赴法国勤工俭学。这个名叫李立三的青年，在随后的岁月里成为了中国共产党的重要领导人之一。然而，1937年冬季的一个夜晚，他被迫滞留苏联，开启了长达八年的异国生涯。在这期间，他不仅无辜遭受牢狱之灾，更被诬陷为日本特务。命运的转折出人意料，就在他饱受磨难、远离祖国的时候，一个振奋人心的消息传来：在1945年的中共七大上，他被选为中央委员。
少年立志 投身革命1919年的寒冬，湖南一户普通农家发生了令人动容的一幕。李昌珪老先生含泪卖掉了十六亩祖传良田，换来两百银洋，将这笔钱交到了儿子李立三手中。这是一笔改变命运的路费，让年轻的李立三得以远渡重洋，赴法勤工俭学。
在法国的岁月里，李立三结识了一群志同道合的革命青年。他与陈延年、陈乔年、王若飞、陈毅、蔡和森等人建立起深厚友谊，一起探讨救国救民的道路。这群年轻人不甘于只做留学生，他们积极投身工人运动，成立了勤工俭学学会和克鲁梭华工工会。
1921年冬天，因为发起＂争回里大＂斗争，李立三与蔡和森、陈毅等一百多名同志被法国警察强行驱逐出境。这次被迫回国的经历，不仅没有打击他们的革命意志，反而坚定了他们的信念。
回到上海后，李立三很快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与其他同志不同，他的入党既没有介绍人，也没有候补期。陈独秀看中了这位年轻人的才干，立即派他回湖南开展工人运动。
命运的齿轮就此转动，李立三与毛泽东在前往安源的火车上相遇。两位革命者携手在安源这片热土上，与刘少奇等同志一起建立了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领导了著名的安源工人大罢工。
＂二七＂大罢工失败后，李立三展现出非凡的应变能力。在工人们的掩护下，他化装成火车头的烧炉工，与妻子李一纯一起离开安源，辗转来到武汉。在武汉，他担任了党的区委书记，开启了新的革命征程。
1924年初，李立三作为武汉国民党代表，与廖乾吾、刘伯垂一起出席了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会后不久，党中央又调他到上海，担任地委职工运动委员会书记。在上海期间，他参与策划了影响深远的五卅运动。
1927年，革命形势风起云涌。李立三在汉口担任总指挥，领导了收回英租界的斗争。同年，他投身南昌起义，不仅参与前期谋划，还担任前委政治保卫处处长，负责打击反动势力、收集情报，发动群众打土豪筹款。
留苏受阻 蒙冤入狱惊变起1937年深秋，中国抗日战争正处于最艰难的时期。王明和康生从莫斯科启程返回延安，按照原定计划，李立三也将同机回国参加抗战。这个看似普通的归国行程，却在临行前夜出现了戏剧性的变化。
王明突然宣布李立三必须留在苏联，没有给出任何合理解释。这个决定改变了李立三此后八年的人生轨迹。
留苏后的日子并不平静，1938年2月23日这一天，一场突如其来的灾难降临到李立三身上。苏联内务部的人员毫无预警地将他逮捕。从这一天起，李立三被迫开始了长达一年零九个月的牢狱生活。
审讯室里，内务部人员向李立三询问最基本的信息：姓名、身份。李立三堂堂正正地报上自己的名字，并表明自己是中国共产党的中央委员。这个回答让审讯人员大为震惊，他们立即将李立三转移到一间单人牢房。
很快，荒谬的指控接踵而至。内务部以莫须有的罪名指控李立三是日本特务，声称他潜入苏联的目的是要刺杀斯大林。在审讯过程中，他们对李立三实施了残酷的肉刑。
面对这些无理指控，李立三始终保持着坚定的立场。他严厉驳斥了这些毫无根据的说法，并采取了行动：给斯大林写信，揭露监狱中的种种不法行为。
然而，李立三的抗议并没有得到回应。在随后的日子里，他被多次转移关押地点，辗转于几个不同的监狱。每一处的生活条件都极其恶劣，但他始终没有屈服。
随着时间推移，这场牢狱之灾逐渐展现出其政治性质。审讯的重点开始发生微妙的转变，不再聚焦于所谓的日本特务身份。监狱的负责人开始指控李立三＂一贯反对共产国际＂，声称中共＂六大＂决议带有机会主义色彩。
面对这些指控，李立三的态度更加坚决。他明确表示要对这些污蔑中国共产党的言论提出控告。监狱负责人提出让他去见当时正在莫斯科的周恩来，但李立三表示不愿打扰周恩来的工作。
整整21个月的牢狱生活，不仅是对李立三个人的考验，更是对一个共产党人信仰的终极考验。在这段艰难的岁月里，他用实际行动展示了对党的忠诚，用坚韧不拔的意志对抗不公正的待遇。
控告不平 苦寻归国之路1939年11月4日，苏联的十月革命节前夕，内务部人员将李立三送回家中。他们对李莎说这是一份节日礼物，宣告了对李立三的无罪释放。但获得自由只是李立三新战斗的开始。
在李莎的协助下，李立三用了整整一周的时间，写出了一份长达百余页的俄文控告书。11月11日，他将这份控告书递交到共产国际，并见到了周恩来和任弼时。
共产国际监察委员会在11月底召开会议，专门讨论了李立三的控告。周恩来出席了其中一次会议，并对李立三的部分论点表示支持。但周恩来不久就返回中国，李立三的案件也随之陷入停滞。
直到1940年3月，共产国际监委会才做出结论：李立三在苏联的问题已经澄清，但他在中国党内的问题仍需要中国共产党作出判断。基于这个理由，他们决定暂停李立三的党籍。
失去党籍的李立三在莫斯科陷入了困境。他无法找到正式工作，也不被允许在莫斯科落户，只能靠共产国际红十字会的救济金维持生活。他四处求助，但多数部门都对他的请求置之不理。
最终，在共产国际秘书曼努意斯基的帮助下，李立三得以在莫斯科外文出版局中文部谋得一份翻译工作。这份工作虽然解决了基本生计问题，但远不是他想要的归宿。
在此期间，李立三多次给党中央写信，表达回国参加抗战的强烈愿望。每一封信都饱含对祖国、对党的深厚感情，但这些信件都没能到达党中央的手中。
1941年，苏联卫国战争爆发，作为一名普通居民的李立三参与了挖掘战壕和防空警戒的工作。战争最紧张的时期，他还随出版社机关撤退到恩格斯城避难。在那段物资极度匮乏的岁月里，他不得不每年到莫斯科郊外种植马铃薯维持生计。
1945年6月，一个难得的机会出现了。当时正在莫斯科参加苏联科学院纪念大会的郭沫若，成为了李立三与祖国联系的重要纽带。李立三三次拜访郭沫若，除了长谈往事，还请他对自己翻译的作品提出意见。
在郭沫若启程回国前，李立三托付他向党中央转交一封信，请求党中央与苏联方面交涉，为他回国创造条件。这封信承载着李立三对祖国的全部期望，也标志着他为重返祖国作出的又一次努力。
这段时期的李立三，虽然身处异国他乡，但始终没有放弃回国的希望。他通过各种途径表达归国意愿，用实际行动证明自己对党的忠诚。即便在最艰难的时刻，他依然坚持翻译工作，为传播进步文化作出贡献。
重获信任 凯旋归国建功就在李立三通过郭沫若向党中央传达归国愿望的同时，在延安，一场重要的会议正在进行。1945年4月至6月，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隆重召开。
在这次具有历史转折意义的大会上，发生了一件令人瞩目的事情。李富春代替远在莫斯科的李立三填写了代表登记表，毛泽东亲自向与会代表做工作。尽管李立三本人并未出席会议，大会依然选举他为中共第七届中央委员。
1945年8月，一个转机出现了。苏联对外联络部的工作人员找到李立三，告知他可以为回国做准备。为了让他更好地了解国内形势，工作人员让他开始阅读中国的报纸。在这些报纸中，李立三读到了《论联合政府》，知晓了中共七大召开的消息。
1945年12月31日，一场改变命运的会面在除夕之夜展开。当莫斯科的人们正在欢度新年时，苏共中央联络部突然召见了李立三。部长潘友新和两位干部以前所未有的热情接待了他，告知他已当选为中共第七届中央委员，并且正式批准他回国。
当晚11点，这个振奋人心的消息传到了李立三家中。这位饱经磨难的革命者立即将这一喜讯告诉了妻子李莎。新年伊始，李立三马不停蹄地开始准备回国事宜。
1946年1月16日，李立三和杨至诚、袁牧之一起登上了西伯利亚大铁路的火车。列车穿越广袤的西伯利亚平原，最终抵达海参崴。在那里，他们换乘苏联军用飞机，终于踏上了阔别已久的祖国土地。
回国后的李立三立即投入到东北解放事业中。他先后担任了东北三人小组中共方面负责人和林彪代表、东北军区对外联络部部长和东北局敌工部部长、中共中央东北局城市工作部部长等重要职务。
